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陈兴良教授到学院作学术讲座

2020年9月11日,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兴良应邀到云南警官学院作专题学术讲座,云南警官学院党委书记李刚主持讲座。陈兴良教授结合自己丰富的学术经历、研究成果和司法实践,通过详实的论述和鲜活的案例,给大家讲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立法对刑法实施的影响与启示,深入分析了新时代背景下如何协调刑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关系等热点问题。

打开刑法之门——评刑法学家陈兴良教授的学术情怀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麦克莱)——题记学界关于陈兴良教授的书评为数不少,但对其宏大、精深的学术构架作一整体性评介的几乎没有。笔者此番不揣浅陋虽有班门弄斧之嫌,但绝无评头论足之意,实是为陈兴良教授的学术情怀和学术思想所彰显的强烈使命感深深感染,大有不吐不快之感,也就难以顾及贻笑大方之虞了。况乎陈兴良教授朴素自然的学术风格是和刑法最本真的性情丝丝入扣的,从而使得每个人都有了发言权,这或许也是人性的自然流淌。

研究生如何写论文——以刑法学术论文的撰写为例

一、何为论文一般而言,"论文是学术论文的简称。学术论文是指用来进行科学研究和描述科学研究成果的文章"。[1]论文的关键词是科研,科研的核心要素是创新。所以,论文的本质是创新,没有创新的文章不是论文。这里尤其是需要对"描述科学研究成果"也可能是论文做一点说明,

论间接故意的错误

刑法学界对间接故意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实际上这是理论性问题,如何于实务中解决,刑法规定并未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本文通过对"间接故意"概念的解读,剖析现行理论通说之缺陷。

犯罪论体系的评价标准

引言自陈兴良教授于2000年发表《社会危害性理论--一个反思性检讨》一文以来,犯罪论体系之争成为中国刑法学界影响最深远、论辩最激烈、参与最广泛的学术论争。这一论争关涉在犯罪成立理论上采纳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大陆法系三阶层犯罪体系,还是继续坚持与完善我国学自苏联的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主张前者的学者们可被归为激进派,坚守后一立场者则被称为改良派。

立法、司法与学术——中国刑法二十年回顾与展望

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颁定新《刑法》,同年10月1日正式施行;今年正逢修订后的刑法实施二十周年。这二十年间,先后通过了一个单行刑法和九个刑法修正案,刑法修改变动的条文多达160多处。刑事立法与时俱进,进入"立法活性化"时代。刑事司法改革引人注目,各种大案、要案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日益挑战法官传统的自由裁量权。刑法理论出现重大知识转型,德日刑法知识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中断之后,又一次大规模地进入国内,各种学术批判和学术争鸣激烈。值此现行刑法颁行二十周年之际,我们特别邀请我国两位著名刑法学家——清华大学法学院张明楷教授与北京大学法学院陈兴良教授展开深度对话,邀请北京大学法学院车浩副教授设问主持。三位做客"中法评·会客厅",对话中国刑法,就中国刑事立法、刑事司法以及刑法理论的发展与变迁进行回顾、总结和展望。这是中国刑法学界一次难得的思想盛会,对话时长近六个小时。三位刑法学者学术经历有别,各自学有专长,观点既有共识,也有交锋,这将是载入史册的一次学术对话!本期"对话"特别整理对谈完整版,内容精彩,以飨读者。

转型中的刑法教义学

一我国刑法学理论的教义学化是随着＂阶层论＂的引入而出现的。由于＂四要件论＂长期以来在犯罪论领域占据不容置疑的主导地位,因此德、日等国的＂阶层论＂自引入我国之初始便面临如何突围的问题。

学术开放与刑法教义学

我国刑法学正在经历一个知识转型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特征之一,就是刑法教义学的引入。本文在学术开放的背景下,沿着法教义学的发展轨迹勾勒当代我国刑法学知识转型的轮廓。

建立一座法律解释论的“通天塔”——对实质的刑法解释论的反思

一、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的概念在法理学中的缺位在刑法学领域,虽然也有关于解释目标上的主观说、客观说的争论,然而"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却被更频繁使用,形成了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的两种对立的解释立场或者思路。刑法学的多数基本问题的争议都是围绕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展开的。在大陆法系国家,在犯罪论上存在形式犯罪论与实质犯罪论的根本对立。

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刑法解释学上的口号之争

晚近以来,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争正在成为刑法解释学中的一个热点问题,而陈兴良教授与张明楷教授分别发表的《形式解释论的再宣示》与《实质解释论的再提倡》更是使两种解释论之间的对峙进一步加剧。然而,本文却试图说明,这一对峙是虚构的,这两种解释论,无论是从解释结论看,还是从定罪思路看,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差别。人们在一些具体案件上的争议来源于他们在信念体系与价值观念上的实质性分歧,而与解释立场并无关系。从而,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争不过是一种学术姿态上的分歧,或者说,是一种口号之争。此外,本文还将揭示。

犯罪化的整体思考

非犯罪化曾经是欧美国家20世纪50、60年代的浪潮,现在在我国方兴未艾;当前世界上不少国家正在进行犯罪化的新的刑事立法动向,该动向在我国却几乎没有引起什么反响,甚至在理论与实务界被有意识地加以拒绝。

刑法的谦抑还是刑罚权的谦抑?——谦抑观念在刑法学场域内的厘清与扬弃

目次一、谦抑在刑法学中理论地位之澄清二、刑罚权谦抑实现路径之检讨三、对刑罚权谦抑观念的扬弃:积极的刑罚观的提出四、结语刑罚权的运用应保持谦抑,于今已为学界广泛认同,在实务界也成为影响立法和司法的一种有影响力的观念。近年来在关于"非法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堕胎"、恶意拖欠工资、性贿赂等行为应否犯罪化的讨论中,这一观念成为否定将这些行为犯罪化的主要理论根据之一。

一种“事实关系”型行为——刑法中持有之规范论描述

尽管经过多年的研究,目前学界对于刑法中的持有揭示得还不是很清楚。一个主要的、惯常的理论叙事是:在对刑法中持有给出一个定义后,即从"持有属于行为"的基本命题出发,在行为方式的意义上对持有进行把握。其结果,"由于持有独特的存在论特征",学界"陷入"了"作为说"、"不作为说"、"择一行为说"和"独立的行为形式说"四种观点的长期聚讼。

学派如何形成——刑法学论争中的形式与实质

基于"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正在成为我国刑法学派之争的一个方面"或者"我国刑法学界围绕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展开了争论"的学术背景,《中国法学》(2010年第4期)"本期聚焦"栏目推出两篇力作,即陈兴良教授的《形式解释论的再宣示》(以下简称"陈文")和张明楷教授的《实质解释论的再提倡》(以下简称"张文")。

目的犯的实质化——以目的与故意的关系为中心

一、问题的提出长期以来,我国刑法理论在目的犯这个问题上热衷于讨论所谓的目的说和动机说,并为此投入了大量的学术资源。[1]有学者认为动机说与目的说在刑法具体问题的处理上没有什么不同,因此对此加以区分就很难说有现实意义。[2]也有学者认为这种讨论源自于对外国刑法学的片面理解和主观主义的影响,并主张以直接故意意志因素和意志以外的目的或断绝结果犯和短缩二行为犯替代之。[3]

罪量因素:构成要素抑或处罚条件

以行为程度(量)区分一般违法与犯罪的社会治安分权治理模式,造就了我国刑法独具特色并成文的"罪量因素"规定,即分则个罪中为数众多的"数额(数量)较大"、"情节严重(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等犯罪成立的罪量要求。这些罪量因素在犯罪构成体系中充当怎样的角色,如何建构包含罪量因素的犯罪构成体系,是当下犯罪构成理论研究不容回避的课题。早有学者注意到罪量因素在犯罪构成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提出"犯罪构成的情节要求"、"区分质的构成要件与量的构成要件"等命题,但缺乏具体而系统的关于罪量因素的犯罪论体系定位,其宣示意义远大于建构意义。而围绕《刑法》第13条但书的犯罪构成体系建构,也没有正面关注罪量因素——作为分则规定的事实要素——在犯罪构成体系中的地位。本文关注的罪量因素是指刑法分则个罪罪状中明确规定的,表明行为的危害程度,并为犯罪成立所必需的事实要素;

论一只“牛虻”在中国刑法学术生态圈的诞生——评《中国实质刑法观批判》

2009年10月29日,这一天发生一件让笔者很高兴的事情——收到中国社科院法学所邓子滨博士寄来的专著《中国实质刑法观批判》(下文简称《批判》)。当笔者打开邮包,发现里面不是一本普通的刑法学专著,而是类似于生物学家发现了传说中的物种——侏罗纪的恐龙抑或陕西的华南虎——豁然立于面前。与《中国实质刑法观批判》"四目"对视,没有被血盆大口吃掉的恐惧,而是一种欣喜若狂之情。

人身危险性重构

人身危险性被称为主观主义刑法对刑法的最大的贡献。但是,在现在的刑法教义学中,很难找到人身危险性的体系性论述,人身危险性在现代刑法教义学中到底应当如何定位,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一、人身危险性的定位在中国刑法学中,率先体系性地论证人身危险性地位的是陈兴良教授的《刑法哲学》。该书指出:人身危险性是刑事责任的根据,是定罪和量刑的根据,是犯罪的二元本质之一。[1]随着中国刑法由刑事责任向责任主义的知识转型[2],犯罪论体系也由耦合的四要件转型为阶层的三要件,人身危险性的定位也需要进一步细化和调整。

定罪思维的常人化理解与犯罪构成理论模式之选择

最近,我国刑法学界关于传统犯罪构成理论进行改良还是实现重构的纷争,由于两位重量级刑法学家的表态,似乎要尘埃落定了:首先,陈兴良教授在2007年5月西北政法大学主办的"第四届全国中青年刑法学者专题研讨会暨‘刑事违法性’高级论坛"上提交了题为"违法性理论:一个反思性检讨"的论文,该文通过对我国传统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当中违法性的缺位问题加以检讨,最后结论性地指出:"本文的最后结论是直接采用大陆法系递进式的犯罪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