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日据时期的“阿Q”——以金史良的《Q伯爵》为中心

日据时期的朝鲜作家金史良曾受同时代中国作家鲁迅的影响,并由此创作了《Q伯爵》。金史良《Q伯爵》中“Q伯爵”的原型正是源于鲁迅《阿Q正传》中的“阿Q”,这部作品是对《阿Q正传》加以改造与重塑的一部杰作。“Q伯爵”与“阿Q”在时代背景、身份、性格等方面具有高度相似性,同时,在人物形象等方面又存在着一定差异。其原因可以从时代背景、作家对人物赋予的期待以及与其他人物之间的关系等三个方面得到解释。

画出沉默国民的魂灵与悲剧——论《阿Q正传》的连环画改编

鲁迅的《阿Q正传》自发表以来,先后被改编成10余种版本连环画。小说原著主要由阿Q的生活片段连缀而成,缺少完整的故事情节和贯穿前后的中心线索,这对于以故事性和通俗化见长的连环画而言,既增加了改编的难度,也带来了一定的开放性。不同时代语境下的改编者在尊重原著精神的基础上,按照生活经验和艺术规律进行了再创造,用不同的艺术方式以图释文,为沉默的国民塑形,再现了旧中国底层民众不幸与不争的悲剧,描绘了旧时代沉滞的乡村图景,对于原著的大众传播和经典生成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语料库的《阿Q正传》两英译本翻译风格之译者行为批评

本文基于自建的《阿Q正传》原文本与华人离散译者王际真英译本、英语母语译者威廉·莱尔英译本的平行语料库,以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为依据,以计量风格学和语料库翻译学的相关风格分析参数为参照,从词汇、句法和语篇三个层面对比分析了上述两英译本的翻译风格。研究发现,在“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观照下,王译本更偏向于“求真”,而莱尔译本则更注重“务实”。两译本呈现的不同翻译风格和译者行为与译者所处的社会语境、译介动机和文化身份存在关联性。

鲁迅小说《阿Q正传》的英译选词与人物心理刻画

从语言学和语用学视角探讨不同语境、语篇关联下精妙选词的深层翻译问题。通过对杨宪益、戴乃迭英译《阿Q正传》译词的细腻多维分析,说明文学翻译的译词选择与作品人物心理机制建构的密切关系及其语言、文化、社会意义。杨宪益、戴乃迭颇具文学韵味和美学价值的精湛译词是深度解读小说主题思想的重要切入点,也是沟通作者、小说人物、译者和读者心灵的纽带,聚焦阿Q精神胜利法之深层心理实质及社会、时代意蕴,立体再现小说主角特异性格和心理特征,生动刻画丰满典型的人物形象,留给读者更多联想和张力解读空间,展示主人公人性弱点的同时,深度再现了作者对封建社会意识形态、旧中国社会弊病的揭露与批判。

由“胜败”之辩,到胜利之探——《阿Q正传(节选)》第二课时品鉴

设计“化身阿Q的你如何赢取真正胜利”的活动情境,引导学生重点把握“精神胜利”的表现、原因和后果,在理解精神胜利法内涵的基础上对比明确真正胜利的表现和前提。让学生在“真正胜利”和“精神胜利”的比较中,更清楚地意识到鲁迅思想启蒙的意义所在,并进一步认识到阿Q要想取得真正胜利不能局限于思想启蒙,归根结底要实现经济独立。

画龙点睛,辉映全篇——浅谈《阿Q正传》的标点艺术

标点符号不仅是辅助文字、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在某些语境下,标点符号甚至可以画龙点睛,起到单纯用文字无法达到的表达效果。《阿Q正传》作为教材经典选文,无论是言语组织上还是标点使用上,皆可作为母语学习的范本。从标点切入重温经典,可以增强学生对标点的赏析能力,提升其准确使用标点符号的意识。

发现“讽刺”与“类型”:周作人论《阿Q正传》

在《阿Q正传》诞生初期的阐释史上,周作人写作的同题评论文章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导向作用,成为推动鲁迅小说“经典化”的关键环节。面对“索引癖”式的接受语境对于文本的误解,周作人以舶来的知识系统为“讽刺”之概念正名,将它从晚清以降文坛的污名化理解中打捞出来,并且以之为契机从观念上撬动层年累月塑造的文类习见与文学成规。周作人对讽刺中“类型描写”的概括则开辟了文学典型性的论域,使得《阿Q正传》能够摆脱驱遣一己私意的指摘,创造出一条具备强大公共效力,凝聚时代共名的意义路径。在这种分析思路的干预下,读者能够从作品中看取与“五四”初期纯粹生命主体不同的社会性主体形象,后者以“复数”而非“单体”的形式出现。“阿Q”的典型性不仅意味着它是一个指涉中国社会“真实性”的文化能指,更在于知识者围绕此一形象的思想阐释,能够激发出改变现实的“方向性”力量。

真“阿Q”与“假洋鬼子”:论《马伯乐》的战时症候

《马伯乐》是萧红的长篇代表作,因独特的讽刺格调而成为抗战文艺的另类,但无疑是20世纪40年代文坛值得打捞的精品。在人物构型上,萧红受到了鲁迅的文学启悟,成功调适了作为时代征象的“阿Q性”和“假洋鬼子性”,由此建构出马伯乐“假洋鬼子阿Q”的形象。在文学特质上,萧红延续以往的日常化角度、絮语式写作和冷静的叙述策略,拟游记体的发明接通了文学与现实世界之联系,为马伯乐形象的铺展提供空间。在创作观念上,萧红立足于流亡体验,在写作中贯穿了另一种“战时生活论”,经由“假洋鬼子阿Q”的发现,调适了“启蒙”与“救亡”的话语背反。因此《马伯乐》同时指向萧红以体验为本的创作观和救亡语境下的启蒙观,可被视为“反抗战文艺的抗战文艺”。

《阿Q正传》中方言词的对比分析研究:语义场的认知语言学视角

本文以鲁迅的经典小说《阿Q正传》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比分析梁社乾和蓝诗玲两个版本的翻译,从方言词的角度出发,运用认知语言学的视角探讨语义场的变化。本研究揭示了不同版本在方言词翻译上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对于文本的意义构建和文化传达所产生的影响。蓝诗玲的务实翻译更忠实于原文的方言词,而梁社乾的译本则更注重向西方读者传达理解,其中舍去了原词的文化特色。通过深入探讨语义场的转变,本研究拓展了翻译理论的应用,同时也丰富了我们对语言、文化和认知之间的关系的理解。

受辱与御辱——以三个问题撬动《阿Q正传》教学

统编教材节选《阿Q正传》的第二章《优胜记略》和第三章《续优胜记略》的核心内容就是“精神胜利法”。“精神胜利法”是阿Q应对侮辱的法宝,鲁迅先生想通过“精神胜利法”来“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以此揭露国民的“劣根性”,达到思想启蒙的目的。本文围绕“精神胜利法”这个核心,重点探讨“受辱和御辱”这一教学重点,以三个问题引导学生开展研习活动。

复调的阿Q:论1940年代阿Q形象再造

1940年代涌现了一些试图重塑阿Q形象的文艺作品,形成了复调的新阿Q形象序列,其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一些左翼精英知识分子试图刻画战时“阿Q相”,以寄托其对战时社会的思索与对国民性的批判;二是自延安整风运动以来,解放区文人将阿Q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和农民翻身翻心联系起来;三是在上海洋场,出现了作为摩登女郎的阿Q,以市民眼光观照都市社会现实与女性困境。阿Q形象的复调呈现是1940年代政治、文化场域中不同话语力量作用的结果,是在新的时代语境下,人们基于各自的立场、观点对鲁迅原作的再创作,体现了阿Q形象“说不尽”的不朽魅力。

论《阿Q正传》中“未庄”“县城”空间对小说叙事的建构

空间是人物形象的生成及表现场所,一定程度上影响并决定人物的思维习惯、行为标准。在《阿Q正传》中鲁迅设置了两个重要的空间:“县城”和“未庄”,阿Q的思维习惯、行为标准都是在“县城”和“未庄”的互动下发生的,“未庄”和“县城”的存在促使阿Q在内的未庄人展开行动,彰显了阿Q与空间环境的密切联系。空间意象“县城”“未庄”是《阿Q正传》的叙事动力和核心,在建构小说叙事内容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论《阿Q正传》

鲁迅希望读者由阿Q悟到“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但究竟哪些特质是在“写一切人”,学界却无正面清晰的回答。本文试图指出,“以社会的因袭的惯例为其意志”,以及精神胜利法中的自欺、遗忘,是阿Q与不同时空中的读者的关联点。阿Q画圆既是他得名的原因,也隐喻受教育和书写的重要,及将自我对象化、“二而一”的可能。《阿Q正传》真正完成了阿Q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自我书写,给后世读者以看到“写自己”的镜子,由此而看到一切人,并开出反省的路,才是回应鲁迅本心。

“成了当今阿Q的标准造像”——论赵延年的《阿Q正传》木刻连环画

赵延年作为中国版画界的一座高峰,永远值得被敬仰和被研究。赵延年的《阿Q正传》木刻连环画是中国版画发展史上不可多得的精品。他精心为阿Q等人物造像,循着小说文本阿Q命运线索构想情节,形象地再现了鲁迅小说所关注的国民性弱点。在光与影、远与近、虚与实等方面,赵延年呈现出其解读文本的精益求精。在其重刻的11幅版画中,通过人物位置、画幅结构、人物拉近的更改,赵延年努力更准确地艺术再现鲁迅小说的思想和魅力。赵延年《阿Q正传》木刻连环画呈现出独具个性、富有力度的阳刚之美,塑造了瘦削、执拗、愚昧、卑劣的阿Q经典形象,达到了现实主义版画创作的高峰。

《阿Q正传》三次全文入选中学语文课本考释

《阿Q正传》是百年语文课本中的经典,却多以节选的形式出现,全文入选仅有三次。1932年高语罕编《国文评选》和1960年九年一贯制语文试用课本的两次入选,因课本使用面小和使用期短而未能产生影响,20世纪末的第三次全文入选高中语文课本使这部作品得到广泛传播,世纪之交数亿高中生经教师指导阅读过这部经典名著。前两次入选有意淡化文学本体价值,强调社会人生导引和思想政治教育,第三次入选努力“回归鲁迅”“回归文学”“回归语文”,凸显文学和语文本体特性。《阿Q正传》三次全文入选中学语文课本的探索是新世纪“群文阅读”和整本书阅读改革的“先声”,给当下语文教育改革以启示。

作为经典的《阿Q正传》——从文化维度看《阿Q正传》经典性之生成

小说经典性的生成,除要在文学共通性、艺术通感性上获得认同外,还需要在文化共通性上获得普遍的认可、认同和接受。尽管文化的观念和形态有所不同,但在人性的层面上,小说表现人性的复杂性,尤其是描写人性的弱点和变异(异化)的种种情态,就往往能够获得普遍的文化认同和接受,进而促成经典性的生成。正是在文化维度和层面上,鲁迅的《阿Q正传》创作,完成了经典性生成的全过程,具有恒久的价值和意义。

作为“正信”的阿Q“精神胜利法”

阿Q的“精神胜利法”,蕴藏着近现代中国社会转型期德行品质重建的重要问题。赵太爷所代表的旧乡绅和假洋鬼子所代表的新的知识阶层都缺少“正信”品质,而这恰构成了阿Q精神胜利的底气。这种状况与宋以来理学的发展历史,尤其与清紧密相关。清朝统治者将程朱理学作为统合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在承接明制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乡村社会管理方式。经过有清一代的理学教化,“民”严守礼法,“士”言行分离。晚清西学东渐,留学生逐渐接替旧乡绅成为新的统治阶层,但依然延续着无法得到民的认同的老问题。作为经过教化、遵守礼法已成为主观无意识的底层农民阿Q,其言行严格按照圣经贤传,但内在观念与基本生存的矛盾,使其只得以“精神胜利法”来弥补两者间的裂隙。阿Q的言行分离和名实不符是被动的,与赵太爷代表的士阶层的“伪”不同。面对“士”“民”分离,如何发挥理学中“正信”的积极价值,从而有效吸纳消化外来文化,是百年新文学持续思考的重要问题。

韦努蒂异化论理论下《阿Q正传》日译本分析

文章借助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理论分析《阿Q正传》竹内好译本与藤井省三译本的翻译特点。通过对这两个日译本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藤井与竹内都对《阿Q正传》中的中国文化采取了尊重的态度,保留了原作的文化韵味;此外,译者在翻译称呼、骂言、四字词语以及惯用语时充分运用了异化策略,生动地突出了《阿Q正传》中汉语的语言特色。本文通过分析《阿Q正传》的日译文本翻译特征,以便为《阿Q正传》日译本的解读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并为将来文学作品的日本外宣提供一定借鉴。

从改造国民的精神到精神的自我改造--论《阿Q正传》的精神胜利法

《阿Q正传》对精神胜利法的否定反映出知识分子对改造国民精神工程的怀疑与动摇,体现出启蒙落潮后的精神危机。鲁迅用小说的方式回应这场精神危机,他让本无闻乡间的阿Q成为一时瞩目的被砍头者,然而对阿Q“假革命”的揭示也预示了知识分子继续寻求“真出路”的努力。对出路的重新探索彰显了知识分子从改造国民的精神到精神的自我改造的心向转变,也体现出中国思想界从启蒙主义的自我认识过渡到富有革命精神的社会干预阶段转向。主题的变化导致文本结构和叙事策略的改变,鲁迅用精神胜利法的概括性弥合启蒙与被启蒙的界限,故而削弱了“看与被看”的平衡结构;为凸显对寻求出路的渴望,营造出“打破团圆”的召唤结构。《阿Q正传》发表百年之际,回顾知识分子从“改造国民精神”到“精神自我改造”的变化轨迹,不仅有助于理解当时知识分子的心态和思想界的变动,也有助于今天人文精神的复归。

写出人性的普遍的弱点——鲁迅小说《阿Q正传》的插图研究

鲁迅小说《阿Q正传》的插图,用以图释文的形式阐释和再现阿Q的形象与情境,对于鲁迅小说《阿Q正传》的传布和经典化历程的推进,都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20世纪30-40年代的插图,可以视为插图的尝试阶段,成为小说《阿Q正传》另一种副文本。新中国建立后,插图呈现出丰富多彩的趋向,无论是插图的美术类型,还是对于阿Q的造像,无论是写实,还是写意,都呈现出各具风采的追求。通过对鲁迅《阿Q正传》插图创作历程的研究,不难发现,认真研读文学文本是插图成功的基础,从现实生活中寻找素材是造像的灵感,注重人物造像的神韵是创作个性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