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依附到独立——《伊索寓言》的译介对“寓言”的跨语际实践

中国古代寓言长期依附于其他文体,而在二十世纪初陡然宣布独立。这与林纾在《伊索寓言》中以“寓言”译Fable有着密切联系。在跨语际实践的理论视角下,《伊索寓言》译介的具体历史语境为建构“寓言”和Fable之间的虚拟对等关系提供了前提条件。本文通过分析伊索寓言三个古译本尤其是林译本,发现林纾特定的文化身份不仅促使了Fable与“寓言”之间虚拟对等关系的建立,还引发了Fable对“寓言”的重构。继而沈德鸿编辑出版的《中国寓言(初编)》使这一重构获得合法性。Fable完成了其对“寓言”的跨语际实践,赋予了“寓言”新的意义,创造了新的话语。

从“私诉”到“附带民事诉讼”:近代中国一个诉讼法概念的跨语际实践

“私诉”概念的跨语际实践包含四个阶段:在传统中文语境中意为“暗中告诉”;清末民初,经由日本汉字词“私訴”(しそ)对法国《刑事诉讼法典》中“action civile”的直译,作为诉讼法概念的“私诉”重返中国,意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1921年北洋政府公布的《刑事诉讼条例》使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替代“私诉”,并将“私诉”的意涵改为“刑事自诉”。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刑事诉讼法》使用“自诉”替代“私诉”,“私诉”就此消解于中文语境。“私诉”概念在中文语境中的抽离、重返、转变、消解,既是大陆法系司法制度、法学知识在语言层面的一次本土化重构,也是近代中国“司法现代性”改革的具象化缩影。

从白璧德到梅光迪——学衡派“跨语际实践”研究之一

“跨语际实践”包括知识分子在中西方思想碰撞时的复杂思考、西方文本在中国本土语境中产生的新意涵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译介者本人的能动性。梅光迪追求的“真理”与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有密切关联,但无法直接画等号。白璧德努力将新人文主义与宗教相区别,而梅光迪却径往“儒教”形态跃进。造成差异的原因是二人面临不同的世界和困境,即白璧德着眼于世界文化,而梅光迪注重中国文化。作为学衡派舵手,梅光迪虽受惠于新人文主义,并借由“人文精神”横跨中西,使其理论具备“现代”和“国际”性质,但却蕴藏了超越新人文主义的潜能,沿着原有的中国传统文化脉络,生长出更多的可能性。这对于建构中国式现代化文学思想,也极富启发性意义。

新人文主义的中国阐释与范式转换——学衡派“跨语际实践”研究之二

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想与中国儒家传统思想非常契合,这种契合引起了学衡派群体的共鸣。新人文主义思想促使学衡派用世界视阈进一步体认世界文化的统一性与普遍性,也使得学衡派具有了新文化阵营所缺乏的经典意识。学衡派与新文化阵营间的对抗与参差对话,是新人文主义文化观念的中国阐释和范式转换,也是一种“跨语际实践”。他们经由白璧德所架起的与西方古典文化沟通的桥梁,在维护自身文化、文学理念的同时,对西方古典主义的文化资产进行了较为全面性的引进与探索。

创造性阐释: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跨语际实践——以瞿秋白的《社会哲学概论》和《现代社会学》为例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译介过程体现为一种跨语际的传播实践,其基于翻译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想象。本文关注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在这一过程中的行为,将之归纳为"创造性阐释"。以瞿秋白为例,《社会哲学概论》和《现代社会学》并非瞿秋白的原创,而是转译性作品,经过选择性转译、创造性加工、技术性规避、专业性注释等跨语际的再造实践,最终实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在内容和形式上的紧密结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

也论中国现代文学文体分类形成的原因——有感于刘禾教授的《跨语际实践》

刘禾教授在《跨语际实践》中认为:《中国新文学大系》把文类形式分为小说、诗歌、戏剧和散文,是"一个自我殖民的规划"。实际上,中国古代从柳宗元开始就把文章分为著作类和比兴类。"五四"时期,陈独秀等人继承了这一看法,将用文字书写的文本分为文学之文和应用之文,并在此基础上,把文学之文落实为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文学四类。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在借鉴西方文学作品文体,立足革新中国文学传统的创新。欧洲文学的文体分类长期实行三分法,这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四分法根本不同。因此,刘禾教授的上述论断是值得商榷的。

中国话语体系重构与跨语际实践研究

通过分析中国话语体系现状及其重构的必要性,并从跨文化传播视角阐述跨语际实践在重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中的作用,即通过翻译打造对外话语创新平台、让西方文化真实感受中国话语语境,促使中国"发声",在"西强中弱"的话语格局中彰显中国话语体系的国际影响力。

留学生小说的悲悯感与跨语际实践问题——关于《纽约客》叙事视野的一种解说

《纽约客》叙述一幕幕中国人出国求学和旅居故事 ,叙事视野面向世界 ,具有跨语际实践的现场逼真性。那令人叹惋的留学生形象 ,是 2 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批台湾大学生在北美开拓生活空间的艺术表达。他们的心理困惑象征“跨文化对话”之不易 ,也一定程度地代表着东西方语言文化中介人的“横向存在性”。白先勇的留学生小说是一种悲悯心理的释放 ,对拓展中国文学题材空间有实证意义 ,对理解中国社会开放的必要性 ,对纠正传统文人的地域文化观念惰性 ,也都有价值。

本土困境与话语策略：抗战后《大公报》“新闻自由”的跨语际实践

随着抗战的胜利,"新闻自由"概念及其运动在各方力量的推动下由美国进入中国,从而开始了这在一词汇的跨语际实践。这一方面给以《大公报》为代表的中国报纸提供了新的话语资源,同时中国现实语境中新闻检查压迫的现实,又使之利用传统的词汇隐喻在实践中平衡调试。由此造成中国新闻界内部对"新闻自由"主要鼓吹者《大公报》普遍持疑虑态度。"新闻自由"概念的话语实践在《大公报》身上的遭遇,实质上反映了新词汇虽可在一定时空条件下跨语际大规模兴起和流通,但其内涵信仰的创生过程却充满困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话语体系的跨语际实践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话语体系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是当代中国凝聚社会共识,参与全球治理的文化名片,建构、翻译与传播具有丰富内涵以及高理解度的核心价值话语是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理论话语的建构、翻译与传播是其跨语际实践的三个有机步骤,三者之间虽有时间上的先后之分,但并非构成简单的线性序列。包括核心价值观在内的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的有效传播需要将翻译视为利用另一种语言对源语概念进行跨语阐释的实践活动,其结果有助于我们跨越汉语从另一种视角重新审视并界定我们的源话语,从而是另一种形式的话语建构。此外,还需要根据受众的反馈来调整源话语的表述方式,从而使建构、翻译以及传播构成一个动态的、螺旋上升的闭环。这种动态的跨语际话语实践观有助于我们获得一个更加宏观的视角来审视我国对外话语体系的翻译与传播问题,以期为当前复杂国际形势下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

浅析《现代》杂志的跨语际实践及其借鉴意义

《现代》杂志的翻译作者群在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寻找前卫的文学思潮,并通过文学翻译将其传入中国,以期能够为中国新文学的建设注入新鲜的血液。这种译介活动作为文学选择和接受的方式,又影响到他们及上世纪30年代的部分作家的创作,这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在当今高职教育研究中,如果我们能很好地运用翻译这种手段,恰当地引介一些国外在高职教育方面的先进理念、经验和做法,同样会起到很好的借鉴和参考作用。

从“Utopia”到“乌托邦”——跨语际实践理论的一种可能性

从Utopia到乌托邦,在理论上二者对等的不可能性和在实践中这种对等的可操作性的差异,开辟了重新解释二者关系的可能性。在跨语际实践中,Utopia和乌托邦的并置带来的不是黏连性而是断裂和界限。乌托邦源自于Utopia,却在诞生后与Utopia在词语层面和概念层面均发生了断裂,但在断裂中需要寻求同一的基础,以便乌托邦能在理论上完满自足。完型了的乌托邦逐渐靠向其周围迅速集结而成的既有汉语概念,通过既有概念的规定与限制最终融入到汉语概念世界中。

《大英国人事略说》及其大清旅行--中文小册子跨语际实践中的译介与传播

1831年,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大班马治平(Charles Majoribanks)撰写了一篇介绍英国人性格特征的文章,传教士马礼逊将其翻译成中文小册子——《大英国人事略说》,小册子在大清民众、官员与道光皇帝之间广为传播。现对小册子的传播话语展开文本分析,从传播的话语视角,对小册子传播形式、传播内容和传播实践进行考察,分析小册子的话语在中英文版本中的差异呈现。这些差异的形成可在中西观念对比中找到答案。

小资产阶级的西方语意及其在中国的语际实践

作为一个重要的概念,小资产阶级在西方历史变迁中被赋予了丰富多彩的语意。它可以指涉工业革命时期既区别于资产阶级又与无产阶级不同的一类人。它也可以指涉既不是以无产阶级的方式,也不是以资产阶级的方式参与到资本主义进程当中的一个特殊阶层。它和整个社会处于一种波西米亚式的游离的关系。与小资产阶级西方语意的斑驳陆离相比,其在中国的语际实践同样复杂多变。在现代中国的革命文化里,小资产阶级具有多种特征:一是他们没有直接参加体力劳动,脱离工农;二是他们无组织、无纪律;三是小资产阶级拥有的一些比较独特的文化资源和他们的生活方式紧密相连,可以构成小资情调;四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观念不一样。所有这些特征丰富了小资产阶级在现代中国的涵义,同时也促使人们去思考如何在中国革命的内部去考察小资产阶级。

京味小说地域文化元素在跨语际实践中的译介与传播

近年来,中国文化的向外辐射不断加强,越来越多的中国文学作品被译成他国语言。小说这一文学类型,已成为国外了解中国历史、人文、社会的重要窗口。因此,外文译本在还原中国文学的艺术特色、再现中国文化的真实面貌上的优劣得失,越来越受到关注。王颖冲的《京味小说英译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9年12月出版)选取了京味小说这一独特的地域文学类别为研究对象,对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作出了有益探索。

“穿越语言之墙”——郁达夫《沉沦》中的“跨语际实践”

郁达夫《沉沦》文本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大量异质性语言的存在。而诸种语言在作品中的穿插排布不仅意在展示主人公丰厚的文化素养,更参与塑造了小说文本的整体结构与风格。这种语言的杂糅与互动或许呈现出中国现代小说源头处的某种风貌,是值得关注的文学与文化现象。以“跨语际实践”这一概念为透镜,观察《沉沦》中西方语言、汉语、日语等各种语言因素的存在方式,以及在这些语言间穿梭徘徊对主人公与作者身份想象、伦理认知、情感状态的重要影响。由此,或可进一步理解现代中国知识者进行此类文化实践的深层心理动机与感觉结构,并通过对“语言穿越”这一动态过程的考察,理解现代诸文化间相互接近的可能性与隔阂的存在。

五四时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跨语际实践——基于阶级斗争形式的考察

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接触的理论书籍不仅限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著作,还包括大量阐释性文本。来自俄国的文本侧重实践,来自日本、欧洲的文本侧重学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存在跨语际实践的现象,其表现是高度强调暴力革命在阶级斗争中的地位。理论接受者的认识经历,来自俄国的现实经验,阐释性文本的折射作用,是产生跨语际实践现象的主要因素。

“霹雳舞”的跨语际实践 讲座“电影《摇滚青年》、杰克逊与中国街舞的起源”侧记

20世纪80年代,北上广率先兴起摇滚乐、迪斯科和俱乐部文化,街舞随之传入中国,舞者初学街舞大都经历了模仿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的阶段。众所周知,杰克逊的音乐和舞风显然不是嘻哈,但几乎所有舞者都视其为尊崇和模仿的偶像,用他的音乐跳舞永不过时。2009年杰克逊去世时,全世界嘻哈舞者纷纷以不同形式表达了对他的怀念。1980年代“霹雳舞”和后来的“街舞”是否一脉相承?杰克逊和街舞到底是何关系,其舞蹈的身体语言是否影响了中国街舞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