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春江遗恨》与上海抗战后对附逆影人的审判

完成于1944年底的《春江遗恨》被普遍认为是支持日本人发动战争、狂热宣传所谓"中日提携"、"共存共荣"的反动影片。战后参与此影片的中国演职员作为"附逆影人"受到审判。作者认为,就《春江遗恨》而言,再怎么多样解读也回避不了此片附逆的基本事实。而所谓的"附逆影人",在战争的阴影下,他们面临着残酷的道德抉择,其心态不尽相同。结合当时的报刊杂志和影片资料,重提以《春江遗恨》为代表的上海沦陷时期的电影,深入研究参与此影片的电影工作者的创作状态和心路历程,及梳理抗战后对所谓的"附逆影人"的审判,不但是书写中国电影史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有利于我们对那段特殊的历史有一个客观的的重新认识。

回眸“花街”:上海“流亡影人”与战后香港电影

在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中,香港与上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香港电影深深地打上了这一烙印。抗日战争之后,大批上海影人背上了＂附逆影人＂的罪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选择流亡香港,对重建战后香港电影业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张善琨是佼佼者。通过梳理其在香港建立影视帝国的经历,本文试图理解这一沪港纽带在塑造20世纪中国流行文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最后,通过分析张善琨监制的《花街》,本文探讨,上海＂流亡影人＂在探讨战争与占领方面给出了另外一种叙事：一种可以称为反向大众的另类历史叙事。

战乱中的四个平民女子故事——导演朱石麟的一种心路历程

朱石麟先生在抗战期间及抗战后分别两次改编两部外国小说,或编或导了《孤城烈女》《洞房花烛夜》和《花姑娘》《新婚第一夜》四部影片,表现了战争中的四个平民女子的命运,构成了与抗战中期银幕上流行的“女英雄”不同的女性角色。而分别于全面抗战前、“孤岛”沦陷前后和南下中国香港后创作的这四部影片,流露出朱石麟对战争中无辜平民的同情、对牺牲的矛盾,也体现了抗战后朱石麟等一代电影人回溯战时记忆、剖白附逆经历的一种心路历程。

政治粉饰物:对《新影坛》的一次解读

上海沦陷时期作为日伪"官方"正统宣传工具的《新影坛》杂志,对"国策"电影排斥欧美而鼓吹日伪政治目的是一目了然的。但是,作为文化产品或者政治粉饰物,《新影坛》也从侧面体现了当时上海影人复杂生存状况下的"软性"反抗,以及对电影艺术本体上的一些探讨和推动,这些也部分地为我们解答了战后上海电影业能够迅速崛起的原因。《新影坛》也从一个侧面忠实记录了"国策"不得人心而走向失败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