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锦囊,皆为妙计?——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早中期小说的“信中信”现象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1870年前的早中期小说如《穷人》《双重人格》《九封信组成的小说》《地下室手记》《罪与罚》《白痴》等中,普遍存在“文中信”“文中文”和“信中信”的形式(本文统称为“信中信”现象)。这些在文体上属于书信的内容,叙事的层级等次不一,功能和效果也不尽相同。它们虽然并非都是提供现成答案的“锦囊妙计”,但确实有利于操控叙事进程:有的是为了设置更多的复杂线索、转移叙事的核心,有的则是为了避开焦点、混淆视听、制造冲突,在故意设置的混乱背景中立体展现主人公的心理和思想。作为套叠叙事、亚文本或次亚文本的“信中信”现象,既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独特的书信体和类书信体书写,也是其小说创作中一种力求创新突破的叙事策略。

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争论:托尔斯泰小说《战争与和平》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少年》

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里表达的历史观否定个人对历史产生影响的可能性。历史是由所有人都有的一种非理性的生命力决定的,这种力量迫使所有人遵循最基本的利己主义目的。托尔斯泰认为,人在精神的意义上越简单,他就越能够更加正确地满足生命力需求;理想的人就是普拉东·卡拉塔耶夫。在小说《少年》里,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的立场进行争论。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历史是由为数不多的"高级个人"决定的,他们借助于"高级思想"(包括宗教思想)来影响其他人和事件进程。1870年代,托尔斯泰经历了世界观危机,危机的结果是,他拒绝了自己以前的世界观,并建立了一个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非常接近的宗教哲学学说。在这个学说里,托尔斯泰要求人们为了精神生命而拒绝最简单的、"动物的"生命。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视觉艺术形态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在形态上存在着对其他门类艺术的兼融、借鉴乃至潜移倾向。本文着重分析绘画手段在其创作中的运用。这包括明暗光影的配置、形与色的构图效果、色彩、空气、光的表现，以及绘画主题与作品主题的沟通契合。本文认为这一倾向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实主义美学原则和复杂的世界观的内在矛盾互为观照。惟其如此，方能传达作家精神世界的深广内容。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孤独意识与对话艺术

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性地运用对话艺术，精确地反映出异化个体的沉重的孤独意识，穷形尽相地表现了他们与他人、与自我的对话的过程及其结果，拓宽深化了文学的表现层面，并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人的有限性与上帝的可能性——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的拯救主题

在人与上帝的二维向度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展开了寻求拯救的主题。小说通过拉斯柯尼科夫等人的悲剧,否定了人企图取代上帝实现自我拯救的可能,昭示了人的有限性;通过索尼娅等人所持守的十字架精神,展现了人在上帝中获救的无限可能性,但现实与历史又把信仰置于永恒的怀疑中。小说对于人与上帝的可能性考察并没有完成。这种对话的未完成状态,正昭示了真理的开放性和拓展性。

舍斯托夫“自明性”反思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作为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有着共同民族灵魂的思想家,俄国白银时代哲学家列夫·舍斯托夫在克服18世纪启蒙规划所形成的理性自明性层面,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继承了反思现代性的珍贵遗产。舍斯托夫关注伦理问题,认为康德的理性自律的伦理观不足以解决“善与恶”的问题,原因在于其中隔绝了超验维度,此时他将目光再次转向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借鉴的同时,舍斯托夫也因时代和思想体系等原因而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产生了一定的分歧。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话语层面的视点分析

视点是现代叙事学的核心问题,塔尔图-莫斯科学派的著名符号学家乌斯宾斯基对此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其重要成果就是意识形态、话语、空间-时间描写特征和心理等四个层面的视点的提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在叙述话语与人物话语方面颇有特色,将乌斯宾斯基关于话语层面的视点理论运用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叙事研究,既可以深化对该作家叙述话语与双声语的理解,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乌斯宾斯基的结构诗学。

论梅列日科夫斯基小说创作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统

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艺术思想颇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他历史题材的象征主义宗教小说创作在很多方面,如对世界的存在主义思考、人格分裂题旨以及小说时空、场景、人物的戏剧化表现等都继承并发展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诗学传统,同时在不同的宗教观念影响下形成了梅列日科夫斯基独特的叙事原则和诗学特征。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女性形象创造审美模式

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将笔触指向那些受侮辱受损害的贫穷女性，但是力图刻画出“戴着各种假面具的他自己”的创作主旨，使他笔下的女性形象系列分离为两种皆然不同的审美模式：一是塑造“基督之爱的化身”；一是刻画“被摧残的美”。两种女性形象创造审美模式相互对照和映衬。

论布达佩斯学派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创作的多元阐释

布达佩斯学派作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流派之一,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文学创作展开了多元阐释,赋予了其以深刻的美学与哲学人类学意义。卢卡奇的《小说理论》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作为现代欧洲文化与小说样式危机的解决出路之一,他还从现实主义美学与新人建构立场出发高度肯定小说作品的提问方式及其和谐存在的黄金时代之梦想。费赫尔在延续卢卡奇文艺思想的框架中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伦理学维度,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伦理学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体悖论,这种悖论内在于长篇小说作品之中。瓦伊达在同情费赫尔的创造性阐释的同时,却对其宏大叙事的价值标准持有批判意见,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对资产阶级危机意识进行揭露与表现的悖论性诗人,而是一位深刻洞察现代个体存在的现象学家。布达佩斯学派的阐释不同于巴赫金复调理论的路径,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对陀斯妥耶夫斯基文学创作的历史哲学思考,同时也透视出布达佩斯学派从宏大叙事向后现代多元主义范式的嬗变。

从“不会忘记”说起——宗璞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创作比较

当代中国女作家宗璞与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创作于罪责书写和救赎上有一定相似之处,但更多是宗璞对陀氏接受的"创造性的叛逆"。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神人”之心路历程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其作品中却无处不透露着宗教情怀和伦理意识。他笔下的人物都带有强烈的感情倾向,或为恶魔,或是圣徒,善与恶交织,理性与信仰混战,每一种倾向都不是独立的,而是历时性地呈现在每个人物的心路发展之中。根据宗教的原罪意识,每个人都有或多或少的罪孽存在,带着罪恶而悔意则会陷入痛苦的深渊,只有沐浴上帝之光,走向宗教信仰才能成为真正的"神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人物的自由特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创造的人物体系中,对自由的无私热爱和狂热追求是其明显的特征。在他的艺术世界中,个体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以其任性的反抗坚持着自己的权利和尊严。他们固守于自己的自我意识,既表明对现实的不妥协态度,又为之疯狂。所以,自杀成为他们的必然选择,这种死亡成为一种对生的超越和向自由的飞升。

从性格塑造进展到人格心理解剖——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心理现实主义小说的贡献

在俄国文学史上 ,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其独特的心理现实主义艺术成就而著称于世。陀氏对后来心理现实主义小说作出的别具一格的贡献 ,主要表现在 :第一 ,病态的激情和人物的内心冲突 :第二 ,二重人格形象的塑造 ;第三 ,无意识心理活动片断和心理细节多层次交错的艺术手法。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梅尼普体”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19世纪俄罗斯文坛上一颗璀璨的明星,文学界对其研究已取得重大进展。其中,巴赫金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中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存在一种独特的体裁形式,该体裁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梅尼普体。本文将对梅尼普体的形成以及发展脉络进行简要梳理,同时进一步探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梅尼普体特征,以求深入理解其创作理念和审美追求。

论路翎小说创作中“父亲”形象的民族性特征——以陀思妥耶夫斯基、肖洛霍夫为考察中心

路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肖洛霍夫在各自的作品中都竭力消解传统意义上“父亲”的崇高性,并以自己特有的理念重构理想中的父亲形象:陀思妥耶夫斯基从疯狂的仇恨走向宗教救赎;肖洛霍夫以淡漠的姿态体验虚无;路翎则以宽容与爱为原则展示了寻找父亲的艰难和痛苦,体现了一种强烈的民族意识。从这种比较中,我们更能感觉到路翎创作中的这种民族形特征。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写实小说叙事的贡献

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是研究小说叙事艺术的不可多得的文本。在欧洲小说发展的历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小说叙事艺术发展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是传统写实小说发展向现代发展和嬗变道路上的一个"路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本文将探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与欧洲传统写实小说叙事的联系与张力,及这种创新在小说发展史上的意义。

论铁凝小说中的罪与赎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接受

铁凝小说中的道德伦理叙事表现为对罪与赎的开掘与阐释,体现出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接受。文章试图以罪之比较、罪之赎为突破口,探究铁凝小说中关注人性罪恶与心灵救赎部分,为研究铁凝作品提供新视野。

浅析拉斯柯尔尼科夫形象的审美意蕴——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人物研究

本文以十九世纪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为参照,主要分析了他的小说《罪与罚》的主人翁拉斯柯尔尼科夫形象的客观意义及其社会思想倾向。

陀思妥耶夫斯基社会性小说中的三大主题

本文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社会性小说中的三大主题出发,阐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人性的描写。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3部作品为例,从《穷人》的小人物主题到《罪与罚》的罪人心理以及《被欺凌与被侮辱的》卑微懦弱形象,深刻的剖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社会各个阶层的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