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带诉讼制度构建质疑——兼论行政、民事纠纷交织案件的处理

对于行政与民事纠纷相交织的重合案件,学界有主张认为应当构建附带诉讼进行处理,尽管对具体的附带方式学者之间也有分歧。“附带诉讼”的理论基础是“法院判决统一”论。“附带诉讼”在理论上是为避免民、行诉讼程序得出矛盾结论;在实践上是为了贯彻诉讼经济原则要求。但其理论基础并不必然正当,诉讼效益的追求也经不起实证考察。文章认为,对于该类案件的处理方式应当坚持民事、行政诉讼程序分别处理,民事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全面审查,其结论可以和行政诉讼的认定不一致。

公诉案件被害人当事人制度研究——以德国附带诉讼制度为参考

我国《刑事诉讼法》将被害人确立为公诉案件当事人,被害人与人民检察院作为“共同原告”履行控诉职能,这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暴露出许多问题。德国附带诉讼制度允许被害人作为附带诉讼的原告人而非公诉案件本身的当事人参加公诉,具有合理性。借鉴德国的做法,我国应增设刑事第三人制度,让被害人作为刑事第三人参加诉讼,并赋予其相应的诉讼权利,从而有效解决被害人在公诉案件中参诉问题。

附带诉讼:行政、民事争议交织案件的解决

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影响着行政相对人的民事权益,导致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交织在一起产生。采用附带诉讼的方式来解决行政、民事争议交织案件,既减少了当事人的诉累,又符合诉讼经济的原则,还可以避免法院就同一事实作出相互矛盾的判决。行政诉讼可以附带民事诉讼,民事诉讼也可以附带行政诉讼,在具体适用方式上采用具有预决力的诉讼作为主诉,优先审理。

附带诉讼被害人权利保护缺位及其改进

附带诉讼关系到公权与私权利的关系和公民私权利的冲突。国家公权力介入私权利冲突凸现司法制度的价值取向。如何处理私权利之间的冲突及其与国家公权力的冲突,是制度设计的难点,又是司法程序利益分配和诉讼制度是否公正的检验标准。我国目前的附带诉讼制度,延续浓厚的国家至上的价值观念,牺牲了个体的私人利益,没有从程序上体现出照顾多数、保护少数,维护强者但不漠视弱者的现代司法精神,需要从实体法和程序法及其二者的协调配合予以改进。

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审理顺序的反思与优化

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审理顺序既对生态环境的修复效果有着直接影响,又关涉被告人刑民责任的协同确定,是完善公益诉讼制度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遗憾的是,由于我国立法尚未对此类案件的审理顺序作出明确规定,各地法院在探索过程中做法不一,有“先刑后民”的,有“刑民并进”的,严重影响了司法的规范性。为保障实现修复生态环境、协同刑民责任等多元化诉讼目的,人民法院在审理该类案件时,应遵循刑事惩罚与生态环境修复相结合的基本理念,采用“刑—民—刑”为主、“先刑后民”为辅的审理模式,并通过强化判决说理性对“刑—民—刑”模式可能带来的风险进行防范。此外,还应正确看待和解与调解对审理顺序的影响,一旦发现对和解协议或调解协议的公告可能影响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应及时调整审理顺序,先行作出刑事裁判。

论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诉前公告制度的废除

我国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是否诉前公告争议很大。现行司法解释要求履行诉前公告程序,保障其他法律规定的机关和组织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优位性,目的在于限制公权力介入私权领域,发挥其他机关和组织在民事公益诉讼上的专业优势,但是其未关注到我国其他机关和组织在公益诉讼中的现实弱势,不利于公共利益的保护。在司法实践中,诉前公告制度呈现“空置状态”,基本没有其他机关和组织在公告后介入诉讼,反而导致与刑事审查起诉期限之间的冲突,干扰刑事审判的正常进行,不利于保障诉讼效率,损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迅速审判的权利,应当废除刑事附带公益诉讼案件的诉前公告制度。

知识产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新探

在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改革和知识产权检察“四合一”综合履职背景下,知识产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一体解决刑事追究和民事追责,成为集约化诉讼的现实需求。当前,该制度的适用受到法律、理论和实践上的三重桎梏,影响了该制度司法质效的发挥。知识产权属于民法意义上的“无体物”,其法益侵害属于“财物损失”范畴。在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中适用附带民事诉讼符合诉讼的经济合理性和合目的性,是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改革下的制度创新。推进知识产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适用,应当在厘清“物质损失”概念基础上明确其适用条件,规范其适用方式、完善其证明标准,促进民刑程序相协调,并以全面赔偿为原则准确认定赔偿数额。

电信网络诈骗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理论逻辑与程序构建

基于网络治理的系统观念和问题导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47条明确了人民检察院在电信网络诈骗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原告主体资格,旨在促进刑民责任承担的有机衔接,实现对电信网络诈骗的一体化、各环节、全链条防范治理。作为对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提起的新型诉讼制度,其理论逻辑和具体规则尚不完备,立法支持和实践经验均严重不足,应明晰电信网络诈骗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具有正当性与必要性。同时,厘清案件可诉范围和人民检察院职能定位,以一体化思维疏通管辖难题,以智慧司法赋能协同治理,为司法提供有效的程序框架。

检察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困境与突破路径——以检察环境公益诉讼为例

作为一种实践先于立法的诉讼制度,检察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具有有效化解单一公益诉讼模式局限性,显著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充分保障司法权威、保障司法公平公正等重要功能。但囿于当前法律对于公益两诉一并审理尚未从制度上予以确立,司法实践中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这一制度在诉前程序、级别管辖和举证责任等方面存在一定的矛盾与问题。因此,需要不断探索优化路径来突破两诉衔接上的困境,从而构建检察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使得公益“两诉”能够取长补短,最大限度保护公共利益。具体措施大致包括取消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诉前程序,改变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级别管辖,明确举证责任,强化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等。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构建探究

新《刑诉法解释》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由“不予受理”改为“一般不予受理”,但由于精神损害自身具有主观性强、非财产性以及不可恢复性的特性,致使精神损害赔偿具体数额难以确定,增加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诉讼成本,也极易造成同案不同判的情形;由于加害人自身经济能力差异、恶意转移财产等因素影响,在执行上容易“空判”,被害人权益难以得到真正实现。文章分析了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的可行性,进而针对现存的“空判”和“数额难以确定”的困境,提出相应对策。

从“私诉”到“附带民事诉讼”:近代中国一个诉讼法概念的跨语际实践

“私诉”概念的跨语际实践包含四个阶段:在传统中文语境中意为“暗中告诉”;清末民初,经由日本汉字词“私訴”(しそ)对法国《刑事诉讼法典》中“action civile”的直译,作为诉讼法概念的“私诉”重返中国,意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1921年北洋政府公布的《刑事诉讼条例》使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替代“私诉”,并将“私诉”的意涵改为“刑事自诉”。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刑事诉讼法》使用“自诉”替代“私诉”,“私诉”就此消解于中文语境。“私诉”概念在中文语境中的抽离、重返、转变、消解,既是大陆法系司法制度、法学知识在语言层面的一次本土化重构,也是近代中国“司法现代性”改革的具象化缩影。

海上刑事案件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程序的优化路径

海上刑事案件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程序作为维护海洋生态环境公共利益的重要法律措施,具有立体化追责、高效解决纠纷等独特价值。当下,该程序在司法实践中呈现出适用罪名集中、审理基层化等特点,但由于法律规定过于简单,导致该程序出现了定位不清晰、管辖存在法律冲突以及取证困难等各方面问题。针对上述问题,需要结合理论和现状分析海上刑事案件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程序的优化路径,明确程序的定位,规范诉前公告程序,推动专门管辖,发挥海事法院在审查海事案件证据等方面的优势,创新海上犯罪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办案模式,实现该程序精准打击海上犯罪、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

论环境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模式适用的法律困境与出路

相比于单元诉讼模式,环境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模式力图在一个庭审中实现对两类公益诉讼的合并处理,更易于兼顾公正与效率。但对该诉讼模式而言,其广泛应用受制于正当性依据的缺失。为此,有必要通过建立以检察机关为主、环保组织为辅、多元主体参与的诉讼机制,拓展环境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受案范围,明确两类诉前程序履行顺序及诉前程序与诉讼程序的衔接规则,协调与完善两类环境公益诉讼的举证规则,细化附带民事诉讼环节适用调解程序的规则,实现对该诉讼模式的优化。

中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私法化改进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本质是民事诉讼。尽管新《刑诉法解释》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做了修改与补充,但鉴于两种诉讼之间的本质区别,加上相关法律条文的缺失,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赔偿范围过窄、被害人权利保障不足、民事诉讼过度依赖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证明标准过高等问题。改进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路径:首先,从新《刑诉法解释》入手,明确可以受理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范围,并以实质标准加以规范。其次,应给予民事诉讼独立性,使受害者有权通过民事诉讼来获得救济。

基于流程重构理论提升检察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效率研究

随着我国国家治理和法治建设进一步推进,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已成为司法机关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该类诉讼不仅直接体现司法公正,也关涉生态环境是否及时得到修复。通过梳理相关法律规范、实践案例可知,当下由于缺少理论支撑和制度支持,该类诉讼在司法实践中面临做法不一、诉讼效率不足等问题。为保障生态环境及时修复、规范司法机关诉讼流程、提高该类诉讼效率,应引入流程重构理论,构建起从案件庭前证据证明标准及责任划分、诉前公告流程重置、诉中审判流程优化的案件全过程高效体系。

个人信息保护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检视和完善——基于157份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数字时代个人信息兼具个体和社会属性,该保护领域已由个人控制转向社会协同共治,具有寻求公益诉讼保护以解决结构性困境的迫切需求。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具有区别其他公益诉讼的独特实体和程序性价值,在程序治理体系中的重要性逐渐提升。基于司法大数据的微观检视,相关司法实践尚面临起诉主体范围狭窄、诉讼请求选择单一和赔偿资金管理不明等具体规范阙短之难题。为优化制度设计,我国应当着力拓宽该制度领域多层次的主体范围,探索多元化的诉讼请求类型,并健全规范化的资金管理机制,以回应纾解信息化时代个人信息保护困境。

恢复性司法视域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反思与完善

通过恢复性司法视角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进行实践检视,发现其目的和性质存在异化现象,在被害恢复、加害恢复和社会恢复层面的实施效果均有待提升。应以恢复性司法理念为指引,通过建立合理的赔偿机制、促进各制度之间的程序流转、保障被害人社会救济权和推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等措施解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问题,促使该制度发展为在逻辑上高度自洽且具有中国特色的诉讼制度。

精神损害列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研究——以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75条第2款为切入点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实施后,“牛某某侵害未成年人案”成为被害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首例案件。自此对于该解释第175条第2款中“一般不予受理”的理解与适用出现了诸多争议。对该条款的理解若仍然坚持完全禁止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中受理精神损害赔偿的传统立场,则无论在实体法层面还是程序法层面均已丧失正当性,而允许“例外情形”下援引该条款支持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既不违反“双重处罚”原则,也符合我国的立法精神和实践发展趋势。由于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并未对“例外情形”作出规定,因而应当从其他法律的规定中去探寻对“例外情形”的理解和适用。我国的相关法律和改革实践为未成年被害人作为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的“整体例外”提供了重要依据,而将未成年被害人的精神损害列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应当从赔偿范围、赔偿数额、检察机关支持起诉以及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有机衔接这四个方面加以明确。

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的完善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自在我国确立以来,就一直争议不止,其争论的核心问题大多集中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上,而赔偿范围的争议焦点又主要是集中于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及精神抚慰金这三项。因构成刑事责任而导致的赔偿部分适用法律不同从而致使赔偿额度天差地别,是长期以来我国附带民事诉讼饱受诟病的原因之一。近代以来,随着尊重与保障人权的原则在国际社会得到普遍认可,我国司法及学界呼吁将精神损害及“两金”赔偿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的呼声也愈加高涨,解决被害人因遭受犯罪侵害从而产生的赔偿问题已迫在眉睫。

污染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配套机制的动态审视及反思

污染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在参与主体、责任承担、诉讼目的、证明标准等方面与传统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呈现较大区别,且该程序因存在诉前程序模糊、保全措施滞后、审判组织缺乏合理性、责任承担交叉等问题,导致各地裁判结果相差迥异,严重损害司法裁判的统一性和规范性。对此,应在反思该程序现状及问题的基础上,立足立法规定与司法实践的背离,通过完善诉讼程序、加强配套机制的构建,实现惩治污染环境犯罪及生态环境修复的双重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