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附条件上诉的问题及对策

认罪认罚从宽中上诉权行使受到技术型抗诉的直接限制及操作技术上的间接限制。这种源于司法实践、制度、理论的多样态限制以“防止上诉权滥用”为理论背景,在附条件上诉的方案上达成共识。问题视角下,附条件上诉并未正面对上诉权的去留作出选择,可能忽视了刑事诉讼法中既有上诉权的制度意涵,容易引导效率优先的价值偏好,其对上诉权的否定缺乏法理依据,容易导致附条件上诉向附条件不许上诉的倾斜。其成因归纳起来,可能有二元价值张力的扩大化、相对主义的折中方案缺乏指向性、实践中存在一些对效率优先的机械解读。改革背景之下应当全面保障上诉权,不限制上诉权同样可以通过上诉不加刑原则限制条款的扩充来达到“防止上诉权滥用”之目的。

关于我国企业刑事合规构建的思考

企业刑事合规的构建有利于我国更好地预防和治理犯罪,将刑事合规纳入我国刑事法律内具有现实必要性,也有助于我国各企业与国际社会接轨。刑事合规在时代大背景下具有明显的积极价值,但在近两年的合规改革试点过程中,发现本土刑事合规制度构建存在着单位犯罪责任划分不清、本土“双不起诉”方式对法治根基的冲击等问题。但审判实务中又面临着企业刑事合规制度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及附要件不起诉制度的模糊界限,所以在未来需要尽快弥补立法缺失。唯有前瞻与全面性的立法创新,方可防止中国刑法规范流于形式,有效的促进中国本土刑事合规的建设,达到长期可持续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