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立普斯:朱光潜与阿部次郎对移情说的接受和解读

移情说在日本和中国广为传播,得到了各种各样的阐释和发挥,而阿部次郎和朱光潜是其中的两个重要代表人物。两人之间有大量问题值得研究:一来,朱光潜之前的美学家如吕瀓、范寿康等主要是基于阿部次郎的编译来介绍移情说的;二来,阿部次郎与朱光潜在一些关键点上有较大的分歧。将阿部次郎与朱光潜对移情说的接受进行比较,意义是多方面的:它既与移情说在中国的译介史密切相关,也能够加深我们对朱光潜那近乎经典化的解读方式的理解。

“人格主义”与阿部次郎的德川文艺分析

日本现代哲学家、文学家阿部次郎在《人格主义》一书中最早建构了“人格主义”理论,并在《德川时代的艺术与社会》一书中,运用于人格主义理论对日本“町人”(工商业者阶层)的伦理人格与审美人格及其矛盾做了细致分析,从町人遭受压迫而扭曲的人格中,在貌似病态的艺术形式中现出顽强生命力与创作力。他肯定了町人在自由的审美王国中对人格建构的不懈追求,确认了德川文艺中的“色道”与“情欲生活的美学化”之于人格建构的作用,从而在价值论与方法论上初步形成了以人格建构为宗旨、以审美价值为中心的人格主义伦理批评与人格主义文艺美学,至今仍不失启发性与参考价值。

试论阿部次郎的文化思想

阿部次郎是日本著名的阿部日本文化研究所的创建者。他作为哲学家、美学家和评论家,以西洋哲学为基础研究日本文化,唤起了人们对于日本文化的深刻反省。他作为日本大正时期的文化和教养主义的代表,在大正和昭和这两个时期内对日本文化思想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此,研究阿部次郎的思想对研究日本文化思想就具有了重要的意义。

人格主义与移情美学——阿部次郎的美学思想探究

阿部次郎因哲学性散文《三太郎的日记》而得名。在日本大正时代,他是'教养主义'的代表,备受人们爱戴。他横跨东西方广泛地吸收文化的给养,对生活保持真诚的同时,也在文化的多样性与自我归属的认同之间徘徊。写于1917年的《美学》是对西奥多·利普斯的'移情美学'的摘译。利普斯以心理学上的原理'移情(感情移入)'为基础发展了他的哲学。阿部主要从利普斯的《美学》、《伦理学》以及《心理学原论》中吸收了其美学的精华。他高度赞扬利普斯的人格,之后出版的《人格主义》就是一本以利普斯的伦理学为基础、涉及当时政治问题的著作。尽管阿部拥有广博而深远的美学知识,但是他却没能完成自我美学体系的建构。这是因为'移情美学'并不是一个可以被替代的、相对的理论,而是一种建立在'人格主义'基础上的完整的世界观,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性。他将自己的美学立足点称作'内发的美学',这种思想包含了审美体验、审美表现、审美解释以及文化哲学,但是'移情'依然在他的系统中占据着中心的位置。

中日学者对移情说伦理之维的接受——考证及启示

移情说是一个包罗极广的理论,而在中日两国,如今主要以其美学面向为人所知。但移情说的伦理面向也曾在中日现代学术史上留下印记。阿部次郎基于移情说,创立了人格主义,是其中著例。此外,和辻哲郎、三藤藤作等日本学者亦对移情与伦理的关联有所论述和发挥。在中国,杨昌济、陈望道、吕澂、范寿康等受阿部次郎影响,也突出了这一面,蔡元培则将此融入其美育观。文艺与伦理的关联已引起当代学界的关注,回顾中日学术的这段历史对今人也有所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