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诉前公告制度的废除

我国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是否诉前公告争议很大。现行司法解释要求履行诉前公告程序,保障其他法律规定的机关和组织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优位性,目的在于限制公权力介入私权领域,发挥其他机关和组织在民事公益诉讼上的专业优势,但是其未关注到我国其他机关和组织在公益诉讼中的现实弱势,不利于公共利益的保护。在司法实践中,诉前公告制度呈现“空置状态”,基本没有其他机关和组织在公告后介入诉讼,反而导致与刑事审查起诉期限之间的冲突,干扰刑事审判的正常进行,不利于保障诉讼效率,损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迅速审判的权利,应当废除刑事附带公益诉讼案件的诉前公告制度。

检察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范围调整与功能重塑

检察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功能发挥不彰,表现为预防性功能发挥不充分,恢复性功能被忽视,惩罚性功能受到刑事、行政责任的双重挤压。这一方面与《民事诉讼法》将检察消费民事公益诉讼限定在食品药品安全领域有关。随着立法、司法、执法等公共资源向食药领域的集中,该领域的制度机制趋于完善,处于补充性地位的公益诉讼发挥功能的空间必然受到限制。取消对检察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范围限制,有利于释放其制度空间。另一方面则涉及检察消费民事公益诉讼能否请求损害赔偿,还是仍然固守惩罚性赔偿的问题。检察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优势在于通过损害赔偿救济,维护由众多消费者个体利益构成的集合性公益,至于交易秩序与安全等抽象公益,则应主要通过刑事责任、行政责任予以维护,公益诉讼的惩罚性赔偿必要时应发挥补充性作用。

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审理顺序的反思与优化

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审理顺序既对生态环境的修复效果有着直接影响,又关涉被告人刑民责任的协同确定,是完善公益诉讼制度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遗憾的是,由于我国立法尚未对此类案件的审理顺序作出明确规定,各地法院在探索过程中做法不一,有“先刑后民”的,有“刑民并进”的,严重影响了司法的规范性。为保障实现修复生态环境、协同刑民责任等多元化诉讼目的,人民法院在审理该类案件时,应遵循刑事惩罚与生态环境修复相结合的基本理念,采用“刑—民—刑”为主、“先刑后民”为辅的审理模式,并通过强化判决说理性对“刑—民—刑”模式可能带来的风险进行防范。此外,还应正确看待和解与调解对审理顺序的影响,一旦发现对和解协议或调解协议的公告可能影响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应及时调整审理顺序,先行作出刑事裁判。

电信网络诈骗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理论逻辑与程序构建

基于网络治理的系统观念和问题导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47条明确了人民检察院在电信网络诈骗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原告主体资格,旨在促进刑民责任承担的有机衔接,实现对电信网络诈骗的一体化、各环节、全链条防范治理。作为对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提起的新型诉讼制度,其理论逻辑和具体规则尚不完备,立法支持和实践经验均严重不足,应明晰电信网络诈骗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具有正当性与必要性。同时,厘清案件可诉范围和人民检察院职能定位,以一体化思维疏通管辖难题,以智慧司法赋能协同治理,为司法提供有效的程序框架。

检察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困境与突破路径——以检察环境公益诉讼为例

作为一种实践先于立法的诉讼制度,检察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具有有效化解单一公益诉讼模式局限性,显著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充分保障司法权威、保障司法公平公正等重要功能。但囿于当前法律对于公益两诉一并审理尚未从制度上予以确立,司法实践中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这一制度在诉前程序、级别管辖和举证责任等方面存在一定的矛盾与问题。因此,需要不断探索优化路径来突破两诉衔接上的困境,从而构建检察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使得公益“两诉”能够取长补短,最大限度保护公共利益。具体措施大致包括取消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诉前程序,改变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级别管辖,明确举证责任,强化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等。

海上刑事案件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程序的优化路径

海上刑事案件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程序作为维护海洋生态环境公共利益的重要法律措施,具有立体化追责、高效解决纠纷等独特价值。当下,该程序在司法实践中呈现出适用罪名集中、审理基层化等特点,但由于法律规定过于简单,导致该程序出现了定位不清晰、管辖存在法律冲突以及取证困难等各方面问题。针对上述问题,需要结合理论和现状分析海上刑事案件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程序的优化路径,明确程序的定位,规范诉前公告程序,推动专门管辖,发挥海事法院在审查海事案件证据等方面的优势,创新海上犯罪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办案模式,实现该程序精准打击海上犯罪、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

论环境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模式适用的法律困境与出路

相比于单元诉讼模式,环境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模式力图在一个庭审中实现对两类公益诉讼的合并处理,更易于兼顾公正与效率。但对该诉讼模式而言,其广泛应用受制于正当性依据的缺失。为此,有必要通过建立以检察机关为主、环保组织为辅、多元主体参与的诉讼机制,拓展环境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受案范围,明确两类诉前程序履行顺序及诉前程序与诉讼程序的衔接规则,协调与完善两类环境公益诉讼的举证规则,细化附带民事诉讼环节适用调解程序的规则,实现对该诉讼模式的优化。

个人信息保护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检视和完善——基于157份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数字时代个人信息兼具个体和社会属性,该保护领域已由个人控制转向社会协同共治,具有寻求公益诉讼保护以解决结构性困境的迫切需求。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具有区别其他公益诉讼的独特实体和程序性价值,在程序治理体系中的重要性逐渐提升。基于司法大数据的微观检视,相关司法实践尚面临起诉主体范围狭窄、诉讼请求选择单一和赔偿资金管理不明等具体规范阙短之难题。为优化制度设计,我国应当着力拓宽该制度领域多层次的主体范围,探索多元化的诉讼请求类型,并健全规范化的资金管理机制,以回应纾解信息化时代个人信息保护困境。

消费者权益保护视角下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界限研究

消费者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参与主体,其合法权益理应受到保护,而《反垄断法》的立法宗旨即包含“维护消费者权益”。2022年新修订的《反垄断法》第六十条第二款,新增了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制度,该公益诉讼与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在维护消费者权益方面有何不同?本文从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关系出发,论证了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可以维护消费者权益,进而将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界定为消费者协会和检察院,得出以垄断行为是否直接损害消费者权益为标准来划定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与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界限。

论消费领域检察公益诉讼损害赔偿金的分配路径

为消解消费领域检察公益诉讼损害赔偿金的分配难题,法院在“威慑”与“补偿”功能的指引下创设了诸种分配路径。以分配对象之主体性质为标准,可将既有分配路径类型化为“上缴国库”“纳入公益基金”和“向受害消费者支付”。实然分配路径的合理性应在检验其与制度功能的匹配性基础上加以评判。在“威慑”功能维度上,三种分配路径均可等效实现违法行为之外部成本的内部化;在“补偿”功能维度上,“上缴国库”的方式无法直观或实质性实现补偿功能;“向受害消费者支付”因理念障碍、制度冲突、履行不能或不经济而削弱甚至消除“补偿”功能;“纳入公益基金”则因其与消费公共利益间的高契合度与强关联度而成为与制度功能相契合的适配性路径。然而,“纳入公益基金”的非一致性司法实践样态,表明其需要进一步的改造:在方向上,应以信托基金为引领;在具体构造上,应对各主体角色予以重新安排,并就妨碍消费公益信托基金运行的受托人选定与监督缺失问题探寻因应之策。

刑事附带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认识误区及其克服

目前,学界与实务界多将附带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界定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进而混淆了其与附带消费民事私益诉讼的关系,并错误地将《刑事诉讼法》作为附带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法律规范依据,导致附带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管辖法院不当地被降格为基层法院,审判组织形式难以统一。附带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法律属性应为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系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特殊提起方式,其与附带消费民事私益诉讼之间是并列关系;应将《民事诉讼法》作为附带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法律规范依据;应以附带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管辖为基准,将刑事公诉与附带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管辖法院整体确定为中级法院;由七人合议庭一并审理刑事公诉与附带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始符合《人民陪审员法》之规定,也与将附带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法律属性界定为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相呼应。

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的性质定位与适用方向

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的引入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促进反垄断法的全面实施和弥补反垄断私人诉讼的不足。明确性质定位是讨论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适用的基础,也是处理其与相关制度关系的出发点。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具有反垄断执法的类似性质,是反垄断执法的重要补充,与普通的损害赔偿诉讼存在本质区别。这种定位意味着,检察机关应仔细甄别“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起诉条件,以终止违法行为、恢复竞争秩序为导向来确定诉讼请求,不需要在公益诉讼中考虑损害赔偿问题。在案件选择上,反垄断执法具有优先性,检察机关应更多就执法机构未处理的垄断行为提起公益诉讼;在程序推进中,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协助检察机关开展立案、调查和诉讼等各项工作。我国《反垄断法》将民事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限定为“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检察院”是较合理的选择,消费者协会因专业能力有限不应被赋予起诉资格,但其可以就部分垄断行为提起消费公益诉讼。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适用调解的制度完善

随着我国公益诉讼进程的推进,产生了一种新的诉讼类型——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此类诉讼具有保护范围广泛、诉讼进程高效等程序特点,在诉讼中适用调解制度比其他类型的诉讼更加契合恢复性司法理念与实体正义的实现。通过对全国调解结案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归纳分析,可以看到调解制度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没有系统完备的法律规定,各地方法院仅处于探索模式,在适用范围、阶段、公告等具体程序方面难以形成统一的规范。因此,为了统一案件处理程序,更好地发挥调解在案件适用中的优势,应当进一步扩大适用调解的案件范围、允许在刑事诉讼的任一程序阶段进行调解、保留对调解内容的公告程序,以实现对调解适用情况的监督和统一。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完善研究——从危害食品安全领域的576份裁判文书切入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是当前公益诉讼实践中的主要类型,而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架设不可避免地衍生了新的问题。从危害食品安全领域的576份裁判文书切入,研究发现了惩罚性赔偿制度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的总体情况、实践特点及其司法智慧。面对制度“叠床架屋”之后的理论争议和对抗、审查双重面向当中的实践分歧,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张力亟待回应。从“弥合的可能”到“可能的共识”,这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实践呼唤理性证成、明确制度走向,逐一针对惩罚性赔偿的提出、适用与程序展开规范设计,同时在惩罚性赔偿金的管理使用方面进行专门探索与功能拓展。

论刑事故意与惩罚性赔偿故意的差异与衔接——以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为场域

惩罚性赔偿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场域与刑罚相结合,可以因应犯罪行为的性质,有效促进刑民责任的互补,实现双重惩罚。但惩罚性赔偿与刑罚衔接的难点在于“故意”所代表的主观要件的差异,由《民法典》首次明确在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主观要件中规定为“故意”,其与刑事故意的差别在于除包含对结果的实际认识外,还包含对结果发生的潜在认识或应然认识,且不同于刑事故意对违法性实质的认知要求。这种差别根源于刑事归责与惩罚性赔偿归责之正当性的根本性差异,即刑事责任的归责依据在于非难可能性,而惩罚性赔偿责任则在于严重的道德可谴责性。应当在正视差异的基础上实现刑事故意与惩罚性赔偿故意的衔接,推动以刑民双重需求为导向的要件认定合理衔接,实现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与救济。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调解的适用与展开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调解的适用面临着规范缺位与实践运行失序的现实困境,亟须理论指导与制度因应。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调解制度的适用具有全面维护社会公益的价值目标、检察机关妥当参与的职责担当、民事公益诉讼的本质属性与效率价值追求的规范符合性之正当性基础,具有提高诉讼效率、保障切实履行的必要性需求与客观事实调查、主观量刑激励的可行性支撑,故此,理应在规范层面明确肯定调解的适用。与此同时,为保障调解制度的规范运行与实施效果,仍需建立调解过程中的法院主导、检察角色的平等性区分、公告与公开程序的强化监督以及事实保障下的调解前置的有效措施。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实践检视与制度完善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在制度设计层面具有督促、公益、效率、权益等价值,但在实践中却存在督促价值虚化、救济程序恣意、效率价值不彰以及权益保障不充分等问题。为推进其持续良性发展,应注重衡平两重价值,通过综合履职发挥法律监督价值,能动履职拓展公益救济价值。同时须在程序上进一步规范结案、劳务代偿程序、优化办案模式,并规范程序启动标准、赔偿认定方式与畅通权利救济渠道,从而加大私权益保障力度。

论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的民事裁判独立性——以个人信息侵权案件为视角

在个人信息侵权的治理体系中,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需要在以刑事为主的程序中实现独立性与附属性的平衡。在实践中,附带民事部分在责任主体界定、侵权认定、责任承担判定上呈现对刑事裁判的过度依赖,两种属性存在结构性失衡。应当强化其独立性,通过发挥制度的整体功效,筑牢个人信息保护的堤坝。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理论反思

自2018年创设以来,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迅速成为公益诉讼领域适用率最高的程序。尽管在实践中大量适用,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却无坚实的法律基础与完备的理论支撑。首先,作为新创设的诉讼制度,附带民事公益诉讼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但从规范上来看,只有部分情形具有合法性基础。其次,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与民事公益诉讼、附带民事诉讼这两项基础制度极不协调,在起诉主体、请求权范围、适用案件类型等方面均存在难以并立的融贯性问题。最后,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目的主要在于提高诉讼效率、有效维护公益,但起诉标准的模糊、公告程序的履行、调解机制的实施及判决执行的困难阻碍了目的实现。鉴于问题的基础性与严重性,有必要对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作彻底调整。

论刑事附带民事环境公益诉讼案中生态修复的执行方式——以四川涉藏地区法院的判决执行情况为例

我国在刑事附带民事环境公益诉讼案的审判方面成绩卓著,但生态修复判决项的执行并不理想。这既源于生态修复的执行周期长和执行主体缺位等特点,也源于生态修复本身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应明确政府为执行生态修复判决的权利主体,由其指定相关主管部门行使权利。由执行法院负责衔接联动执行的参与者,政府协调参与联动执行的具体部门。践行恢复性司法理念,将此类案件的民事执行和刑罚执行结合实施。合理采用替代执行措施和替代性修复方式。只有生态修复有效实施,刑事附带民事环境公益诉讼案的目的才能最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