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钦斯坦论科学猜想

猜想是科学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而在评价一个猜想的时候,总是离不开对证据的考察。阿钦斯坦在他的证据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关于科学猜想的实用主义方案:猜想的主要功能是说明和解决现实的问题,根据不同的目的引入猜想是允许的,但是在评价猜想的时候,不仅要考虑认识论的标准,还要重视实用的标准。总的来说,可以把阿钦斯坦所给出的四个证据定义作为评价猜想的工具,并且阿钦斯坦的方案和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是一致的。

探析“绿蓝悖论”的三种解悖方案

继休谟(David Hume)的“旧归纳之谜”后,古德曼(Nelson Goodman)在其著作《事实、虚构和预测》(1955年)中提出的“新归纳之谜”,即“绿蓝–蓝绿悖论”(简称“绿蓝悖论”),在西方哲学界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关于“绿蓝悖论”的解悖方案层出不穷,有语言论方案、科学方法论方案等等。其中古德曼、阿钦斯坦(Peter Achinstein)以及范式模型的解悖方案采取不同的研究路径,且在众多解悖方案中比较具有代表性。文章通过对这三种不同解悖方案的分析探讨,进一步探究了“绿蓝悖论”解决的可能性。

绿蓝悖论和证据定义的困境

绿蓝悖论是检验证据理论的一块试金石,而阿钦斯坦(Peter Achinstein)是一个致力于建构系统的证据理论并且先后提出了两个关于绿蓝悖论解决方案的学者。他早期追随卡尔纳普的研究纲领,认为产生绿蓝悖论的原因是因为"绿蓝"是一个时态谓词。这种解悖方案比较有代表性,耶和科尔(Gal Yehezkel)在2016年提出的解悖方案也属于这个研究路径。但是阿钦斯坦后来承认早期的解悖论方案是失败的,并且从证据理论的角度提出了一个新的解悖方案,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绿蓝"的析取性质对提取证据的选择程序提出了特殊的要求。这种研究范式的转变反映了证据理论的一个困境:证据定义总是不充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