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化情结与周作人的附逆

在周作人的内心深处有一种日本文化情结。周作人的日本文化情结是长时间被扭结的抹煞了民族界限和剔除了正常理性的特殊精神—心理现象,它是周作人在民族危亡时的民族立场的迷失和在人生道路上误入歧途的内在情感因素和隐形动因。我们不能回避也无法否认日本文化情结与其附逆的必然逻辑关系。

从周作人附逆后的一封信解读其元旦遇刺事件

周作人在1939年元旦遭遇暗杀,周作人就此事给友人写了封信,表达了他对暗杀事件的看法,展示了他在正式落水投敌前后的复杂心态。

杜甫对安史之乱中“附逆”文人的态度管窥

在安史之乱中,朝臣的“附逆”及随后的“清算”都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杜甫作为时事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对该问题也投入了相当的关切,从他写给李白、郑虔、王维等人的诗歌中,可以管窥其态度与立场。对于被迫“附逆”的文人,杜甫总体上是同情和怜惜的,且多为之辩护,这吻合了他一贯的人道主义立场。该立场在当时纷歧的舆论导向的映照下,显得尤为鲜明。与此同时,杜甫也持有较高的道德准则,这使得他对于“附逆”情况不同的文人,态度呈现出微妙的差异。

民族文化认同困境:周作人附逆的后殖民启示

作为中国现代史上一位重要文化名人,“五四”运动的先驱者,周作人在日本侵略中国后不久就迅速投靠日伪政权,这是极其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周作人附逆是由于他首先在精神上被日本文化所征服,进而产生民族文化认同困境所造成的。认识到这一点,对于在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被西方后殖民文化侵蚀是非常具有启示性的。

道德的缺失——周作人附逆现象与中国文化的特质

本文将中国文化视为一种非理性主义的文化 ,指出了它的三大特质 :否定的思维方式 ;中庸的人格追求 ;审美的人生境界 ,并从中国文化之认识论、伦理学和美学三个方面考察了周作人附逆现象的本质属性。

周作人附逆的自我诠释评析

附逆后 ,周作人以“道义之须事功化”为其从奸自辩。“道义之须事功化”确与周作人附逆有密切联系 ,但这是周作人片面的、抽象的理解“道义”与“事功”的关系 ,陷入唯事功论。不讲气节 ,不论道义的周氏“事功论” 。

周作人附逆期间散文论略

周作人自1939年担任伪北大图书馆馆长起至1945年"八·一五"日寇无条件投降时止,六年附逆期间共创作散文430余篇。在周作人及其散文研究中存在两种倾向:一是为着彰显周作人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突出贡献,而有意回避或淡化周氏附逆期间诸多散文所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与错误;二是既已认定周作人是汉奸,曾为日本法西斯及汉奸汪精卫之流歌功颂德,就对周氏文学思想、散文创作不加分析地一笔勾销。当下第一种倾向尤为严重。本文依据知人论世、知世论文原则,将周氏附逆期间散文作为一个独特的研究对象,既实事求是地揭露周文的主要问题与错误,又对部分佳作予以肯定性评析,从而展示出它们与周氏其他人生阶段散文的不同特点。

周作人附逆考辨

周作人何以走上民族罪人的道路,这是许多人关心的大题目。数十年来,学术界人们一直试图对此做出科学的解答,但是,由于历史的复杂性和认识的多样性,至今,各种解答并未达到让人满意的程度,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意见还是仍然存在,尚有待进一步深入考辨。"五四"之后的周作人,在为人处世诸多方面,逐渐滑向了自私自利、极端个人主义的泥潭。"七七"事变后,面对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周作人不愿追随国民政府南迁,其自外于国家存亡大局的"超政府"个人主义行为,终于驱使他投入了日本侵略者的怀抱,以至沦为了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一个人的童年和他的政治——从“自我”角度对周作人附逆悲剧的解读

由于自幼体弱多病,周作人在成长过程中得到了亲人的过度关爱,这影响于他的"自我"就是生命意识的凸显和弱者的自我认同的合一。这决定了周作人现实行为的出发点首先是自我保护,而与外界的自觉的呼应和配合则取决于他与社会的具体关系:只有在一个理解轨道和他的内心相通的环境中,周作人的自我的生命力才会被激发起来,其人格走向才是外向、张扬和成长的;如若不然,便是自我封闭,在对外界的决绝拒斥中退回到童年自我的封闭狭隘中去。周作人的"自我"的独特性在其附逆的人生悲剧中也得到了体现。

周作人附逆时间再考察

关于周作人最初附逆的时间，学界普遍以1939年1月12日周作人担任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为起始。例如在张菊香、张铁荣《周作人年谱》、止庵《周作人传》、钱理群《周作人传》等著作中，似乎对这一成说均无异议。然而文学史真实可靠与否总是遵循这样一条规律，对越是人们坚信不疑的历史考证，结果往往出乎意料。

电影《春江遗恨》与上海抗战后对附逆影人的审判

完成于1944年底的《春江遗恨》被普遍认为是支持日本人发动战争、狂热宣传所谓"中日提携"、"共存共荣"的反动影片。战后参与此影片的中国演职员作为"附逆影人"受到审判。作者认为,就《春江遗恨》而言,再怎么多样解读也回避不了此片附逆的基本事实。而所谓的"附逆影人",在战争的阴影下,他们面临着残酷的道德抉择,其心态不尽相同。结合当时的报刊杂志和影片资料,重提以《春江遗恨》为代表的上海沦陷时期的电影,深入研究参与此影片的电影工作者的创作状态和心路历程,及梳理抗战后对所谓的"附逆影人"的审判,不但是书写中国电影史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有利于我们对那段特殊的历史有一个客观的的重新认识。

穆时英是谁?——对其附逆之事的再思考

解志熙先生《'穆时英的最后'——关于他的附逆或牺牲问题之考辨》和孔刘辉先生《谍影重重——穆时英之死新探》两篇文章要么对关键材料视而不见,要么解读时持有深深的成见,它们的论证过程与观点皆经不起仔细推敲。既没有充足的理由证明穆时英是汉奸,也没有可靠的证据表明他是卧底。此事目前只能说是一个悬案。

周作人附逆心理探微

周作人的附逆是其一生之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关于周作人附逆的史实梳理和心理探究,也是周作人研究的重要方面。周作人的附逆暗含着微妙而复杂的心路历程,个人性格的优柔寡断、形势判断的失误和文化选择的保守使得他坚持个人主义而远离了集体和大众,欲超脱现实政治而实陷于政治泥淖,而其文化心态中的儒释之学及对日本文化的钟情,奠定了他附逆的思想和心理的基础。

周作人附逆思想的由来与发展

周作人生于1885年1月,号起孟,他是鲁迅的二弟,比鲁迅小4岁。幼年时期,他与鲁迅在一起玩耍;少年时期,他与鲁迅一同学习;青年时期,他与鲁迅共同切磋学问;成年后,又与鲁迅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鲁迅在1928年以后,由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成长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者。可是周作人在1938年以后,却由一个“苟全性命于乱世”的隐士,堕落为出卖祖国和人民的叛徒。

冀东保安队 从假装附逆到阵前起义

1935年12月25日，“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在通县正式挂牌宣告成立，它是继伪满洲国后，日本在华扶植的第二个傀儡政权。殷汝耕为“政务长官”。这个号称“日本帝国主义在关内扶植的第一个伪政权”寿命很短，存活时间仅两年，即被驻守通县的伪冀东保安队施以重击．以至解体。

附逆后的周作人心态探迹

【正】 上历史上并不缺少一度颇具重名而后来在严峻的考验面前动摇变节的文人学士,但象周作人那样,在出卖民族、隳节附逆之后,面对自己清名丧尽、令德扫地的现实,却泰然处之,既无忽忽如狂的伤痛悼悔,也不百计千方地声辩冤苦,如此漠不介意的态度,实在并不多见。的确,“下水”后的周作人表现出令人惊讶的平静与坦然。在接受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聘书后的三个多月,周作人即在《玄同纪念》一文中第一次表示了他的不辩解意向:“在现今无论关于公私的事有所声说,都不免于俗”。这里是一种平静到十二分的口气。不屑一辩。

战后上海“附逆影人”的检举和清算

本文整理1945—1949年间报章中对于"附逆影人"问题的各类消息、公告等,梳理了战后对于"附逆影人"认定及惩治的风波,分析其最终不了了之的原因,指明战争造成的历史问题复杂晦涩。

纪弦(路易士)在苏北任伪职悬案确考

纪弦(1913—2013),本名路逾,笔名路易士,台湾地区著名现代派诗人。关于其抗战时是否“附逆”一事,其本人坚决否认,学界争议未定。纪弦是否汉奸文人?内地学者古远清、李相银及台湾地区学者刘正忠等众说纷纭。焦点在不确定纪弦是否有出任伪职及汉奸文化宣传行为。新发现史料为确证纪弦附逆事实提供了“实锤”。

对＂周作人附逆＂的思想史解读

1930年代以来,一些知识分子和周作人一样对时局持悲观看法,但他们从宋明亡国悲剧中汲取的是抗争到底的民族精神;而周作人则通过对晚明的讨论,推导出"道义事功化"等荒谬的见解,极力为自己附逆辩护。周作人的自辩具有很大的蛊惑性,需要结合当时的语境如其他汉奸类似的言论予以批判。当时知识分子对周作人附逆的不同态度也折射出他们不同的心态。时过境迁,至今不少人仍为周作人附逆辩护,其实也是对周氏当时的思想行为缺少真实的了解。

戴望舒“附逆”辨

检举“文化汉奸”运动来势凶猛抗战胜利后,全国文艺界开始了检举“文化汉奸”运动。“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原“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1946年2月1日出刊的光复版第二号《文艺生活》上,发表了《关于惩治附逆文化人的决定》,对运动的方针政策作了详细的说明。作为跨地区的刊物《文艺生活》,由设在桂林的文艺生活社发行,编辑负责人为时在广州的司马文森、陈残云,另设有香港通讯处,联络人为吕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