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启崇祯年间陆若汉在中国大陆活动考

关于葡萄牙传教士陆若汉在明朝天启崇祯年间的活动情况,在国内的研究文献和档案中缺乏系统的记录,专题性的专著尚未见。作者在翻译整理中、日、葡、英文的有关史料时,发现其中有很多关于陆若汉在中国内地活动的新资料。本文拟通过对零散中外史料的整理和堪比,大致勾勒出天启崇祯年间(1627——1633年)陆若汉在中国内地的活动情况。

17世纪西方传教士对东方占星术的认识——对陆若汉《日本教会史》的解读

大航海时代的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促使两条原本互不相交的东西文化河流开始汇流,两个伟大的文明开始第一次真正的接触。耶稣会传教士陆若汉的《日本教会史》对东方文化的剔透解析,足以说明这一时期西方文化的"西学东渐"和东方文化的"西方渗透"极富成效。研讨16世纪传教士留下的这批著作,了解西方人对东方文化的认识程度,以及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性,避免由此引发的文化冲突和对抗,对增进现代东西方文化交流仍具有积极的意义。

耶稣会士陆若汉参与明季军事改革

明朝政府通过与入华耶稣会士合作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改革,大大改善了明军的武器配备,提高了明军的作战能力,延缓了明清鼎革的时间。然而,吴桥兵变的发生不但使明季军事改革付诸东流,更造成明金间在西洋先进火器配备上的此消彼长,这也成为了导致大明王朝的覆灭重要因素之一。

耶稣会传教士陆若汉三份汉文书札的文献意义

近代入华教士不仅留下了汉文著作,同时也用多种西方文字发表了近百部关于中国的著作和近千封书信,直接影响了欧洲近代思想文化的变迁,形成中西方交流史上的“中学西传”。耶稣会传教士陆若汉留存的几件汉文书札的发现,让我们了解到16—17世纪进入中国内陆的西方传教士在语言学习过程中,受到的汉文化和汉语言的影响及其汉学的修得水平。从明末最早介绍西洋军事科学技术的一批典籍来看,刊载有陆若汉三份汉文书信和奏疏的《守圉全书》是仅存的数部文献之一,又是现存几部介绍西洋军事科学技术著作中规模最大的、内容最丰富的一种。

陆若汉解读中西方哲学家对“天”的认识

当1700年左右爆发"礼仪之争"时,欧洲在激烈地辩论着有关中国礼仪是迷信的、与天主教信仰水火不相容的,还是纯粹礼貌的、政治性的,与天主教教义可以并存的问题。似乎是十分武断地把一个本应属于非常广泛范围的问题局限在一个仅仅于西方伦理范畴中才有意义的细节问题上,这就需要知道,天主教是否可以与一种和天主教于其中发展起来的伦理及社会——政治体系完全不同的背景相和谐。无论大家愿意与否,这种背景与天主教是不可分割的,这是一种个别的皈依完全没能解决的问题。如果"天主教教理会使得大量中国人感觉如同一种反对中国最受尊重的传统、社会、伦理和国家的威胁,那就不可能仅仅是一种普遍的排外情绪反应之作用"。在此文中,笔者的关注点放在以陆若汉、龙民华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在东西方哲学思想的对立这一焦点问题的探讨上,两种不同思想的碰撞在后来的译名问题、礼仪之争中所起到的作用及其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

明末儒耶天论发微——“译名之争难题”揭橥“两种哲学”与中西经典诠释传统

"译名之争"是中国基督教史上的重要事件。梳理明末基督教文献,可以发现来华的第一代传教士罗明坚、龙华民、陆若汉、利玛窦等都感受到了中西双方各自数千年的经典诠释传统体现在"译名之争"中的巨大张力。"译名之争"爆发的原因不是表面上Deus(God)的翻译问题,由"译名之争"到"两种哲学",由"儒耶天论发微"到隐匿的中西经典诠释传统,这种方式的中西文明互鉴比较容易解决争端,也会呈现中西更多客观内容。这正是解决"译名之争"难题的关键所在。利玛窦的"上帝天主论"带来了中国古老的帝天崇拜与基督教一神思想异同的辨析与更新。与背负中西经典诠释传统双重压力的罗、龙、陆三人仅仅批驳理学乃至拒斥儒学不同,利玛窦不仅对理学持强烈批判态度,并且他还有自己的一套以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来解释"理",乃至以阿奎那基督神学来解构理学,进而重构明末儒学天观的理论,利玛窦把自己的著作《天主实义》融入了儒家经典的诠释传统。

16—18世纪欧洲对中国印刷术的认识

16—18世纪,随着西方传教士陆续来华,欧洲对中国的印刷技术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来华传教士中,早期前来的利玛窦等人,已十分了解中国印刷术。后来者亦多有关注,而以陆若汉之记载较详尽,涉及雕版、活字与传拓等方法。未曾到过中国的欧洲学者中,在利玛窦来华之前,已有人对中国印刷术作过简略描述,其后基歇尔等逐渐了解到雕版法,至于杜赫德,详载雕版、活字、蜡版等法,影响较大。本时期的欧洲学者,大都认同中国印刷术的发明时间早于欧洲,中国的雕版法较西方的活字法,具有效率高、准确率高、可反复印刷、便于修改、可刻印多文种等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