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行政行为公定力与其证据效力关系辨析——兼论诉讼中附属证据性行政问题的解决

附属证据性行政问题的实质是具体行政行为公定力与证据效力的关系问题。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中认定的事实仅具有相对公定力,其直接确定的法律关系具有绝对公定力,据此,可简便、公正地解决该附属问题,但还应兼顾与我国当前行政救济制度相衔接。

民事诉讼中证据性具体行政行为的效力及处理机制

介绍了附属证据性具体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探讨了具体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及其证据效力、附属证据性具体行政行为的处理机制。

不当具体行政行为的不当性分析

不当具体行政行为在我国行政法治实践中大量存在,已有的法律文件并没有对其作一个明确的界定,理论界对该问题的认识还有诸多空白。不当具体行政行为有其存在的法律空间,它的成立要求行政主体具有主观上和客观上不同于违法行政行为的特性。不当具体行政行为的不当性主要表现为行为目的的偏离、行为内容的难以实现、行为依据不准确、行为方式不恰当、行为对象不能承受、执法工具不规范、行为过分关注程序等。

何为具体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

主要证据不足关系到具体行政行为能否发生效力,也即是行政机关能否充分有效地行使职权,公民合法权益是否得到保障的问题。

具体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的概念和表现形式

“以事实为基础，依法律为准绳”是我国宪法确定的一切执法机关在执法中，应当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违反该原则的执法行为，均属于违法行为，按照这一原则的要求，行政机关必须查清事实后，才能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认定的事实主要证据不足，也就意味该具体行政行为缺乏事实基础，违反了该项原则，故属于违法具体行政行为。那么，何为主要证据不足的具体行政行为，其表现形式都有哪些呢?

论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标准

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诉讼的争议对象，审查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是行政诉讼的中心任务和最终结果，本文结合具体案例，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标准进行分析。

具体行政行为的可诉性探讨

通过对实践中常见的几种行政行为的可诉性分析 ,找出规律 ,从理论上阐明可诉性具体行政行为的范围 。

略论不适当具体行政行为的可诉性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这一规定说明,在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只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不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理性、适当性,换句话说,也即不适当具体行政行为不具可诉性。但笔者认为,这一规定并不符合行政法、行政诉讼法的理论以及法的价值要求,因而,笔者认为,对不适当具体行政行为,应允许相对人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亦应对其进行审查。 我国行政诉讼法之所以规定人民法院只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而不审查其是否合理,其中一个重要理由就在于立法者认为,根据宪法规定,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裁定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争议属于审判权的范围,而确定行政行为是否适当、是否合理,则是行政权的范围。

刑事证据视野下的具体行政行为探究

刑事诉讼中对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审查,应基于刑事证据审查标准,合理尊重其公定力,形式审查为主,以审慎态度进行实质审查,并把握不以司法裁判代替行政意志之基本原则。基于对公平正义及司法独立价值的追求,刑事诉讼中,对具体行政行为证据效力的否定,不受该行政行为是否被撤销所羁束,司法机关有权以查明的事实,据实认定。

浅析公安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

我国行政诉讼法的颁布与实施,使公安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具有了可诉性。此后,不服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理而提起诉讼的案件越来越多,公安机关败诉的案件也屡有发生。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

试析上访答复意见的可诉性——兼评对村委会的具体行政行为可否提起复议

【案情】 1988年,原告王某从原籍迁入A村,安家落户,户口性质为农业户口。原告迁入后,A村按全村人均占地面积给原告分配了粮田及自留用,同时原告亦按规定向A村交纳了各种税费,原告享有与其他村民同等的权利,同时也承担相应的义务。2001年春季,因需要,A村的土地被征用,A村村委研究用土地补偿金为村民供应粮油,研究的结果是不同意向原告供应粮油。

部分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诉性浅析

部分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诉性浅析都玉霞抽象行政行为是指国家行政机关针对不特定的人或事所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则。抽象行政行为所产生的行为规则，不对特定的人和特定的事件作规定，而是抽象概括一类人、一类事的行为规范，具有普遍约束力，可以反复适用，是具体...

从嘉德公寓案看民事诉讼中的具体行政行为

在嘉德公寓案的审理过程中,出现了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应当如何处理涉案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问题。相关法律对此类问题尚未作出明确规定。本文根据诉讼法和行政法的规定和原理,界定了具体行政行为在民事诉讼中的性质,评析了理论界的几种观点,并提出了可行的解决方案。

WTO规则对我国行政终裁行为的可诉性要求

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的诉讼,这种行为可称为行政终裁行为。根据此规定,行政相对人申请行政机关复议后,该行政机关所做出的决定为终局性决定,行政相对人必须遵从,不得再提起行政诉讼。承认行政终裁行为是出于对行政权的尊重,它排除了司法权对行政终裁行为的审查与监督,但与WTO所要求的司法最终理念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与冲突。因此,如何解决行政终裁行为的可诉性问题成为中国入世后必然面对的一个问题。司法最终理念是WTO规则所确立的一项基本的现代司法理念,其内容散见于WTO的各项法律文本中。如《海关估价协议》第11条前两项规定：“各成员在确定海关估价方面的立法,应规定进口商或其他交纳关税的人有权起诉,而不受处罚。”“不受处罚的最初起诉可以是向海关系统内的某一部门或某一独立的机构提起的,但各成员的立法应规定可向司法部门起诉而不受处罚的权利。”

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初探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二)项的规定,人民法院对被诉行政行为判决撤销,还可同时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这种“重新作出”的判决,在行政诉讼中,虽然只是撤销判决的一个补充部分,但它却有着特殊的地位和意义,正确地认识和适用这种判决,对整个诉讼活动,将会产生重要作用.一、重作判决在实践中的几种情况行政诉讼中的撤销判决,使司法对行政的监督权力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但是,从本质上看,撤销判决是对争议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撤销,而不是对某一行政法律关系的撤销.在行政审判中。

论人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舰定：“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以下判决：（一）具体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判决维持。（二）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1．主要证据不足的；2．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