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反垄断法中附条件批准经营者集中制度

附条件批准经营者集中制度,既可消除经营者集中对市场竞争产生的不利后果,又充分发挥了集中带来的经济效益。西方发达国家反垄断立法对这一制度都有明确的规定并制定了配套的实施指南,而且在执法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论文探讨了附条件批准经营者集中制度的概念、历史沿革及其在反垄断审查中的作用,并分析了附限制性条件的种类及各自的利弊,通过比较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对我国完善这一制度的立法规定和适用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我国附条件批准经营者集中的发展与完善

内地对于经营者集中附加限制性条件的立法逐步形成框架体系,相关执法实践经验正不断积累。但是立法的调整范围上仍要进一步拓展,附限制性条件批准应遵循的目标和原则也需要在立法上予以明确。在执法层面上,要进一步增加执法透明度,发挥执法机构之外资源的辅助作用。

论我国的经营者集中附条件批准制度

根据商务部反垄断局发布的公告,据统计显示,自2008年8月1日《反垄断法》实施以来至2014年7月2日,反垄断局共审结经营者集中案件912件,其中无条件批准886件,24件经营者集中申报经过向商务部提出救济性的附加限制性条件而通过,只有2件没有提出有效的救济方案而被商务部禁止集中。因此,经营者集中当事人提出合理、有效的救济措施对经营者成功实施集中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对防止集中限制、排除竞争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经营者集中审批附款的种类与法律完善

经营者集中审批附款是反垄断规制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它不仅能有效地减少和消除因经营者集中所造成的反竞争效果,而且能充分地发挥经营者集中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益。文章通过对商务部公布的附条件批准经营者集中案例的研究,归纳出经营者集中审批附款的种类分别是附结构性限制条件、附行为性限制条件以及附混合型限制条件。同时,分析了我国经营者集中审批附款在立法、执法两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完善建议。

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实质审查制度的完善

我国实质审查标准欠缺合理性;其认定因素需规定具体的量化标准、量化方法以及具体的指标;集中抗辩制度具有矛盾性,情形偏少,且在社会公共利益抗辩时欠缺利弊权衡比较性;附限制性条件批准制度需规定适用的前提条件。本文欲结合有关理论研究及执法实践,对我国经营者集中实质审查制度完善问题作出探讨。

浅析我国“经营者集中”审查制度下马士基的两次尝试

中国于2008年实施《反垄断法》后,全球最大的集装箱海运企业穆勒马士基集团及旗下公司受到了两次经营者集中审查。商务部在2013年宣布拒绝马士基的P3联盟议案,但在2017年末附条件地批准了马士基下属单位的收购交易。本文对商务部的两次决定进行比较,就所涉及的主要法律问题进行分析,并对中国航运业的发展提出了几点思考。

论谦抑理念在互联网行业经营者集中审查中的适用

由于互联网行业的注意力竞争、创新竞争和跨界竞争的特性,其经营者集中具有明显的特殊性,使得产生并发展于传统行业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规则在该行业适用中遭遇困境,主要问题在于国家反垄断执法机关对互联网行业经营者集中干预过度,互联网行业及其竞争的特性需要执法机关谦抑执法。通过将谦抑理念延展至反垄断法领域,并对互联网行业经营者集中审查进行必要和适度调适,有助于解决当前审查困境。反垄断执法机关应当采取个案分析、以附条件批准集中代替禁止集中以及以加强事后监管代替禁止集中等规制方式,以实现谦抑理念在互联网行业经营者集中审查中的具体应用。

欧美反垄断制度中合并救济的一般原则

附条件批准经营者集中制度,又称合并救济,是经营者集中反垄断控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一般原则是反垄断执法机构评估和批准限制性条件所遵循的一般准则。自我国《反垄断法》颁布以来,商务部已公告多个附条件批准经营者集中案件,但在相关立法、官方文件中均未明确附条件批准经营者集中的一般原则。本文研究和阐述了欧美等反垄断制度较为成熟国家的相关立法和实践,以期对我国相关领域的研究和实践有所借鉴。

数字经济反垄断:规范与发展并重

2021年,我国加快推进《反垄断法》修订,进一步完善反垄断基础性法律制度;全国查处垄断案件176件,罚没金额235.86亿元;依法查处平台经济领域“二选一”垄断案;审结经营者集中案件727件,附条件批准4件、禁止1件;市场监管总局加挂国家反垄断局牌子􏘾􏘾这些说明了国家越来越重视强化反垄断、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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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经典案例选编出版时间/2021年2月定价/128元本书选编的经典案例,涉及的关键问题包括相关市场界定、经济学分析、集中的竞争损害理论、集中的竞争影响分析中运用普适或创新方法,以及抢跑行为的界定等,以欧美案例为主,涵盖了从1890年《谢尔曼法》制定以来的涉及附条件批准和禁止、交易金额较高,以及企业规模较大的31个经典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