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崛起的东方马克思主义:阿罕默德的激进文化研究

阿吉兹·阿罕默德关注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激进文化研究的两次转向:第一次是用文化民族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并把第三世界文化作为可以对抗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本真存在,但忽视了宗教与文化混同后可能存在的保守主义倾向;第二次是在第三世界国家革命形象幻灭之后,又转向了后结构主义,其中代表性的后殖民理论把自身阐释为一种普遍性的存在状态。在反思这两次转向的基础上,阿罕默德呼吁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回归与再出发。

“詹姆逊-阿罕默德论争”再讨论

阿罕默德于1987年发表文章对詹姆逊的"民族寓言"概念做出激烈和全面的批判,由此开启了所谓"詹姆逊-阿罕默德论争",该论争的历史不仅涉及对詹姆逊思想、第三世界政治和文学等方面的理解,且在学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甚至造成了现实政治的转向。通过对詹姆逊2019年的新作《寓言与意识形态》及这一论争史中重要文本的再讨论可知,这一论争的不可调和性就埋藏在其缘起之中,而上述副作用则成了历史的遗憾。

超越“后殖民”的“第三世界”文化共同体——论阿吉兹·阿罕默德的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观

阿吉兹·阿罕默德以“第三世界”为起点,借用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理论、阶级斗争理论和社会主义思想对后殖民理论进行了批判。他把“第三世界”界定成一个保留了“阶级之民族性”、实践着社会主义文化与“第一世界”发达资本主义文化相对立的文化共同体。在构思“第三世界”文化大团结的过程中,阿罕默德还重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客观决定性”、分析了马克思对殖民主义和印度的论述,并就马克思对阶级和民族性的认识提出了新的看法。阿罕默德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渗透着“第三世界”意味,他的“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批判,能够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镜像中的第三世界文学及其反叛

杰姆逊与阿罕默德在1980年代关于民族寓言的经典争论,其实质是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学派和阿尔都塞学派的内部争论,但同时也卷入了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文化对抗之中。在第三世界失去时效性的当下,杰姆逊在立足于资本全球化的多结构理解下继续深化其寓言理论的乌托邦内涵,阿罕默德则通过这场辩论提出了一种超越民族寓言的非等级合作的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