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感”说与陈世骧“抒情传统”论反思

陈世骧“抒情传统”论从西方浪漫主义的文学抒情观出发,对中国文学传统做出自我个体的内心自白与倾诉的言说与解读。西方浪漫主义的文学抒情观以其主体性哲学为基础,认为情感的表达与抒发并不缘于心物感应的自然触发,而是主体的自我表现,这与建立在中国传统气类感应哲学基础之上的“物感”说有本质不同。陈世骧“抒情传统”论对中国文学传统做出的言说与解读实际上是一种西方理论话语的预设及推演,造成对中国文学“感物兴发”的情感表达特点及传统的误解与误读,并有违中国文学史事实。这使其学说缺乏文学史实的有力支撑,而最终走向自身理论的瓦解。中国文学传统研究应该基于对中国传统话语体系及文学史事实的准确理解和深刻把握,而不是仅仅从某种先在预设的西方理论话语做出推演,这是陈世骧“抒情传统”论及其“汉学主义”理论范式的问题与误区所在。联系中国传统的“物感”说,反思与检视陈世骧“抒情传统”论的问题得失,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中国文学传统的正确理解与认识。

陈世骧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抒情诗”辨

作为“中国抒情传统”论的肇始者和奠基者,陈世骧最大的学术兴趣是文学批评。从早期的新诗批评到后期的古典诗批评,陈世骧保持了对“形式批评”的偏爱,精心于具体的批评实践。其“中国抒情传统”论断的提出与其长期的文学批评实践密切相关。在“有机形式”观的指导下,陈世骧以大量的批评实践发掘中国抒情诗在“言词乐章”和“自抒胸臆”两方面的特质,表达他对于诗歌“抒情性”的独特理解,搭建其关于“中国抒情传统”的论述框架。陈世骧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抒情诗”,本质上是一个以西方理论与方法观照中国文学特殊性的再发现。从文学批评角度考察陈世骧对于“抒情诗”及“抒情传统”的理解,是还原其学术原点、追踪其理论生成的有效方式。

龚鹏程“传统”建构的尝试——从批判陈世骧“抒情传统”谈起

“抒情传统”是旅美学者陈世骧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提出的关于中国文学特色的一种观点,并在后来的文学评论中被发扬并且广泛接受。2009年台湾学者龚鹏程撰文《不存在的传统——论陈世骧的抒情传统》从“视界”“方法”“思想”三个角度对陈世骧“抒情传统”说进行批评。其实,龚氏对“抒情传统”的相关思考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并先后提出了“缘情”“假拟”“文”的传统。其中1992年出版的《文化符号学:中国社会的肌理与文化法则》一书借鉴符号学思想,建立了一套针对中国文学乃至文化的“文化符号”阐释体系。龚鹏程对“抒情传统”批评有三点意义:打破了近代以来文学研究“抒情”“叙事”的二分范式;突出了中国文学中“情”发生的特点;让学界对“抒情传统”进行再思考,激发从中国自有材料中发明自在文论的阐释体系的尝试。龚鹏程并不意在参与“抒情传统”的讨论,而是试图建构一种本土化的阐释体系,而对西化并占据主流学术话语的“抒情传统”的批判自然成了新传统建构尝试的题中之义。文章试图从龚鹏程对陈世骧“抒情传统”说批判的原始文本入手,探究龚鹏程建构理路,同时探求其意义。

陈世骧与哈罗德·阿克顿交游考

陈世骧与哈罗德·阿克顿,在20世纪30年代的北京大学英文系结下了师生缘。陈世骧在阿克顿的引导下,走上了终其一生的中西文学互鉴之路。阿克顿的纯粹唯美主义汉学思想,经陈世骧的中国文化视角诠释后更显纯熟;身为青年汉学学者的陈世骧,也因邂逅良师阿克顿,而与汉学结下不解之缘。阿克顿与陈世骧在20世纪30年代,合作在原北大英文系系主任温源宁主编的《天下月刊》上翻译白话文新诗,又于1936年合译《中国现代诗选》,以“以诗译诗”的精湛译笔,首次将古韵典雅的中国白话新诗推向英语世界。20世纪40年代,师生为同筑未尽“还乡”梦,联手再译《桃花扇》,《桃花扇》全译本以卓越学术水准和纯粹诗化风格,成就了中英文学翻译史上的一段佳话。

陈世骧中国抒情传统论的方法偏限

陈世骧所倡导的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学说,深受中国现代文学革命的影响,以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理想为基准,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出了一种近似一元论的阐述与塑形。以学术发展的眼光来看,陈世骧的比较文学研究采取了以西律中的方式,并用一元论的强势话语遮蔽了中西文学原有的复杂性。其说作为中西比较文学学科起步阶段吸引西方学者兴趣的权说可矣,但若被当作中国文学唯一的诠释系统加以无限制地扩展,把对具体文学现象的阐发皆归为此一诠释系统的子句或部件,那么文学史研究在有所见的同时必将产生更多"不见"。海外华人中国抒情传统学派后来的发展,便陷身于这种"见"与"不见"的往复轮回之中。

“抒情传统论”以前——陈世骧与中国现代文学及政治

本文是笔者对港台地区以至海外汉学界的“抒情传统”论述的全面研究计划的一部分，以陈世骧的学术历程为研究对象，希望通过这个研究，一方面可以进一步理解“抒情传统”这个现代的中国文学研究论述传统的缘何而生，其诠释能力与其生成过程有无关系，其未来发展的前途如何；另一方面，试图透过一位经历大时代变化的华裔学人的学术心路，了解中国文学研究的文化政治，从而思考现今学人在障碍更多的学术路途上，应如何开展步履，向前迈进。

不存在的传统:论陈世骧的抒情传统

"中国的抒情传统"概括了陈世骧先生对中国文学的基本见解,后来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经高友工、吕正惠、柯庆明、郑毓瑜等人不断推阐,形成极具综摄力之解释系统。我对这个讲法,向持商榷之意。其说的第一个大问题,是以西方抒情诗这一类型来看待中国诗,谓中国诗即具此抒情之特质,由此进一步说此乃中国文学之传统乃至道统,这在方法及范畴上便是错乱的。因为特色是一回事,它是否构成为一传统甚或道统,又如何形成,乃另一回事。陈先生另一个大问题,在于以西律中,用西方抒情诗为模型来说明中国文学。其三,陈先生一直没发现中国文学的抒情迥异于西方浪漫主义中的抒情,此抒非彼抒、此情非彼情也。所以对中国诗和中国传统思想,陈先生是有"隔"的。他所勾勒的抒情传统,实为中国传统所无。

比较视野中的中西诗学——美藉学者陈世骧的中西诗学研究

对美藉华裔学者陈世骧的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可以立足于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宏观方面,陈世骧通过中西文学尤其是诗歌传统的比较,认为中国文学乃是抒情传统,它迥异于西方的叙事传统;微观方面,陈世骧对中西诗论中的字词作了深入的辨析比较,俾助于人们认识中西诗学概念在文字表达上的异同。陈世骧的中西诗学研究,实际上并非宏微观绝然分割,而是两者有机地互为融合。通过剖析陈世骧的论著,能使读者充分认识中国诗学的抒情传统特色和中西诗学概念在文字上的异同表述,从而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中国传统诗学的内涵及其特征。

观念的肇始:陈世骧与“中国抒情传统”的发明

20世纪50年代,在国际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的转向中,美籍华裔汉学家陈世骧率先运用"差异性"理论,提出"中国抒情传统"的构想,开启了中国古典诗学研究的新路向。文章重点关注这一创构的两个问题:文类理论与考据方法。前者揭示"抒情传统"的观念背景和比较语境,重点关切经由中西文类理论引发的文学传统的不同路径;后者则以中国文学的"抒情源头"为考察对象,揭示陈世骧的国学背景及其研究方法间的关联。

深切缅怀陈世骧先生,加快发展我国系统昆虫学——纪念陈世骧先生诞辰100周年

今年11月5日是我国已故著名昆虫学家陈世骧院士诞辰100周年纪念日。陈世骧先生是著名的生物学家、昆虫学家、进化分类理论家。40年前,在陈世骧先生等老一辈动物分类学家们的努力下,《动物分类学报》得以创刊。1964—1979年陈先生一直担任《动物分类学报》主编,为学报的成长与发展及我国动物分类学事业的发展与知识普及做出了突出贡献。值此之际,我们借本文对陈世骧先生的主要学术贡献进行简要回顾,以表达我们对陈先生的缅怀之情,同时也希望国内的系统昆虫学工作者(特别是年轻一代的系统昆虫学工作者)能向陈先生学习,努力开创我国系统昆虫学研究的新局面。

“新潮”的发轫——陈世骧“中国抒情传统”建构路径及意义

作为“中国抒情传统”学术谱系的话题提出者和理论奠基者,陈世骧阐述中国文学抒情传统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研究方法值得重视。陈先生于文本形式细读中阐发作者微言大义、以西方文艺理论融通中国考据学研究、中西比较以创建新的体会和辨识,诸种“撮评旧论,希辟新程”的研究路径与方法对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台港学界的中国文学研究有着“新潮”的发韧作用。

“抒情传统”:从“古典文学”的言说到“史诗时代”的展望——以陈世骧、王德威为例

“抒情传统”最初是由海外华人学者陈世骧提出的一个极具包容性和阐释性的概念,用来指称中国古典文学所表现出来的整体特质。后经高友工及众多中国港台学者的努力推进,隐然形成了一个在世界华文文学学界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抒情传统学派”。王德威是近些年来研究“抒情传统”并推动其广泛传播的标志性人物,他重新解释了“抒情传统”的定义,试图打破“抒情传统”的自我设限,寻找其由“古典”走向“现代”的“通关密码”。王德威对“抒情传统”的改造,扩大了其指涉的空间,并以沈从文等20世纪以来的文人、艺术家为阐释对象,有效展现了“抒情传统”在“史诗时代”的丰富表情,为人们进入“史诗”时代,提供了更为繁复的维度。与此同时,王德威的论述,并未很好地解决“史诗时代”如何“抒情”的深层次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并完善。

坚守着自己的诗意视角——陈世骧的新诗批评思想

从陈世骧的治学生涯来看,新诗研究不仅是其去国前文学研究的重心,也是其旅美后研究工作的重要部分,并且对其成果卓著的古典文学研究也具有深远影响。陈世骧的新诗批评思想可从其新诗创作、评论与翻译工作进行探析,他以"无‘形式’的形式"作为新诗的理想形式,认为"活用传统"是新诗发展的前途,对于新诗创作他尤为看重诗人"独立的个性",这些都构成了其独特的新诗批评思想。

陈世骧论“时间”新探

知名美籍华裔汉学家陈世骧于诗学领域成就卓著,学界多关注其“抒情传统”论,而他在阐发中国文学“时间”主题方面亦富创见。陈世骧论“时间”最精彩者有两处:其一,陈氏精心构织中国式悲剧观,视命运为时间空间无尽流转,以此发掘杜甫《八阵图》之悲剧精神;其二,陈氏以“时间性”为轴心,绾和屈原《离骚》各要素,重释此诗的时间意识。其理论精义值得探讨和评析。

“物感”说与陈世骧“抒情传统”论反思

尽管学界对陈世骧提出的“抒情传统”论已多有反思,但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与认识陈世骧的“抒情传统”论,或者说,陈世骧的“情传统”论到底是一种什么意义上的“抒情”及“抒情传统”,其是否符合中国文学传统的真实状况,这些问题显然有待进一步追问、探究与反思。

陈世骧“抒情传统说”“反传统”的启蒙底色及其现代性

陈世骧中国文学抒情传统说,是对中国文学的总体认知,不只包括抒情文学,也包括叙事文学。抒情传统说的核心乃人道主义与人本主义的文学精神,是陈世骧对中国文学本质之认识及其文学理想之所在。这一认知既与陈氏早期教育、交游背景有关,更是其寓居域外,乡愁与民族情感应和发酵的结果。中国文学绵延不绝的大传统乃家国天下的诗教传统,非但不符陈氏学说,甚至恰恰在其文学理想的反面。陈氏抒情传统说以个体主义为主要特征,显示出反传统的现代性;而诗教传统中的家国关怀,在现代文学中演绎为另一种现代性,以革命现实主义为主要特征,与陈氏抒情传统说互为映照。抒情传统说的传播改变了当代文学史的著述范式,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对于我们重新书写文学史,皆具重要的启示与参考。

“抒情传统”论述与中国文学研究——以陈世骧之说为例

一前言:由几则旧闻说起(一)2009年7月29日,李欧梵在香港书展的系列公开讲座中,以《伟大的抒情传统在21世纪是否还有意义?》为题作了讲座。他要讨论的是《老残游记》的情思和意境。人们对《老残游记》的关注向来在于其政治、哲学意味——"为中国的衰亡、帝国的末日而哭泣";然而在李欧梵的心目中,它却是一部精彩的抒情作品,俨然一幅中国的山水画。

“缘情绮靡”阐释史视野中的抒情传统问题

西晋陆机在儒家“诗言志”经典话语之外提出“诗缘情而绮靡”,引起后人的激烈争论,构成了一脉贯穿古今的阐释史。在六朝初唐的贵族政治文化环境里,“缘情绮靡”是自觉的诗歌追求,甚至片面发展至淫放浮艳。盛唐时期发扬“缘情”精神,摈弃“绮靡”诗风。中唐和宋代理学家重新认识情、性问题,宋诗主理不主情,“缘情绮靡”说遭到冷落。明代中后期,吴中诗人坚持自身“缘情绮靡”的传统,与占主流的复古诗学形成理论交锋。特别是清代,京师主流诗学与地方诗学、正统诗学与异端诗学之间的压制与反压制具有理论张力。在现代诗学价值体系中,“缘情绮靡”说得到高扬,与美文、纯文学等现代观念相对接,周作人、朱自清等人对其内涵给予不同阐释。海外汉学家陈世骧在世界文学背景下强调“缘情”说而提出“中国文学抒情传统”,忽略了传统思想中言志与缘情、情与性、情与理、真与正、情感与格调之间的复杂关系。

被偷换概念的“兴”——论陈世骧“抒情传统”的立论缺失

陈世骧作为抒情传统的首倡者,从音乐立论,以"兴"为视角来阐释《诗经》的抒情特质。早期中国文学确实与音乐有着深刻的联系,可以说陈世骧选择了极佳的研究视角。但他援引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为根本,偷换了"兴"的固有内涵,将之解读为原始歌舞,并据此赋予《诗经》音乐性,进而得出结论,认为中国文学具有抒情的传统。陈世骧抒情传统的立论逻辑是以西律中,而不是从中国文学的实际出发,这就决定了他必然要篡改"兴"的内涵。因此,"抒情传统"的本质不过是由西方理论伪装而成的中国传统。

陈世骧与惠洛克的一段文字因缘——谈陈世骧题赠本《亲仁集》

陈世骧,字子龙,号石湘,一九三五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外语系。一九四一年陈世骧赴美,在哈佛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从事教学研究工作,一九四五年起执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曾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现代中国研究中心'董事兼东方语文系系主任。其间,陈世骧曾先后延揽夏济安、张爱玲、庄信正到伯克利工作,并指点和提掖杨牧、郑愁予、聂华苓等青年作家,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旅美华人在美国人文社科领域打开局面做出了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