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罪附随后果的检视与出路

犯罪附随后果的规范化、体系性建构的现实困境为传统犯罪中的报应性附随后果是否具有适当性的问题。微罪的立法初衷及目的在于预防而非报应,故与报应性犯罪附随后果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基于社会法制文化认知所形成的“隐性附随后果”在微罪中并不存在。微罪应确定为法定最高刑为1年有期徒刑以下的犯罪。微罪附随后果原则上不具有适当性,微罪记录原则上不应当被披露。微罪记录封存制度是解决目前微罪附随后果问题的具有现实可操作性的路径。

隐形之罚:犯罪附随后果的法治化重构

我国犯罪附随后果制度发展至今,依据之广、数量之多、波及人员之众,早已超出预期。目前,该制度面临的正当性质疑主要包括:种类繁多侵犯公民基本权利、对象泛化违反罪责自负原则、条件随意违反特殊预防目的、后果严苛违反罪刑均衡原则、自动开启违反正当程序原则。对此,建议坚持保安处分的定位进行法治化重构,即按照罪刑法定原则重构规范根据,按照罪责自负原则剔除间接后果,按照比例原则取消轻罪附随后果,按照预防再犯目的建立前后实质关联,按照再社会化要求创新复归社会通道,按照司法终局原则畅通权利救济程序。

犯罪附随后果的规范重塑

犯罪附随后果适用的泛化现象在我国客观存在。附随后果的泛化适用主要表现为设立依据宽泛违反法律保留原则、适用对象泛化违反责任主义原则、适用条件随意违反正当程序原则、适用后果严厉违反罪刑均衡原则和内容的惩罚性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建议按照法律保留原则,规范设定依据,废除法律外设定的犯罪附随后果;根据预防再犯原则,从限缩适用对象、注重条件关联、废除永久期限等方面完善设定模式;根据权利保障原则,采取扩大犯罪记录封存范围、增设前科消灭制度和增设权利恢复制度等措施完善救济机制。

民营经济保护视角下企业犯罪刑罚附随后果的规范化研究

企业犯罪后会触发在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政策文件、内部规定等规范中设定的以限制、剥夺其资格、能力、利益为主要内容的附随后果。企业犯罪刑罚附随后果虽然能够契合国家进行单位犯罪治理的需求并因应国民对于重刑主义的期许,但是严厉的刑罚附随后果产生了明显的“水波效应”“叠加效应”“边际效应”,成为犯罪企业复归社会的巨大负累。在刑罚人道与惩罚理性的时代,应以法益可恢复性作为企业犯罪治理的重要基础,尊重企业的犯罪自控能力,实现犯罪企业的社会复归目标。为此,首先要对现有企业犯罪的刑罚附随后果进行规范化梳理,实现刑罚附随后果的合比例配置;其次要严格把控企业犯罪的认定标准并建立刑事合规的溯源治理方案,从刑罚源头断绝附随后果的产生;最后要以刑事合规为中心建立企业犯罪一体化规制机制,明确其在行政责任和社会性制裁中的激励效力,实现刑罚—行政责任—社会性制裁的融合规制。在提供有效规避刑罚附随后果的刑事实体法路径后,应同时构建法人犯罪后的前科信息查询、使用机制,避免在实践中因法人犯罪信息使用无序对企业造成次生伤害。

论犯罪附随后果制度的反思与限缩

犯罪附随后果制度在预防犯罪、防卫社会和维护职业群体利益等方面具有积极功能。在轻罪化的时代背景下,犯罪附随后果制度自身的功能定位产生了异化,由此引发了激烈的争论。犯罪附随后果与刑罚的叠加导致犯罪人遭受的不利影响过重。产生这种异化的根源在于犯罪附随后果制度的定位存在偏差,应当将犯罪附随后果定位为具有特殊预防功能的附加性制裁措施。在此基础上,应以类型化作为限缩犯罪附随后果的前提;以关联性原则为指导依据合理规范下位法,并且将涉他性犯罪附随后果排除在外;以比例原则为基础,并制定相应的配套措施来对犯罪附随后果制度进行类型化的限缩与优化。

微罪扩张背景下犯罪附随后果的规范与限缩

近些年,我国刑事立法逐渐趋向积极,微罪立法呈现扩张趋势。微罪立法为我国严密法网、促使刑法结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正向作用。但是我国犯罪附随后果制度并未能跟上微罪立法的步伐,泛化、不规范的犯罪附随后果与微罪相互作用,有违反比例原则、侵犯公民自由、导致犯罪标签泛化从而阻碍罪犯再社会化的风险。对此,应当规范犯罪附随后果的立法层级,避免出现上位法规范与下位法规范各行其是的问题。明确犯罪附随后果的适用条件与适用期限,进行针对性、分层次的附随后果设定。为了使犯罪人能够更好地回归社会,避免泛化附随后果的负面影响,应逐步建立分层次的前科封存制度。

犯罪附随后果的阶梯式划分——以刑法预防性立法的转向为契机

近年来,我国迎来了刑法预防性立法的重大转向。在此背景之下,降低刑罚强度的强烈诉求与犯罪附随后果的严厉性、预防型犯罪人的自我认同与社会公众认同之间均存在较为紧张的关系,而这也意味着犯罪附随后果的制度完善迎来新的“窗口期”。在现行犯罪附随后果制度中,存在限制内容缺乏比例性权衡、规范载体僭越法律保留原则等法治性缺失。其深层诱因在于,人们将犯罪人视为现代文明社会丑闻的刻板定格。应当以犯罪人概念的阶梯式划分为核心,促成犯罪附随后果的制度完善。基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应慎用终身性的犯罪附随后果,并构建前科消灭制度;基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差异,可以合比例地设置限制内容。

犯罪附随后果与轻罪立法的冲突与协调

增设轻罪是积极刑法立法观的体现。在积极刑法立法观的影响下,近年来我国刑事立法趋势由“厉而不严”向“严而不厉”方向转变。通过推进轻罪治理实现刑法结构的转型,是通往刑法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然而,轻罪立法的增多也导致了犯罪圈的扩大,引发了不容忽视的犯罪附随后果泛化的问题。犯罪附随后果的负面效应随着轻罪立法的推进愈发严重,二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如何协调轻罪立法与犯罪附随后果之间的冲突,便成为实现刑法现代化的重要一环。不能因为附随后果的负面效应而否认轻罪立法,而应规范附随后果的相关规定,避免犯罪附随后果适用的随意化、泛化,以更好地推进和完善轻罪立法。

保安处分制度逻辑下犯罪附随后果的反思与合理限缩

在我国轻罪认定激增的背景下,犯罪附随后果的存在致使“轻罪不轻”,减损了犯罪化立法的积极意义。对因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之人所施加的不利后果都应当纳入犯罪附随后果体系,并在大体上可以类型化为资格限制型和社会权益减损型。犯罪附随后果性质上应属保安处分,其正当化根据在于犯罪预防、增加犯罪成本以及维持涉公益职业的资质要求。但是该制度目前存在过度社会防卫倾向、与特殊预防目的实现欠缺合理逻辑关联、多种附随后果叠加适用以及适用程序失范等问题。对此,在实体层面应当以比例原则为指导,限缩犯罪附随后果的适用至与特殊预防目的实现具有关联性的范围,并与前科消灭制度配套适用,促进轻罪犯罪人复归社会。程序层面应当统一犯罪附随后果的上位法规范依据,推动其适用权限向司法权收束,增强其适用的刑事司法性。

轻罪附随后果消灭制度的构建研究

我国轻罪数量在积极刑法观和劳教制度取消的双重影响下逐年累增,也导致了我国轻罪附随后果随之扩张。轻罪附随后果的扩张和其消灭制度的缺失导致轻罪附随后果影响的人群庞大。轻罪的治安管理属性和覆盖范围极广、影响范围极大的附随后果之间比例失衡。轻罪附随后果消灭制度有着悠久历史以及各国丰富的实践经验,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都存在对轻罪附随后果消灭制度的规定。我国应当通过增设轻罪制度以对轻罪附随后果进行统一化管理。将附随后果纳入刑法的明文规定中,并对轻罪附随后果构建高效的司法管理制度。

刑事立法轻罪化趋势下犯罪附随后果规范化研究

刑事立法与司法之“轻”与犯罪附随后果之“重”存在抵牾,并因此危及大量犯罪人复归社会。既有之非犯罪化、畅通出罪机制及量刑抵消,前科消灭制度与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等对策都存在缺陷,难以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对此,应从附随后果规范化的角度入手。在规范化视野下,基于保安处分的理论定性,通过分离轻重罪附随后果,建立后果与罪行的逻辑关联,压缩牵连式后果,构建体系性的制度保障,设立犯罪附随后果清单,修正下位抵触规范等措施,消解犯罪人复归社会的困难。

略论涉他性犯罪附随后果的存废问题

是否废除“对罪犯子女的考公限制”引发了公众对涉他性犯罪附随后果的存废之争。涉他性犯罪附随后果作为犯罪附随后果的类型化,是针对犯罪人的家庭成员或其亲属施加的处罚,与连坐制度无本质区别。它侵犯了主体人身权、人格权的独立性;将社会公众视为潜在犯罪人,发挥的是消极的一般预防功能;对主体人身危险性的推定脱离责任主义,缺少特殊预防功能实现的可能性;缺乏牵连性制裁的关联性。涉他性犯罪附随后果既无法律上的合法性也无道德上的合理性,法律应审慎考虑其废除问题。

责任主义视域下犯罪附随后果的适用

犯罪附随后果在预防前科人员再犯罪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由于其性质定位不明、类型化程度低、消极特征明显等内在不足,使得其在效用发挥上左支右绌。尤其在要求恪守责任主义的刑事制裁背景下,犯罪附随后果在适用时极易脱逸比例原则、禁止重复评价原则以及个人责任原则的规制。为规范适用犯罪附随后果,应以科学理念为指导,细化适用条件,构建多元化前科人员救济帮扶机制。

轻罪治理背景下犯罪附随后果规范化探赜

随着我国刑事立法轻罪化趋势渐显,对轻罪犯罪附随后果的规范化治理亟待探赜。通过对轻罪及犯罪附随后果整体观的把握,轻罪的界定应当采取法定刑标准,犯罪附随后果作为行为人因其犯罪所附加的不良后果,应当归入保安处分的范畴。犯罪附随后果对我国刑事立法转向“严而不厉”、轻罪化具有阻碍作用,同时严重侵害了行为人及其近亲属等主体的合法权益。由于轻罪犯罪附随后果具有促进犯罪人改造与弥合信任危机的功用,因而应当对其予以肃正。因此,应当坚持刑法规范说,将犯罪附随后果纳入刑法规范中,并在我国建立轻罪前科消灭制度。

对我国犯罪附随后果立法实践的审视与重构

犯罪附随后果涉及对犯罪人基本权利的限制或剥夺,对这些个体有深远影响。犯罪附随后果是必要的预防再犯、保护社会的手段,但随着其运用日趋严厉,它逐渐成为犯罪人的沉重负担,背离了预防犯罪的目标。为改善立法过度设立的问题,需要限定有设立犯罪附随后果权力的规范性文件类型,规定再犯风险的实质条件和相关性要件,并以法官裁量且有期限型附随后果为原则。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中的单位犯罪附随后果问题

公司、企业犯罪的附随后果,会对公司、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经营资格形成不同程度的限制,其效果与针对自然人犯罪的从业禁止制度类似,严厉程度甚于对单位犯罪适用刑罚的罚金。虽然公司、企业犯罪的附随后果由行政手段实现,但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之下,应当结合刑法学、行政法学以及宪法学知识予以研究。在司法实践中,应从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目标——“保企业”角度出发,在对合规企业作出合规不起诉决定后,可以建议行政机关不再适用影响企业生产经营的行政处罚;对被定罪的公司、企业,在其合规整改后,行政主管机关可对其不适用限制、剥夺经营资格的行政处罚或保安处分措施。

犯罪附随后果的“刑”之属性及量刑抵消功能之提倡

犯罪附随后果给犯罪人带来严重的不利益,其与刑罚之叠加或已超出犯罪人应受制裁的总量,从而“罪”与“刑”原本的平衡出现动摇。从保护公民的立场出发,判断一种制裁是否为刑事制裁应当采取实质主义的刑事制裁观,从犯罪人视角对其所受制裁的实质性影响进行分析,而不拘囿于“刑法法定性”。在实质主义的刑事制裁观看来,公民身份理论发现了包括犯罪人在内的每个自然人的身份利益,由此揭示出犯罪附随后果以具有长期社会嵌入性的“身份惩罚”对犯罪人进行实质的刑事制裁,是隐性的刑事制裁方式。隐性的刑事制裁方式充实了罪刑关系中“刑”的内容,此时若要达致罪与刑的实质均衡,则犯罪附随后果与法定刑事制裁相叠加不应致使犯罪人承受的刑事制裁总量溢出,从而犯罪附随后果应当载有抵消部分量刑的功能。犯罪附随后果抵消量刑以自由裁量权为实践基础,我国《刑法》第61条中的“情节”为犯罪附随后果作为酌定量刑情节提供了规范依据。作为酌定从宽量刑情节的犯罪附随后果的识别以可衡量性为原则,具体规则的展开以犯罪附随后果侵犯的利益类型为依据。

论刑罚附随后果的性质与体系洽和

刑罚附随后果主要在于预防犯罪行为的发生,其性质存在行政责任说、资格刑说、刑罚体系外的准资格刑说及保安处分说等四种理论学说。通过对刑罚附随后果的内容进行分析,应当认为其性质为保安处分。保安处分说受到质疑之处在于保安处分内容不清、体系定位不足,其与现行刑罚体系发生一定冲突。冲突的解决应当回归到刑罚附随后果是保安处分这一基本性质,完成与刑事制裁体系的洽和。具体路径是整合刑法内外的刑罚附随后果制度,将人身危险性作为对犯罪分子科处刑罚附随后果的重要指征。与此同时,建立前科消灭制度,促进犯罪人再社会化与罪责自负同步推进。

犯罪附随后果的适用原则与类型配置路径

犯罪附随后果作为保安处分的一种隔离性措施,承担起了犯罪结构转变背景下特殊预防的功能,其主要通过对受到刑事处罚的行为人实行职业禁止、职位禁止、资格禁止以及权益禁止等类型的社会隔离手段,防止犯罪人复归社会后再次走上犯罪之路。犯罪附随后果的设置在立法之初便存在类型化配置不足、比例原则适用不规范等问题,进而导致了法律区分犯罪类型的设定不足、犯罪附随后果的期限设定显失均衡、牵连现象违反责任自负原则等问题。因此,首先应当明确犯罪附随后果的类型,同时对犯罪类型和犯罪性质进行区分,将犯罪类型和犯罪性质与犯罪附随后果中的具体类型相联结;其次应当严格遵循比例原则及其三个子原则;最后,在比例原则的统摄之下,明确三个子原则在犯罪附随后果类型中不同的侧重方向。

作为刑罚附随制裁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研究

由于对生态环境修复法律性质认识的欠缺,现行法律及配套机制无法满足生态修复的现实需求。环境犯罪侵害的是双重法益,司法实践更偏向于刑罚制裁而忽视生态法益的保护,导致刑事审判中对生态修复的判决多样、经济制裁加重被告人负担、多元主体协调困难、监督验收不到位等问题。生态修复的处罚性质是非刑罚处理方法,应当完善刑罚附随制裁的生态修复责任的立法指引,适当扩大刑罚附随制裁的适用范围,明确生态修复责任的法律性质;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生态环境修复治理机制,明确多元主体地位,探索以修复为目标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机制;构建附随制裁的生态修复责任运行保障机制,设立生态修复专项资金账户,强化激励机制与生态修复效果监督、验收机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