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出沉默国民的魂灵与悲剧——论《阿Q正传》的连环画改编

鲁迅的《阿Q正传》自发表以来,先后被改编成10余种版本连环画。小说原著主要由阿Q的生活片段连缀而成,缺少完整的故事情节和贯穿前后的中心线索,这对于以故事性和通俗化见长的连环画而言,既增加了改编的难度,也带来了一定的开放性。不同时代语境下的改编者在尊重原著精神的基础上,按照生活经验和艺术规律进行了再创造,用不同的艺术方式以图释文,为沉默的国民塑形,再现了旧中国底层民众不幸与不争的悲剧,描绘了旧时代沉滞的乡村图景,对于原著的大众传播和经典生成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语料库的《阿Q正传》两英译本翻译风格之译者行为批评

本文基于自建的《阿Q正传》原文本与华人离散译者王际真英译本、英语母语译者威廉·莱尔英译本的平行语料库,以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为依据,以计量风格学和语料库翻译学的相关风格分析参数为参照,从词汇、句法和语篇三个层面对比分析了上述两英译本的翻译风格。研究发现,在“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观照下,王译本更偏向于“求真”,而莱尔译本则更注重“务实”。两译本呈现的不同翻译风格和译者行为与译者所处的社会语境、译介动机和文化身份存在关联性。

鲁迅小说《阿Q正传》的英译选词与人物心理刻画

从语言学和语用学视角探讨不同语境、语篇关联下精妙选词的深层翻译问题。通过对杨宪益、戴乃迭英译《阿Q正传》译词的细腻多维分析,说明文学翻译的译词选择与作品人物心理机制建构的密切关系及其语言、文化、社会意义。杨宪益、戴乃迭颇具文学韵味和美学价值的精湛译词是深度解读小说主题思想的重要切入点,也是沟通作者、小说人物、译者和读者心灵的纽带,聚焦阿Q精神胜利法之深层心理实质及社会、时代意蕴,立体再现小说主角特异性格和心理特征,生动刻画丰满典型的人物形象,留给读者更多联想和张力解读空间,展示主人公人性弱点的同时,深度再现了作者对封建社会意识形态、旧中国社会弊病的揭露与批判。

由“胜败”之辩,到胜利之探——《阿Q正传(节选)》第二课时品鉴

设计“化身阿Q的你如何赢取真正胜利”的活动情境,引导学生重点把握“精神胜利”的表现、原因和后果,在理解精神胜利法内涵的基础上对比明确真正胜利的表现和前提。让学生在“真正胜利”和“精神胜利”的比较中,更清楚地意识到鲁迅思想启蒙的意义所在,并进一步认识到阿Q要想取得真正胜利不能局限于思想启蒙,归根结底要实现经济独立。

画龙点睛,辉映全篇——浅谈《阿Q正传》的标点艺术

标点符号不仅是辅助文字、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在某些语境下,标点符号甚至可以画龙点睛,起到单纯用文字无法达到的表达效果。《阿Q正传》作为教材经典选文,无论是言语组织上还是标点使用上,皆可作为母语学习的范本。从标点切入重温经典,可以增强学生对标点的赏析能力,提升其准确使用标点符号的意识。

发现“讽刺”与“类型”:周作人论《阿Q正传》

在《阿Q正传》诞生初期的阐释史上,周作人写作的同题评论文章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导向作用,成为推动鲁迅小说“经典化”的关键环节。面对“索引癖”式的接受语境对于文本的误解,周作人以舶来的知识系统为“讽刺”之概念正名,将它从晚清以降文坛的污名化理解中打捞出来,并且以之为契机从观念上撬动层年累月塑造的文类习见与文学成规。周作人对讽刺中“类型描写”的概括则开辟了文学典型性的论域,使得《阿Q正传》能够摆脱驱遣一己私意的指摘,创造出一条具备强大公共效力,凝聚时代共名的意义路径。在这种分析思路的干预下,读者能够从作品中看取与“五四”初期纯粹生命主体不同的社会性主体形象,后者以“复数”而非“单体”的形式出现。“阿Q”的典型性不仅意味着它是一个指涉中国社会“真实性”的文化能指,更在于知识者围绕此一形象的思想阐释,能够激发出改变现实的“方向性”力量。

《阿Q正传》中方言词的对比分析研究:语义场的认知语言学视角

本文以鲁迅的经典小说《阿Q正传》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比分析梁社乾和蓝诗玲两个版本的翻译,从方言词的角度出发,运用认知语言学的视角探讨语义场的变化。本研究揭示了不同版本在方言词翻译上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对于文本的意义构建和文化传达所产生的影响。蓝诗玲的务实翻译更忠实于原文的方言词,而梁社乾的译本则更注重向西方读者传达理解,其中舍去了原词的文化特色。通过深入探讨语义场的转变,本研究拓展了翻译理论的应用,同时也丰富了我们对语言、文化和认知之间的关系的理解。

受辱与御辱——以三个问题撬动《阿Q正传》教学

统编教材节选《阿Q正传》的第二章《优胜记略》和第三章《续优胜记略》的核心内容就是“精神胜利法”。“精神胜利法”是阿Q应对侮辱的法宝,鲁迅先生想通过“精神胜利法”来“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以此揭露国民的“劣根性”,达到思想启蒙的目的。本文围绕“精神胜利法”这个核心,重点探讨“受辱和御辱”这一教学重点,以三个问题引导学生开展研习活动。

论《阿Q正传》中“未庄”“县城”空间对小说叙事的建构

空间是人物形象的生成及表现场所,一定程度上影响并决定人物的思维习惯、行为标准。在《阿Q正传》中鲁迅设置了两个重要的空间:“县城”和“未庄”,阿Q的思维习惯、行为标准都是在“县城”和“未庄”的互动下发生的,“未庄”和“县城”的存在促使阿Q在内的未庄人展开行动,彰显了阿Q与空间环境的密切联系。空间意象“县城”“未庄”是《阿Q正传》的叙事动力和核心,在建构小说叙事内容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论《阿Q正传》

鲁迅希望读者由阿Q悟到“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但究竟哪些特质是在“写一切人”,学界却无正面清晰的回答。本文试图指出,“以社会的因袭的惯例为其意志”,以及精神胜利法中的自欺、遗忘,是阿Q与不同时空中的读者的关联点。阿Q画圆既是他得名的原因,也隐喻受教育和书写的重要,及将自我对象化、“二而一”的可能。《阿Q正传》真正完成了阿Q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自我书写,给后世读者以看到“写自己”的镜子,由此而看到一切人,并开出反省的路,才是回应鲁迅本心。

“成了当今阿Q的标准造像”——论赵延年的《阿Q正传》木刻连环画

赵延年作为中国版画界的一座高峰,永远值得被敬仰和被研究。赵延年的《阿Q正传》木刻连环画是中国版画发展史上不可多得的精品。他精心为阿Q等人物造像,循着小说文本阿Q命运线索构想情节,形象地再现了鲁迅小说所关注的国民性弱点。在光与影、远与近、虚与实等方面,赵延年呈现出其解读文本的精益求精。在其重刻的11幅版画中,通过人物位置、画幅结构、人物拉近的更改,赵延年努力更准确地艺术再现鲁迅小说的思想和魅力。赵延年《阿Q正传》木刻连环画呈现出独具个性、富有力度的阳刚之美,塑造了瘦削、执拗、愚昧、卑劣的阿Q经典形象,达到了现实主义版画创作的高峰。

《阿Q正传》三次全文入选中学语文课本考释

《阿Q正传》是百年语文课本中的经典,却多以节选的形式出现,全文入选仅有三次。1932年高语罕编《国文评选》和1960年九年一贯制语文试用课本的两次入选,因课本使用面小和使用期短而未能产生影响,20世纪末的第三次全文入选高中语文课本使这部作品得到广泛传播,世纪之交数亿高中生经教师指导阅读过这部经典名著。前两次入选有意淡化文学本体价值,强调社会人生导引和思想政治教育,第三次入选努力“回归鲁迅”“回归文学”“回归语文”,凸显文学和语文本体特性。《阿Q正传》三次全文入选中学语文课本的探索是新世纪“群文阅读”和整本书阅读改革的“先声”,给当下语文教育改革以启示。

作为经典的《阿Q正传》——从文化维度看《阿Q正传》经典性之生成

小说经典性的生成,除要在文学共通性、艺术通感性上获得认同外,还需要在文化共通性上获得普遍的认可、认同和接受。尽管文化的观念和形态有所不同,但在人性的层面上,小说表现人性的复杂性,尤其是描写人性的弱点和变异(异化)的种种情态,就往往能够获得普遍的文化认同和接受,进而促成经典性的生成。正是在文化维度和层面上,鲁迅的《阿Q正传》创作,完成了经典性生成的全过程,具有恒久的价值和意义。

韦努蒂异化论理论下《阿Q正传》日译本分析

文章借助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理论分析《阿Q正传》竹内好译本与藤井省三译本的翻译特点。通过对这两个日译本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藤井与竹内都对《阿Q正传》中的中国文化采取了尊重的态度,保留了原作的文化韵味;此外,译者在翻译称呼、骂言、四字词语以及惯用语时充分运用了异化策略,生动地突出了《阿Q正传》中汉语的语言特色。本文通过分析《阿Q正传》的日译文本翻译特征,以便为《阿Q正传》日译本的解读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并为将来文学作品的日本外宣提供一定借鉴。

从改造国民的精神到精神的自我改造--论《阿Q正传》的精神胜利法

《阿Q正传》对精神胜利法的否定反映出知识分子对改造国民精神工程的怀疑与动摇,体现出启蒙落潮后的精神危机。鲁迅用小说的方式回应这场精神危机,他让本无闻乡间的阿Q成为一时瞩目的被砍头者,然而对阿Q“假革命”的揭示也预示了知识分子继续寻求“真出路”的努力。对出路的重新探索彰显了知识分子从改造国民的精神到精神的自我改造的心向转变,也体现出中国思想界从启蒙主义的自我认识过渡到富有革命精神的社会干预阶段转向。主题的变化导致文本结构和叙事策略的改变,鲁迅用精神胜利法的概括性弥合启蒙与被启蒙的界限,故而削弱了“看与被看”的平衡结构;为凸显对寻求出路的渴望,营造出“打破团圆”的召唤结构。《阿Q正传》发表百年之际,回顾知识分子从“改造国民精神”到“精神自我改造”的变化轨迹,不仅有助于理解当时知识分子的心态和思想界的变动,也有助于今天人文精神的复归。

“笺注”作为鲁迅小说批评新范式--论黄乔生《〈阿Q正传〉笺注》的示范性、方法论及其学术性

《〈阿Q正传〉笺注》作为专门注本,指明了阅读鲁迅作品中尚存的“误读”现状与某种程度上问题意识的缺乏,具有高度的学术价值,同时也起到了查漏补缺、降低阅读门槛的普及等作用,证明了笺注作为鲁迅小说研究范式的必要与意义。其“以鲁注鲁”的方法和“俱收并蓄”的视野,以“回到鲁迅的本意”为基准,确保了注释的准确性及整体性,扩展了笺注的知识性与趣味性。这种以“笺注”方式进行鲁迅小说阐释评论的独特文学批评,呈现出阐释的贴切、对话的多元与批评的自觉等特征,实践出了一种具有高度学术理论价值与方法论意义的批评范式。

深度阅读《阿Q正传(节选)》路径探寻

鲁迅先生的名作《阿Q正传(节选)》是统编版选择性必修下册第二单元的一篇教读课文。该单元对接的学习任务群是现当代作家作品研习,学习目标与内容有“精读代表性作家作品,把握其精神内涵与艺术价值”。鲁迅的《阿Q正传》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是当之无愧的代表性作家作品,其精神内容和艺术价值的把握,则需要教师引导学生在相应的学习任务中选择合适的路径进行多方探寻。

从认知隐喻视角看汉语成语的翻译——以《阿Q正传》英译本为例

汉语成语被誉为语言的精华,它形式简练却寓意深刻,生动鲜明并彰显文采,但这也成为了汉语成语翻译的一大难点。本文从认知隐喻视角出发,对《阿Q正传》两个英译本中的汉语成语进行了研究,认为《阿Q正传》中的成语大体可分为非隐喻性成语和隐喻性成语。运用SDL Trados Studio2019软件建立《阿Q正传》两个译本的双语平行语料库并进行分析,发现二位译者在面对非隐喻性成语时,都使用直译的翻译策略,但在词汇的选择和语法形式的选用上有所不同;在面对隐喻性成语时,大都采用意译的翻译策略,但在具体意译的运用上又有所差别,可分为部分意译以及直译加意译。

互文性视域下的教材组元教学——以选择性必修下册第二单元《阿Q正传》《边城》教学为例

互文性理论提倡通过文本互涉、文本互证勾连起更大的阅读和思考空间,这与新课改的诉求不谋而合。以统编教材必修下册第二单元为例,该单元选入《阿Q正传(节选)》和《边城(节选)》这两篇小说,并将之整合为一课。在互文性视域下,教师设计组元阅读教学任务,将两课通过“国民性观察的不同视角和相同诉求”的主题关联阅读,《阿Q正传》呈现了现代文学史上对国民性观察的直击视角,而《边城》另辟蹊径地补充了国民性观察的另一维度。通过文本互涉,教师不仅能够完成单元研习任务,还能够推动学生在多文本关联中提高鉴赏文学文本的能力,发展核心素养。

打通文化视域,探求时代共性——《装在套子里的人》与《阿Q正传》跨单元联读

孙绍振先生指出:“以脱离语文素养的假设性‘大概念’,对多个文本‘整合’,其结果是抽去了文本的特殊生命,代之大而内涵空的抽象概念。”呼唤教学设计对“文本篇性”的充分关注,以免落入形式化“群文阅读”的窠臼。因此,教师有必要找到“群文阅读”与“单篇教学”之间的平衡点,在进行大单元文本整合时,可适当打破传统的单元组元壁垒,在对文本价值点进行有效统整的基础上,实现更立体多元、更具深度和创造性的教学研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