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销售假药罪之“假药”的扩大解释——以陆勇案为例

《刑法》对于销售假药罪之“假药”的认定采取了扩大解释的方法。但直接以《药品管理法》对于“假药”的界定作为《刑法》上的“假药”有行刑不分之嫌,是扩大解释过度化的具体表现,影响销售假药罪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会给司法实践带来诸如法理与情理的冲突、国民预测可能性突破、法益保护主次不分、个案模仿效应等困境。正确理解销售假药罪之“假药”应对“假药”进行实质价值判断,恢复具体危险犯的入罪模式,以实现形式规定与实质判断双轨认定模式。鉴于药品领域本身极强的专业性,进一步完善药品的专业评价机制也是十分必要的。

再评陆勇案:在法定不起诉与酌定不起诉之间——兼与劳东燕教授商榷

陆勇案因近期以其为原型改编的电影热映而重回讨论热点。表面上看,陆勇案中存在情理与法理的冲突。情法冲突实质上是法律形式逻辑与实质的价值判断之间的冲突。在处理陆勇案时,应当以法理而非情理为本位,在合法性解释的价值取向下,对现行法律制度进行体系化解释,得出符合国民期待的结论。不对陆勇进行刑事处罚是法理与情理、法律共同体与国民的共识性结论。但以非罪化处理的思路存有瑕疵与漏洞,难以妥当、周密地对出罪理由进行论证,也难以维护犯罪论体系的稳定性。因此,有必要从公诉裁量出发,以程序法方案即以酌定不起诉的方式对陆勇案加以处理。这样可以有效发挥犯罪的宣示性机能,间接保护医药生产商和病患利益,维护侦查机关的办案积极性;同时,对酌定不起诉的申诉权可以充分保障陆勇的合法权利。

不起诉案件应坚持的基本理念——从陆勇案说起

舆论高度关注的白血病患者陆勇帮助他人从国外代购抗癌药品案,检察机关最终做出了不起诉决定,赢得社会普遍赞扬。虽然该不起诉决定表面上很好的解决了个案,但其方法却有违法治理念。个案的正义必须与国家法律正确统一实施有机统一,特别是检察机关办理的不起诉案件,应以事实为基、法律规定为魂,树立与依法治国新要求相适应的司法理念。

生产、销售假药罪法益侵害的规范解释——主次法益价值冲突时的实质判断

在民生刑法观指导下,为加强对民众生命健康安全保护,《刑法修正案(八)》将我国1997年《刑法》第141条规定的生产、销售假药罪由危险犯改为行为犯,对制售假药行为加大了打击力度。生产销售假药罪旨在保护多重法益,法益保护有主次之分,主次法益发生价值冲突时,应以保护主要法益为原则。刑法规范层面上,公民生命健康法益的保护处于优势地位,秩序的维护则处于从属地位,其目的在于更好地保障个人法益。对于假药的认定应根据药品是否具有真实疗效进行实质认定而不能仅从形式上看是否取得药品管理部门批号。在陆勇案中,陆勇代购药品行为不具有法益侵害性,欠缺相关犯罪构成要件的违法性要素,不应作为犯罪处理。

试论《我不是药神》中的期待可能性

《我不是药神》作为一部成功的影片,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影片改编自真实的案件,该案件也曾在社会上引起了人们的探讨。本文以影片为切入点,分析真实案件中陆勇的行为,并探讨实践中情与法的价值衡量,以及期待可能性在本案中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