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人物附传论

司马迁在《史记》中使用了许多附传来写人物。他之所以用附传写人,主要是因为一些人物或权位或名行影响较大,但事迹寡少,司马迁或不愿或不能为其单独立传。《史记》中的人物附传,具有节省笔墨、交代原委、表达思想等功能作用,并且呈现出内容上详略不一、形式上灵活多变的鲜明特点。《史记》中的人物附传,无论是其价值作用还是其写作手法都值得人们认真研究和学习借鉴。

《史记》附传功能论

《史记》附传众多,其功能首先是增加了叙事的故事性;其次是在结构上有多种作用,或陪衬传主,或对传主具有论断意义,或引申主题;最后是与传主对比,使行文增色,人物性格鲜明。

《明史》诸臣同卷与附传问题初探——以开国诸臣为中心的考察

纪传体是历代官修正史的通用文体。在二十四史的编纂过程中无一例外地采用该体裁:将该朝名臣首先按年代顺序排列,然后将具有相同特征之人放入同一卷中进行描写;将部分与该臣有关之人附在其传后进行表述。但所有的同卷与附传都有其深层原因。本文拟以明朝开国诸臣为中心,通过对明朝开国诸臣的同卷、附传的情况做充分分析,分析在《明史》中诸臣得以同卷、附传的具体原因,以及分析部分同卷及附传中存在的问题。

宋代日历附传体例探析

依据时政记、起居注、诸司关报等材料汇编而成的宋代官修日历是编修实录、国史之基础。日历中的臣僚列传即日历附传,是日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实录附传、国史本传之编撰均有深远影响。因两宋官修日历现已无存,日历附传这一修史体例为今人所忽略。文章根据现存史料对日历附传之编修格式、入传标准、史源等问题做了初步探讨。

《魏书》的编纂:以神■征士的附传体例为线索

《魏书》附传分为"事迹类型接近者"、"经历共同事件者"、"出身同一家族者"三种情况,每类附传的写作体例都有一定之规。本文集中分析了诸位神■征士之传,发现虽然他们基本都与亲族的传记相附,但很可能最初是作为"经历共同事件者"附出的,亦即在早期北魏国史中,这些神■征士很可能集中记载,而不是象现在所见的魏收《魏书》这样散于各家传中。这一现象,一方面反映出魏收时代的集体修史工作还有很多待完善之处,一方面说明魏收《魏书》的家族传特色并非袭自北魏国史,也不宜径直等同于北魏迁都洛阳后社会风尚的写照。

《史记》附传叙事论略

历代论家对《史记》附传未能予以足够重视,然附传是《史记》人物传记的有机组成部分,实现了为历史人物立传的最大化需求,也实现了通变和立名的著述目的;从结构意义讲,附传具有对比、反讽、衬托、重复等功能,充分体现了司马迁的史识与史笔。

《史记》单传结构论

《史记》对重要人物一人一传,包括本纪、世家中的单传在内,凡30篇。其结构首先为对比形态,主要属于悲剧性人物;其次为一分为二结构,前后截然为两截。或前为武功后为文治,或前后行事各有不同的性质,或前叙成功而后言失败,均按顺序自然成文,但能打破平衡,或虚实互用,或前后穿插,而使文脉贯通;再则以附传陪衬,或附之首末或见于传中,或作对比或作烘托,而成各种格局。

从《唐实录》体裁看实录体的特征与地位

萧梁时代虽开实录体先河,只有《唐实录》代代相修,蔚然成风,完善并定型了实录体这种新的史书体裁。《唐实录》在保持编年体的时间顺序的同时,又在适当的时机插入重要人物的传记,使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并最终获得了学术界的认可和高度评价,实录体也成为仅次于纪传、编年之后的第三大史书体裁。

吕调阳《山海经》研究初探

吕调阳《五藏山经传》、《海内经附传》发展了《山海经》非全经注本体例,其历史背景为清代考据之风盛行和《山海经》地理书说的长期秉持。

《党项西夏碑石整理研究》评介

曾先后与辽、宋、金鼎足而立,雄踞西北近200年的西夏王国是我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少数民族政权。由于元代史官未给西夏编修专史,而仅仅是将《西夏传》作为附传列于宋、辽、金三史之末,故今日凡治西夏学者,无不为西夏史料稀缺而感到遗憾。近年来,随着英、俄、法、日、中等国收藏的西夏文献相继公布和出版,学界对西夏文献的研究逐渐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与《西夏文献丛刊》的前几部作品更侧重于出土纸质文献研究不同,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院长杜建录先生的新著《党项西夏碑石整理研究》主要立足于对西夏金石资料进行全面的搜集、整理与研究。

史传“事行阙落”与墓铭“徽音永播”——隋代《刘仁恩墓志》与《郭均墓志》疏证

《隋书》卷四六《张煲传》的附传记载了开皇年间的刘仁恩、郭均、冯世基、厍狄嵌四人行事,然极为简略,其云:开皇时有刘仁恩者,不知何许人也。倜傥,有文武干用。初为毛州刺史,治绩号天下第一,擢拜刑部尚书。又以行军总管从杨素伐陈,与素破陈将吕仲肃于荆门,仁恩之计居多,授上大将军,甚有当时之誉。

再論《宋太宗實録》的編修與流傳

由書目著録以及宋人論述充分表明,《宋太宗實録》前後經過兩修,並且成書的初修本和增修本還被南宋史家李燾在《續資治通鑑長編》中加以徵用。同時,依據宋元時人論述以及今存宋代《實録》附傳可知,宋代《實録》附傳一般仍以位於諸臣薨卒之下爲主。

新見北魏《楊椿墓誌》考

弘農楊氏作爲漢晉舊族,在中古史上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拙文《隋代華陰楊氏考述——以墓誌銘爲中心》~①已經對此有所論述。近來筆者在撰寫《隋代華陰楊氏續考》一文中,又新獲三方北魏弘農楊氏之楊椿、楊逸、楊津三人墓誌拓本,此三人在《魏書》卷五八《楊播傳》中均有附傳,而近年發表的弘農楊氏文獻迄今未有三人資料,故筆者先取《楊椿墓誌》(見圖)作個案研究,並祈學界同仁有以進教。

新见北魏《杨津墓志》考

弘农华阴杨氏作为世家大族,在中古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笔者在系列研究弘农杨氏的文章中,对杨氏家族的有关个人情况和整体发展做了论述和考察。近来笔者在进一步搜集弘农杨氏的资料时,又新见杨椿、杨津、杨逸三人墓志拓本,此三人在《魏书》卷五八《杨播传》中均有附传,《杨椿墓志》笔者已经有专文讨论①,本文谨对《杨津墓志》作个案分析,并祈学人指教。

明代宦官籍贯与民族考论——明代宦官墓志研究之一

如所周知,在我国历史上,论及宦官之祸,以后汉、李唐、朱明三朝最为严重。汉前车之鉴不广,暂不置论。李唐有感后汉之失,太宗特别定制:内侍省不设三官。朱明更为防微杜渐,太祖所定'祖训',所镌'铁牌',堪称壁垒森严,动辄得咎。然而,后汉一百九十六年,《后汉书》置《宦者传》(一卷),仅收九人。李唐二百八十九年,《旧唐书》置《宦官传》(一卷),正传仅收十三人,附传仅收二人,一共也仅十五人;《新唐书》置《宦者传》(二卷),正传仅收十六人,附传仅收五人,一共也仅二十一人。

费氏《易》文本编次考

关于费氏《易》的文本原貌,古今颇多争议。若避开费氏《易》本身,而以费氏《易》各家注本为讨论中心,则可能得出新的结论。由于马融、郑玄、王弼皆传费氏《易》,由王弼、郑玄本可以推知马融本《周易》的编次为:以《彖》《象》附经,经文重分为六卷,《系辞上》《系辞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合为三卷,共九卷。这说明《周易》以传附经最晚在马融时已出现。但王弼之前的费氏《易》仅将《彖》《象》整体附于各卦之后,至王弼始将其散入经文,并将《文言》附于乾坤二卦中。费氏《易》颇具特色的“上经乾传第一”的题名与九卷改编本同时产生,且符合汉魏时代的一般的书籍题名特征。费氏《易》以传附经的编次形式,顺应了汉代经传合编的学术发展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