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生产网络体系下中美贸易利益分配的界定--基于中国制造业贸易附加值的研究

中美贸易摩擦是近几年中美经济关系中的主要问题,其焦点在于双方对贸易利益分配的不同理解。随着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传统的贸易利益评价指标已经难以准确、客观地反映国际贸易利益的分配关系。基于全球生产网络理论的附加值指标较好解决了贸易转移、国内循环和贸易回流这几个统计问题,对贸易利益的刻画要更为真实、科学。本文通过运用传统顺差指标和贸易价格指标以及现代的贸易附加值指标,对1997～2006年中国8个主要制造业部门对美贸易利得进行界定,发现对贸易利益核算方法的不同是造成贸易争端的主要技术因素。更加重要的是,中国制造业对美贸易的附加绝对价值逐年增长,但附加值比重却没有实质改善。由此,我国应该利用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机遇,实现国内附加价值比重的实际增长,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有效动力。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出口贸易附加值

本文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贸易方式选择纳入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分析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出口贸易附加值的影响机制。以中国加入WTO作为一个准自然实验,使用倍差估计法进行验证,结果显示:中间品贸易自由化能够显著提升出口贸易附加值率,从多个角度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尽管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会降低一般贸易企业的出口贸易附加值率,但它同时也通过促进一般贸易企业的出口参与显著地提高了行业总体的贸易附加值率,并且正向效应占据主导地位。研究结论表明,贸易自由化与出口附加值率提高并行不悖,这为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提供重要启示。

劳动力成本上升、加工贸易转移与企业出口附加值率攀升

我国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持续攀升,伴随其上升的是用工成本的明显提高和加工贸易占比的显著下降。我国DVAR的提升究竟源于如已有研究所指出的,投资自由化所带来的国内中间品对国外中间品的替代,即"主动"的提升?还是成本上升引致加工贸易不断退出市场的一个客观结果,即"被动"的提升?本文基于2000—2006年的微观数据,测算了企业层面的DVAR,从加工贸易退出的角度刻画了企业DVAR的动态演进过程,并进一步考察了由最低工资所代表的劳动力成本、加工贸易与企业出口DVAR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表明:劳动力成本上升会促使我国企业DVAR的攀升,这一结果在多个维度的稳健性检验中均是高度稳健的。最低工资上升对我国企业DVAR的促进作用通过引致加工贸易退出这一机制来实现。拓展性的研究还表明,最低工资上升对高生产率企业、外资企业和资本相对密集企业DVAR的正面促进作用更强。这说明,我国DVAR的上升至少部分是加工贸易产业转移的结果,鼓励进口、同时促进国内中间品质量提升是我国现阶段发展的重要政策方向。

中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分析:基于附加值贸易的测算

本文基于附加值贸易框架测算了1995-2011年中国各服务业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并与传统贸易核算法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结果显示:(1)无论是传统贸易核算法还是附加值贸易核算法,其测算结果都表明中国服务业整体呈现出显著的持续性比较劣势,国际竞争力薄弱。(2)从附加值贸易角度看,大部分服务行业都呈现出一定的比较劣势且并没有出现显著的比较劣势"扭转"现状。(3)从要素密集度来看,尽管整体上我国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相对于资本、知识和技术密集型服务业来说有一定优势,但并没有形成显著的比较优势,且传统贸易核算法还带来了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严重高估以及资本、知识和技术密集型服务业的部分低估的"统计幻象"。因此,采取合适的核算方法对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进行客观的评价,并依此进行科学的决策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中国服务业进口的国别(地区)结构研究--基于附加值贸易的分析

本文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WIOD)基于附加值贸易框架,测算了1995-2011年中国服务业整体及不同要素密集度类型服务业进口的国别(地区)结构,并与传统总值核算方法进行了对比分析,且考察了不同国家(地区)服务业附加值贸易与服务贸易及货物贸易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1)中国服务业进口来源国是以美日为主的发达国家,不同类型服务业的进口来源国差异较大,且两种核算方式下发达国家内部结构和不同类型服务业进口来源国结构均存在着显著差异;(2)总体而言,通过货物进口引致的间接服务附加值进口要略大于通过服务进口带来直接服务附加值进口;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服务业附加值进口主要通过货物进口间接实现,而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业进口主要通过服务进口直接实现。对此,中国应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通过扶持知识技术密集型先进制造业和扩大制造企业的服务需求来加大服务进口溢出效应的扩散力度,并通过扩大进口服务类型和货物服务进口来源国来适当扩大服务进口复杂度和货物进口复杂度,促进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全球竞争力的提高。

中国出口贸易利益究竟有多大——基于附加值贸易的估算

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快速发展,客观上要求以贸易附加值来刻画出口品内含的新增价值,从而更本质地揭示一国出口的真实贸易利益。本文利用WIOD提供的世界投入产出表,从出口贸易内含国内附加值视角,测算了1995-2011年中国出口贸易利益,结果表明:(1)伴随中国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出口贸易内含的国内附加值在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虽有下降趋势,但总量却呈稳步上升态势,且数量巨大可观,出口贸易的总量经济效应十分显著;(2)从分行业层面来看,资本和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出口对贸易利益的贡献较大且呈上升趋势,表明出口贸易利益来源结构进而所反映出的产业结构有所优化;(3)服务出口对贸易利益的贡献主要依赖于劳动密集型服务业,资本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尤其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出口所做贡献极其有限。进一步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以此推动附加值贸易高速增长,进而实现包括服务业在内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都有着极为关键的意义。

基于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分布的国际贸易结构分析方法研究

目前依据传统的产品分类进行国际贸易结构分析,难以更细致地描述一国贸易结构的特性并进行国际比较。从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分布的视角进行国际贸易结构分析,显现出比传统分析方法更多的优势,据此能较好地反映产品的技术含量、附加值和在国际分工中的相关信息,对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国际贸易结构进行比较。据此进行的中韩两国的贸易结构比较,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

中国国际分工地位的演变——基于贸易附加值的视角

随着出口规模的提升和出口结构的优化,近年来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不断提升,但是在生产分割背景下考量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根据WTO-OECD的贸易数据库,比较分析了中国整体比较优势和基于贸易附加值的比较优势。研究结果发现,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不断提升,但还是处于价值链低端,大部分行业的竞争力出现下降的趋势。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国际分工地位影响因素的模型,实证结果发现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和研发投入的增加对于提高一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具有重要的作用。

中国-东盟工业制成品贸易的贸易附加值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描述了中国-东盟工业制成品贸易的逆差特征——零部件贸易比重高,并在此基础上测算了中国-东盟工业制成品的贸易附加值和贸易附加值率,随后利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贸易附加值的影响因素。本文结论: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工业制成品贸易逆差在一段时期内是无法改变;在这样的分工和贸易形态中,尽管存在贸易逆差中国仍旧获得了一定的贸易利益;而贸易利益的获得主要是依靠出口数量的扩张实现的,如果出口数量扩张受到阻碍,中国将会出现贸易利益漏损。最后本文的建议是:要提升中国自对东盟国家的工业制成品贸易中的获利,需要实现中国分工地位在全球价值链上的攀升。

美国再工业化对中美贸易的影响研究——基于贸易附加值视角

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采取了"再工业化"的措施。由于美国是中国主要的出口市场,这对中美贸易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分析美国再工业化取得成绩基础之上,依据国际垂直分工的贸易附加值相关理论,研究了美国再工业化对中美贸易的影响。

城市劳动参与率变迁与中国加工贸易升级——基于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经验研究

本文重点关注人口结构转型背景下的加工贸易升级问题,探讨了城市劳动供给对中国加工贸易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研究结论显示,人口结构转型因素对加工贸易升级具有重要的解释力,城市劳动参与率下降显著促进了加工贸易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高。这一促进作用随着用工成本的上升而逐步弱化,即人口结构影响的用工成本渠道,同时也随着人力资本水平提升而逐步弱化,即人口结构影响的人力资本渠道。拓展性研究还发现,劳动参与率下降所引致的加工贸易升级主要是通过"优胜劣汰"的选择效应来实现的;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随着劳动供给绝对量的下降,人口流动所造成的局部地区劳动力相对充沛也不能促进加工贸易的发展;劳动供给下降对劳动需求更高、加工贸易出口占比更大的行业的不利作用更强。本文的结论表明,面对人口结构渐趋老龄化的不利冲击,通过提升劳动力技能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是应对用工成本上升的重要途径。

附加值贸易统计方法视角下的中国外贸发展状况

2013年1月16日,WTO与OECD共同推出了利用附加值统计方法计算出来的贸易数据,为重新测量国际贸易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在诠释附加值贸易统计方法的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附加值贸易统计方法所带来的经济意义,通过对比传统贸易数据和附加值贸易数据,剖析了在附加值贸易统计方法下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状况,并提出了该方法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启示。

中国-东盟工业制成品贸易逆差的真实利益探析——基于贸易附加值的测度

该文分析了中国-东盟工业制成品贸易的特征——零部件贸易比重高,产生了不同国家的贸易逆差。进而运用台湾学者陈宏易附加值数学模型,推算了中国-东盟间的贸易附加值,测度了中国与东盟各国在工业制成品上的贸易利益。得到结论:在中国-东盟工业制成品逆差下,中国从贸易中获得贸易利益体现在贸易附加值逐年增加的趋势上;但剔除出口扩张数量效应的贸易附加值率,计算结果表明,中国依靠出口规模的扩大从对东盟的工业制成品贸易中获得了直接贸易利益。

我国出口产品比较优势及贸易结构分析——基于附加值统计口径

本文采用附加值统计口径,按照技术含量对出口产品进行分类,使用WIOD数据库研究了我国35种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出口比较优势和出口结构。研究结果表明:(1)与1995年相比,2011年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变为以低技术和中低技术产品为主,2011年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在各类不同技术含量产品间的分布更加合理,出口比较优势更加稳定、成熟;(2)原本在我国出口中占比最高的低技术产品在2004年被中等技术产品取代,目前中等技术产品是我国的第一大类出口产品;(3)目前,世界高技术及中高技术产品出口表现出以服务类产品为主的态势,而我国中高技术和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比重仍显著低于发达国家。

基于浙江省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分布的出口贸易技术结构分析

根据Lall(拉尔)贸易产品技术分类体系,从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分布的角度,对浙江省1999年～2010年出口贸易技术结构进行了分类研究,证明,该阶段浙江省出口贸易技术结构整体上呈现不断优化的趋势,但存在不合理现象,进一步优化技术贸易结构势在必行。

广东省农产品出口贸易附加值研究

运用产品附加值指数的计算原理,通过附加值高度指数考察了广东省1999—2008年农产品出口贸易结构。结果表明,农产品普遍比工业产品具有更高的附加值,在各年农产品附加值不断变动的情况下,广东省的农产品出口由以中高附加值产品为主,转变为以个别低附加值产品为主,其他产品出口比重平均化的趋势,农产品贸易结构有所退化。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出口贸易附加值的影响机制研究

近些年来,虽然我国出口贸易取得了较大成就,但仍然面临着出口贸易附加值整体水平不高的现实。在对相关研究进行综述的基础上,以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为研究视角,对其在出口贸易附加值方面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得出了相关研究结论。

中国制造业对美产品内出口贸易水平——基于产品附加值基础上的分析

在中美贸易垂直专业化程度持续增加和产品内分工指数不断提高的趋势下,借助于出口产品附加值计算方法,对中国制造业对美产品内出口贸易水平进行了准确测量,结果显示中国制造业对美产品内出口贸易水平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善,依然受制于低技术水平和低创新能力。在"两头高、中间低"的中美垂直专业化分工中,中国依然处于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加工装配环节。

RCEP框架下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与地位——基于附加值贸易和显性比较优势的分析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制造业的发展。利用UN COMTRADE和OECD-WTO数据库相关数据,计算并分析了RCEP国家的附加值及显性比较优势。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GVC地位指数与GVC参与程度呈现上升趋势,中国制造业的显性比较优势较高,RCEP其他伙伴国的资本技术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制造业竞争力弱于中国。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为中国制造业要如何抓住RCEP机遇,提高发展质量,争取向GVC高端发展提供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附加值贸易视角下的中输美货物贸易状况分析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不仅对两国影响深远,对世界经济也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传统的贸易统计方法因其局限性,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附加值贸易统计方法的推出使得中美间的贸易关系得到了更合理、更客观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