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

论文首先介绍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阐述文化记忆理论与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理论之间的渊源关系。作者着重描述文化记忆理论对记忆研究的扩充和提升,认为文化记忆理论对如何解释和解决有争议的历史,分清历史书写与集体记忆之间的关系具有指导作用,并以德国学界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屠杀等话题的讨论作为例子,分析文化记忆理论的现实意义。

扬·阿斯曼文化记忆理论探微

近年来,文化记忆的概念及其载体的研究成为学界热议的话题。“文化记忆”最初由德国文化学家扬·阿斯曼提出,他将记忆话语拉入文化研究的理论框架,从人类记忆的外在维度表述记忆的文化与认同功能,并在此基础上系统地阐释文化记忆的建构理论。为厘清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概念,拟从空间维度与时间维度检视文化记忆的理论内涵,不仅展现了文化记忆所蕴含的深厚时空,见证文化记忆“空间上永不枯竭的视觉爆发力”与“时间上不会减弱的持续能力”,阐释文化记忆于时空穿梭之中的治愈力;同时,以文化记忆的空间重归与时间重构为切入点,勾画出文化记忆时空建构的动态过程,破解记忆的意义符码,以此探微文化记忆理论的实质与意义。

交界区逸搏—夺获二联律伴阿斯曼现象

患者女性,62岁。因心悸、胸闷、头晕八年,晕厥二次,以冠心病,心律失常收治。入院后心电图（附图）Ⅱ导联,窦性P波,频率80—83次/min（P-P间歇0.75s,和0.72s）,夹有QRS波者P—P间歇较不夹有QRS波者为短,呈室性时相性窦性心律不齐,多数P波与QRS波无关,为高度房室传导阻滞。其中R2、4、6为窦P下传,心室夺获,P—R间期0.12s,R4、6与R2

用卡拉加斯烧结矿和阿斯曼矿生产锰硅合金的中试试验比较研究

在150kW中试矿热炉(SAF)中,通过三次试验研究了锰硅合金的生产。其中两次试验是以卡拉加斯烧结矿为原料,第三次试验是以质量比为40/60的卡拉加斯烧结矿和阿斯曼矿混合物为原料。前两次试验生产的合金中Si含量低于阿斯曼矿石与卡拉加斯烧结矿混合物生产的合金中Si含量。锰原料的熔化性能测试结果表明,烧结矿比阿斯曼矿石的熔化温度低,烧结矿有助于生产低硅合金。

古埃及神谕研究(公元前3000年至前1550年)——基于原始文献与文化记忆理论的双重考略

神谕仪式是一种普遍存在于早期人类文明的宗教活动。然而,直至古埃及文明诞生约1500年后的新王国时期才出现有关神谕仪式的直接记录。新王国的神谕仪式所呈现出的高度完善化且制度化特征,引发了学术界对古埃及神谕起源的争论。新王国以前的文献史料能够反映神谕实践的部分表征,但不能作为证明神谕存在的直接证据,须辩证看待。早期神权与王权观念决定了神谕在当时属于“隐性文化”,故未被主流叙事所记录。阿蒙神崇拜的兴起、仪式时空单元的构建以及神权与王权观念的演变最终导致神谕由“隐性文化”转变成为“显性文化”。

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读扬·阿斯曼《文化记忆》

近几十年来,集体记忆理论在国内外学界被广泛探讨。其中,记忆与认同的关系一直是备受关注的主题。在《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一书中,扬·阿斯曼阐发了他与夫人阿莱达·阿斯曼共同开创的文化记忆理论,并结合对人类早期社会的实例研究论述了文化记忆与群体身份认同的关系。一、文化记忆:集体记忆的文化之维1920年代,西方记忆研究发生了一次重要转向。在此之前,关于记忆的研究主要着眼于个体的生理性维度。

从文化记忆理论谈起——试析文论的传播与移植

理论的产生及同文化语境中的传播与异文化语境中的移植涉及作为背景的时间(历史)因素和空间(地域或文化)因素,提出者、传播者和接受者的学科因素,理论本身的结构特点和传播方式,更涉及理论的应用对象的需求。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德国学者杨.阿斯曼提出文化记忆理论,考察该理论酝酿、产生、传播和在中国的移植过程,借此反观中国文论走出去,能从中发现一些有益的思路。

文化记忆与国家认同研究——以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为例

一个集体、一个民族的凝聚力总是因文化而聚集。我们的自我身份总是在文化记忆中生成的。正是通过对一个分享的过去的记忆,"我们"彼此联系在一起。"我"和"我们"的身份由那些彼此分享的经验和文化记忆所界定。记忆不只是保持信息的手段,它是一种能够形成文化身份的势与力,它使拥有某种文化记忆的人、群体和民族能创造性地应对日常挑战和变化。文化记忆是建立个体和集体身份认同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也是文化创新和文化再生产的场所。

超越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二元对立——对“集体记忆”概念的反思

自哈布瓦赫提出“集体记忆”概念后,关于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的关系问题一直充满争议。文学之所以无法回避这个问题,乃是因为文学恰好是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相遇的典型场域。有趣的是,在两种有代表性的对集体记忆概念的质疑中,双方的立场和观点正好相反:保罗·康纳顿认为,哈布瓦赫只是将集体视作制约个体记忆的框架,而非记忆主体;而桑塔格等则指责集体记忆概念忽视了个体记忆的差别,有社会决定论倾向。但吊诡的是,双方都持有集体与个体的二元论,具有本质主义的倾向,即忽视了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的相互渗透和交融。

历史文化:当代德国史学理论的一个范畴

历史文化是20世纪90年代在德国史学理论界出现的一个概念范畴,它考量的是历史和历史思考在当代人类实践生活中具有的地位和意义。约恩?吕森通过对历史文化的引入,探讨了由历史意识和历史记忆分别而来的在专业领域和社会生活中对历史研究的当代思考,力图整体性地考察"历史"在"当下"的意义。由此彰显了吕森和扬?阿斯曼在历史记忆中对历史意义的不同立场。由"历史文化"这个思想范畴我们能够窥见当代德国史学理论进展的一个面相。

文化记忆理论视域中的犹太传统——兼论上海犹太难民自传的记忆结构

自古以来,犹太人将上帝的记忆指令内化为个人的记忆义务。记忆为犹太人维系身份和延续文化提供有力保障,使之在几千年的流散岁月中“流而不散、流而不灭”。这其实要归功于他们很早就发展出的一套有效的记忆机制,其中涉及对民族具有奠基意义和规范定型作用的文化记忆以及传承它所需的记忆术。本文尝试在文化记忆理论的关照下,探讨犹太文化记忆的内涵、产生、传承和再生产,并结合论述上海犹太难民自传的记忆结构来揭示犹太文化记忆机制的基本原理和文化意义。

“2003·建筑师高峰研讨会暨《建筑师》启用期刊号首发新闻发布会”圆满结束

新闻简讯 11月6-8日(周四-周六),在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举行的“2003·建筑师高峰研讨会暨《建筑师》启用期刊号首发新闻发布会”圆满落下了帷幕,此次活动由《建筑师》杂志社主办,活动版块包括新闻发布会、专业展览以及大型学术讲座。

《中国医生》:全民记忆的激活、表述与认同形塑

20世纪80年代,扬·阿斯曼与阿莱达·阿斯曼夫妇首次提出了“文化记忆”的概念,并认为“‘文化记忆’所涉及的是人类记忆的一个外在维度。”由于人脑的有限性,人类记忆不可能承载所有的信息,因此只有将记忆转移至“外部存储系统”中才能得以延续与传承。然而,并非所有的过去与经历都有机会得以留存,“只有具有重要意义的过去才会被回忆,而只有被回忆的过去才具有重要意义。”归根结底,文化记忆所感兴趣的是“为什么记忆”及“怎样记忆”的问题。置身于后疫情时代的今天,故事影片《中国医生》的上映具有了不可忽视的意义:将全民共同的抗击新冠疫情经历以影像化的形式凝聚为“共同体的记忆”,并通过阐释、传播、分享与评论的作用建构起一种共享的过去,引导着人们对电影的接受,继而实现弘扬主旋律,书写抗疫精神的价值旨归。

2020陕西春晚中的文化记忆建构与传承浅析

2020陕西广播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在春节这个节点,以陕西为广播电视台为传播媒介,建构传承了独具特色的陕西文化记忆。“文化记忆”理论是德国学者扬·阿斯曼(Jan Assmann)在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之后提出的,其中强调了媒介对集体记忆的重要影响,而春晚则是文化记忆的典型建构与传承者,是陕西文化记忆重要的塑造者与见证者。本文以文化记忆的功用性为分析视角,从传统与现代的结合、陕西特色的挖掘以及成长历程的总结这三个方面入手,具体探究2020陕西春晚的策划编排对陕西文化记忆的构建与传承,进而寻找2020陕西春晚的文化传承意义以及时代意义。

别人家的电视

扬·阿斯曼将人类记忆分为四个维度,其中包括“物的记忆”。这便是一篇有关“物的记忆”的小说,该作以“电视”为记忆承载物,讲述了一个北方村庄的往事,随之而展现了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巨大而深刻的时代变迁,以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人们的淳朴情感与乡村日常。

从口述到文字:文化记忆研究的视角转换

口述与文字在传统史观中是一个对张的存在。口述史料由于其不稳定性等特征,相比于传统档案一直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不过,口述史具有独特的优势,例如凸显了人的生命性和主体性特征。但口述史料也有局限性,从口述到文字的视角转换,人类的存储记忆变得丰富起来,人性培育的文化存储空间扩大。扬·阿斯曼认为人类留存的文字符号是探究文化深层意识的主流方法,大部分“真相”留存于以文字等符号为载体的文化记忆中,主要功能是给社会提供基本价值。转向文字的记忆研究路径,除了弥补口述史方法的局限外,还在于帮助我们应对变动不居的社会,通过探索历史的深处,寻求文化发展的动力,这是文化记忆研究的建设意义。

文化记忆:兴起逻辑、基本维度和媒介制约

文化记忆理论的兴起既是记忆理论自身发展的逻辑必然,更是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学术应答,以"线性时间观"为中轴的现代社会造成了传统断裂等一系列问题,文化记忆理论的兴起是解答这些问题的理论尝试之一。正是在此语境下,扬·阿斯曼和阿莱达·阿斯曼致力于文化记忆理论研究,从时间、功能、建构、媒介和权力等五个维度阐释了文化记忆理论,将记忆理论由个体记忆经集体记忆、社会记忆发展到文化记忆。文化记忆是通过媒介实现的,从某个角度说,文化记忆史就是文化记忆的媒介史,阿斯曼夫妇从媒介载体、媒介传播机构、媒介技术等不同角度分析了文化记忆的媒介以及这些媒介的变迁对文化记忆的影响。

文化记忆与文化遗忘的重新界定

数十年来,当代文化记忆研究在持续产生大量成果的同时,也因为核心概念的术语铺陈和语义过载而饱受诟病。本文以问题为导向,在批判式细读和历时性比较的基础上,对洛特曼式和阿斯曼式文化记忆研究范式进行了一些必要的理论调整,并从几个关键侧面对文化记忆与文化遗忘的概念与分类进行重新界定,为文化记忆与遗忘机制的研究提供新的参考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