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新探

在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改革和知识产权检察“四合一”综合履职背景下,知识产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一体解决刑事追究和民事追责,成为集约化诉讼的现实需求。当前,该制度的适用受到法律、理论和实践上的三重桎梏,影响了该制度司法质效的发挥。知识产权属于民法意义上的“无体物”,其法益侵害属于“财物损失”范畴。在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中适用附带民事诉讼符合诉讼的经济合理性和合目的性,是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改革下的制度创新。推进知识产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适用,应当在厘清“物质损失”概念基础上明确其适用条件,规范其适用方式、完善其证明标准,促进民刑程序相协调,并以全面赔偿为原则准确认定赔偿数额。

中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私法化改进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本质是民事诉讼。尽管新《刑诉法解释》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做了修改与补充,但鉴于两种诉讼之间的本质区别,加上相关法律条文的缺失,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赔偿范围过窄、被害人权利保障不足、民事诉讼过度依赖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证明标准过高等问题。改进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路径:首先,从新《刑诉法解释》入手,明确可以受理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范围,并以实质标准加以规范。其次,应给予民事诉讼独立性,使受害者有权通过民事诉讼来获得救济。

恢复性司法视域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反思与完善

通过恢复性司法视角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进行实践检视,发现其目的和性质存在异化现象,在被害恢复、加害恢复和社会恢复层面的实施效果均有待提升。应以恢复性司法理念为指引,通过建立合理的赔偿机制、促进各制度之间的程序流转、保障被害人社会救济权和推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等措施解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问题,促使该制度发展为在逻辑上高度自洽且具有中国特色的诉讼制度。

精神损害列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研究——以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75条第2款为切入点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实施后,“牛某某侵害未成年人案”成为被害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首例案件。自此对于该解释第175条第2款中“一般不予受理”的理解与适用出现了诸多争议。对该条款的理解若仍然坚持完全禁止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中受理精神损害赔偿的传统立场,则无论在实体法层面还是程序法层面均已丧失正当性,而允许“例外情形”下援引该条款支持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既不违反“双重处罚”原则,也符合我国的立法精神和实践发展趋势。由于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并未对“例外情形”作出规定,因而应当从其他法律的规定中去探寻对“例外情形”的理解和适用。我国的相关法律和改革实践为未成年被害人作为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的“整体例外”提供了重要依据,而将未成年被害人的精神损害列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应当从赔偿范围、赔偿数额、检察机关支持起诉以及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有机衔接这四个方面加以明确。

对侮辱、诽谤罪被告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初探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构成侮辱、诽谤罪的行为必须是侵犯公民的人格和名誉且情节恶劣、后果严重、影响极坏的行为。这种规定决定了它不同于其它刑事犯罪而有自己的特点——必须是故意严重地侵害公民人格、名誉。那么,它是否像杀人、伤害等刑事犯罪一样,给被害人造成民事损害,并可以由被害人及其亲属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呢?回答是肯定的。一、侮辱、诽谤罪被告人应对被害人赔偿损失的法律依据第一,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三款和第三十八条分别从根本大法的角度肯定了公民的人格、名誉不受侵犯。如有违者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包括刑事、民事、行政责任等。

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的完善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自在我国确立以来,就一直争议不止,其争论的核心问题大多集中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上,而赔偿范围的争议焦点又主要是集中于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及精神抚慰金这三项。因构成刑事责任而导致的赔偿部分适用法律不同从而致使赔偿额度天差地别,是长期以来我国附带民事诉讼饱受诟病的原因之一。近代以来,随着尊重与保障人权的原则在国际社会得到普遍认可,我国司法及学界呼吁将精神损害及“两金”赔偿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的呼声也愈加高涨,解决被害人因遭受犯罪侵害从而产生的赔偿问题已迫在眉睫。

浅议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的反诉权

附带民事诉讼是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的诉讼制度。为充分保障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新《刑事诉讼法》对附带民事诉讼程序进行了结构性调整。但是，新《刑事诉讼法》仍未明确规定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享有反诉权，由此引起了在司法实践中不同处理和理论上的争议。作为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应该在立法上加以明确，赋予其反诉的权利。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的理解与适用——以一起强制猥亵案为分析样本

随着民事权利的保护越来越受到重视,民事立法中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也日益完善,但我国刑事法律却拒斥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存在。为有效解决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文章以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强制猥亵案为切入口,对二审法院判决撤销一审法院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的做法提出质疑,继而从历史渊源、制度惯性、思想观念等三个方面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拒斥精神损害赔偿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就积极构建和持续扩张“一般不予受理”的例外情况进行路径探索。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新探

新《刑诉法解释》第175条的修改,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的“不予受理”增改为“一般不予受理”,引起刑事诉讼格局的微调。通过对最高人民法院相关文件的规范解读及对典型司法案例的检视,可以揭示司法机关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从全面排斥到初步接受的态度转变。对司法数据加以解析可知,此种态度转变的实质原因在于犯罪类型的结构性变化——侵犯人身权利犯罪的比重大幅下降。在此契机下,可以德国、法国等国的法治经验为镜鉴,探索我国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优化路径:通过实体类型标准、严重损害标准与严格例外标准这“三重标准”对受理范围加以规范,尤其以强奸案、侮辱诽谤案、侵犯未成年人身权利犯罪三类案件为突破点,细化“一般不予受理”的范围。同时,通过执行机制、财产保全机制和国家补偿机制等配套保障机制为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提供助力。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赔“两金”的价值证立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否判赔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问题备受争议,而我国现行立法和司法实践都没有形成统一明确的答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两金”应和民事诉讼的“两金”定性相同,均指向被害人预期收入损失,实为间接物质损害赔偿。根据我国法传统与现代法治、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民事和刑事立法取向的三重价值权衡,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应予判赔“两金”。但当前“两金”救济存在实施困境,其他变通救济措施也保护不力,借鉴司法解释新出现的个案衡量倾向权衡确定赔偿数额,建立赔偿激励机制和完善赔偿执行制度将具有相当可行性。

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禁止精神损害赔偿的例外

《民法典》明确规定精神损害赔偿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完全禁止精神损害赔偿出现了松动,在司法解释上以“一般”加“例外”的形式允许被害人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立法上的突破,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从服务于刑事诉讼的目的转向维护被害人的私权,保障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民事诉讼的性质,带动部分法院已经允许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提起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以及司法实务的转变需要对“例外”情形进行解释,进而扩大“例外”情形,最终实现完全允许刑事案件中提出精神损害赔偿。

论被告人和被害人的权益在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中的平衡

目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对被告人及被害人的权利保障与国际标准存在差距,司法实践中仍面临着重重的困境与缺陷,特别是对被害人的权利保障明显不够重视,导致该制度对被告人和被害人的个人利益保护处于失衡状态。因为实体权利是诉讼权利产生的原因,诉讼法来源于实体法,所以有必要探讨刑法和民法对法益保护的差异,以此窥视其对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影响,从而探索出一条合理的通往平衡的路径。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死亡赔偿金适用问题综述

死亡赔偿金系对被害人近亲属预期收入损失的赔偿,根据《民法典》及《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侵权人除应当赔偿为治疗和康复所支付的合理费用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因此,死亡赔偿金在民事诉讼中是能够统一判赔的。然而,我国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是否应支持死亡赔偿金的问题上,理论界与实务界并未达成一致观点,与单纯民事诉讼统一判赔死亡赔偿金产生矛盾。实践中,各级法院对于刑附民案件中是否支持死亡赔偿金的作法不一,甚至同一法院内部的判决也相差甚远,该乱象严重影响了司法权威。因此,厘清死亡赔偿金的性质、探究问题背后的成因并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具有理论及现实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未提出上诉、共同犯罪的部分被告人或者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提出上诉的案件应适用何种程序审理的批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近来，有的高级人民法院请示，对于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的案件．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未提出上诉．但共同犯罪的部分被告人或者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提出上诉的，应当适用何种程序审理。经研究，批复如下：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适格被告的确定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其实质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诉讼,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适用问题上,程序法应以《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为主,实体法应以《民法通则》及其相关司法解释为主。同时依据最大限度补偿被害人损失的原则确定适格的被告。

污染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配套机制的动态审视及反思

污染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在参与主体、责任承担、诉讼目的、证明标准等方面与传统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呈现较大区别,且该程序因存在诉前程序模糊、保全措施滞后、审判组织缺乏合理性、责任承担交叉等问题,导致各地裁判结果相差迥异,严重损害司法裁判的统一性和规范性。对此,应在反思该程序现状及问题的基础上,立足立法规定与司法实践的背离,通过完善诉讼程序、加强配套机制的构建,实现惩治污染环境犯罪及生态环境修复的双重功效。

质疑与废止: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在其产生之初,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是已经不适合当前的现实。现实中,该制度矛盾重重,包括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矛盾,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与普通刑事诉讼、民事诉讼的矛盾,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内部的矛盾。同时,国外以刑、民分诉为主流和方向。因此,对该制度应该予以废除。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新发展

《刑事诉讼法》经再次修正后颁布实施,各界对修正案的讨论焦点将转为如何评价修订成果和如何适用新规范,这对于新《刑事诉讼法》的发展走向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刊特别约请刑事诉讼法研究专家对新《刑事诉讼法》的立法模式、监视居住措施、附带民事诉讼、特殊侦查措施、专家参与诉讼制度和强制医疗程序等进行评论,并提出适用方面的建设性意见,为新《刑事诉讼法》取得良好的适用效果贡献智识。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反思与重构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本质上是一种民事诉讼,仅在程序运作上具有“有限”的从属性,故最理想的模式是将其从刑事诉讼中分离出去,归并到民事诉讼中。但在目前条件下不宜立刻取消这一制度,而应在以下方面逐步加以完善: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扩大请求赔偿损失的范围;限制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受理范围;明确附带民事诉讼的时效。

试论取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

我国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 ,混淆了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在证明标准和证据规则方面的差别 ,以刑事诉讼程序取代了民事诉讼程序 ,异化了附带民事诉讼的本质 ,不利于维护诉讼双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 ,违背了程序正义的要求。由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存在与生俱来的不可克服的内在制度性缺陷 ,无法通过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立法来消除其弊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