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卖型担保法律性质探究——从朱俊芳案谈起

朱俊芳案中,双方当事人就同一笔款项签订了买卖合同和借款协议,并约定到期无法偿还借款则用抵押物抵顶借款,不再支付对方任何款项。对此四级法院认定不一,主要还是围绕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的性质和效力,以及抵顶借款约定是否属于禁止流押的规定而无效。通过对该类买卖型担保的性质进行分析,认为其既不是后让与担保,也不是代物清偿,而是借款合同+附条件的代物清偿预约。其中"到期未还款用抵押物抵顶借款"的约定不属于流押条款,应认定其效力。《规定》第24条并非将该类买卖型担保认定为让与担保或后让与担保或无效合同,而是应从附条件的代物清偿路径进行解释,既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又平衡双方权益。

担保性房屋买卖合同法律性质之探析——兼析《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24条

民间借贷中,当事人常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作为借贷合同的担保。这类担保性房屋买卖合同既不是让与担保、后让与担保或不动产抵押,也不是附条件的买卖合同或代物清偿合意,而是一种附条件的代物清偿预约。此类代物清偿预约应受《物权法》中流押(质)条款禁止性规定的控制,以处分清算为实现方式。《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24条并未将担保性房屋买卖合同认定为让与担保或无效合同,应从代物清偿预约视角进行理解和适用。代物清偿预约与流押(质)条款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应受流押(质)禁令的控制。与流押(质)条款不影响担保合同整体的效力一样,代物清偿预约也无需因流押(质)禁令而整体无效,只要增加一个清算环节即可。

论以房抵债协议买卖条款之法律效力——以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24条为中心

以房抵债协议是指通过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担保民间借贷的协议,其在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对于该协议中买卖条款的效力的认定存在有效与无效的争议,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4条则对其效力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因为以房抵债协议不存在通谋虚伪意思表示且与流押契约有明显区别,因此不能直接对其买卖条款的效力进行否定。通过对以房抵债协议买卖条款的性质进行剖析,对让与担保说、后让与担保说、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说提出质疑,指出其本质上属于代物清偿预约,在符合法定情形下,债权人可以排除第三人对房屋价款的请求权,即债权人此时享有物权期待权,以期对司法实践中此类争议的解决提供一个可以参考的路径。

买卖型担保合同纠纷之辩思

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为基点,立足于法律解释方法论,探讨买卖型担保合同的内涵及处理方式。采用案例类型化区分方法,整理分析此类纠纷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的司法实践现状。以此,审视分析买卖型担保合同并将其定位为不同于让与担保等担保物权,合法有效的代物清偿预约合同,是一种就标的物并无优先受偿的债权性请求权。此种以买卖合同担保借贷行为的新型担保方式,为维护双方当事人权益提供法律依据及理论支撑,也为各地法院处理类似案件指明了法律路径。

用商品房买卖合同进行“担保”的行为性质研究

基于物权基本特征和原则,用标的物尚不存在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为借款合同提供的"担保"并不是习惯法担保物权或者法定的担保物权,也不发生流质契约效力,而是一个附解除条件的代物清偿合同。

以房抵债协议的法律性质辨析

近年来,司法实践中以房抵债案件的数量高速增长,但由于不同法官对于以房抵债协议的性质认定不一,而屡屡出现"同案不同判"、甚至"同案相反判"的情况。为解决这一审理困境,明确以房抵债协议的性质是当务之急。目前我国并无法律明确规定以房抵债协议的性质,因此应将目前以房抵债协议性质争议进行梳理,并针对不同观点进行分析。以房抵债协议是一种非典型担保,其中起到担保作用的是债权而非物权,将其性质解释为代物清偿预约较为适宜。

不动产买卖式担保的法律适用——以《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为视角

以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担保民间借贷合同履行的案件在实践中蓬勃发展,且此种情形下的纠纷也愈演愈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给出了审理此类纠纷的解决思路,但是司法解释过于简单粗糙,未明确不动产买卖式担保合同的性质、效力问题,也未明确债权人对标的物是否有优先受偿权。不动产买卖式担保实为债权担保,不动产买卖式担保合同实为代物清偿预约,是诺成性合同,其不发生物权担保效果,债权人无优先受偿权。

论买卖型担保的性质与效力

关于买卖型担保的性质,有抵押说、让与担保说、后让与担保说、买卖说、代物清偿预约说等多种不同观点,不同解释路径对买卖合同的效力也有不同认识。买卖型担保的主要目的在于为借款提供担保,但亦不能完全排除个案中可能存在买卖和抵债的真实意图,司法实务中应结合具体案情做出判断,不能以主观臆断代替当事人意思。在现有实在法、主流裁判观点框架内,买卖型担保的担保功能不容高估,其效力也要接受流担保禁止规则和代物清偿要物说的检验。在解释上,应顺应代物清偿契约诺成化、流担保禁止规则缓和的发展趋势,承认买卖型担保的效力。在立法上,应明确承认诺成性以物抵债协议和流担保条款的效力,同时赋予当事人撤销权以克服流担保条款的不足。若立法上作此规定,债权人就无须通过订立买卖合同的形式实现担保和抵债的目的,买卖型担保因此会逐渐萎缩。

论买卖型担保的法律性质和合同效力——兼评《民间借贷规定》第24条

买卖型担保,法律对这种非典型担保性质和效力的认定并未作出明确规定。《民间借贷规定》第24条确定了该种担保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然而该条对其法律性质以及合同效力问题也未作出界定。买卖型担保具有代物清偿预约的特征,对于买卖型担保合同而言,其并不违反物权法定原则以及流押条款,应认定为有效。

买卖合同担保民间借贷合同的实务裁判研究——兼论《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24条适用

买卖合同担保民间借贷合同已渐趋常态,《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24条明确要求此类案件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企图定分止争。但该条款对买卖合同性质的留白性处理,又引起了新的一轮学术争论。意思表示解释规则下,第24条的适用前提以房屋买卖合同的担保功能为核心。据此,房屋买卖合同可分担保型房屋买卖合同与非担保型房屋买卖合同,分别对应房屋买卖合同具有担保功能以及无担保功能之情形。针对担保型房屋买卖合同,以代物清偿之预约进行规制,并赋予债权人以生效判决执行方式的选择权;同时,将非担保型房屋买卖合同纳入附条件买卖合同,以体现对当事人意思自治之尊重。

以房抵债法律性质探究——以“朱俊芳案”为例

法院不应将"以房抵债"协议一概认定为无效,应当结合具体案件事实作出慎重判决。"朱俊芳案"中"以房抵债"协议的法律性质,不是担保法律关系,而是附生效条件的代物清偿协议,并且不违反流押禁令。最高院关于本案的判决正确,但性质界定不准确。通过对本案中"以房抵债"协议法律性质的界定,为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思路。

民间借贷中担保型买卖合同效力问题探究——兼析《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24条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传统的担保方式已经无法满足人们对融资的需要,因此,在司法实务中存在着以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形式为借贷合同而引起纠纷的案件,学界和实务界将这种担保形式归为非典型担保。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其中第二十四条对长期以来这种非典型担保的认定和处理进行了司法解释,进而对今后的司法裁判起了新的指导,然而该司法解释对这种非典型的担保的性质和效力等问题并没有给出实质性的解答,这仍需要我们追根立法原意并结合司法实务行进一步的研究。

论买卖性担保合同的法律性质及效力

2015年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并未明确买卖性担保合同的性质,理论界对此类合同的性质众说纷纭。本文认为在界定此类合同的法律性质时应当从权利的本质着手,该类合同不属于传统的担保合同,亦不属于非典型的担保合同,而应将此类合同定性为预约的代物清偿合同,仅在当事人之间发生法律效力,也可以参照《物权法》第20条的预告登记制度,构建相应的登记制度,产生对抗合同外第三人的效力。

权利移转型担保的裁判法理

通过移转标的物所有权设立的担保,在我国现行法中尚未存在系统规范。法院在处理民间借贷中的以房抵债纠纷时,无法依据现行法律规范阐明审判意旨,不得不进行大量的裁判解释。借用这些解释作为研究素材,明晰我国权利移转型担保的裁判法理,即存在让与担保和附停止条件的代物清偿两套理论构造。针对不同样态的案件事实,裁判解释所依据的法理不同。

论以房抵债协议的法律性质

以房抵债协议自发产生于民间借贷需求高,金融与信贷体系不完善,传统的典型担保方式手续复杂、成本高的背景之下,虽然是当事人出于意思自治签订的协议,但是却往往因为无法律对此有明确的规定而被判定为无效。学界和实务界对以房抵债的性质观点不一、争论不休。本文将以房抵债定性为代物清偿预约。

权利移转型担保的裁判法理

通过移转标的物所有权设立的担保,在我国现行法中尚未存在系统规范。法院在处理民间借贷中的以房抵债纠纷时,无法依据现行法律规范阐明审判意旨,不得不进行大量的裁判解释。借用这些解释作为研究素材,明晰我国权利移转型担保的裁判法理,即存在让与担保和附停止条件的代物清偿两套理论构造。针对不同样态的案件事实,裁判解释所依据的法理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