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此生《〈高作后四十回批评〉之批评》——现代红学史上一篇重要佚文

陈此生《〈高作后四十回批评〉之批评》刊登于1923年1月第2卷第10号《半月》杂志上,该文从文本内证出发,对俞平伯《高作后四十回底批评》一文所列《红楼梦》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的二十条矛盾处提出反证、予以辩难。该文是目前能见到的较早对胡适、俞平伯"高鹗续书说"和自叙传说的矛盾和不足处提出质疑的研究文章,作者态度严谨,持论较公允,对"高鹗续书说"的一些例证和观点提出了启发性意见。作为新红学初创时期一篇目前学界尚未注意的论文,《〈高作后四十回批评〉之批评》的学术价值应予关注。

在《光明报》工作的日子里

1948年1月5日,中国民主同盟在香港召开一届三中全会。会议一致通过三中全会宣言、政治报告和紧急声明,庄严声明否认南京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的无理措施,表示不能接受民盟总部去年11月在南京独裁政府的劫持与威协之下的"总辞职"和"解散总部"以及"停止盟员活动"的声明。

《别有深情一万重》序言

我们都在风尘中流转, 追逐着大时代的车轮……——刘思慕《流转》第一节中国的近、现代(特别是现代)是我们这个历史古国社会大转形的时期。它是一个雷电并作、波澜壮阔的非常时代!它结束了千百年相承的历史传统,展开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晨光。

从受阻到拒绝:何香凝没有成行的重庆之旅

1941年底,香港被日军攻占。次年1月,何香凝在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港九大队的营救下离开香港,经海丰、兴宁赴韶关。此后至抗战胜利前,在广东韶关和广西桂林、昭平、八步等地居住。这期间,何香凝多次尝试前往陪都重庆,各种纪念文章和研究著述对此多有叙述。

从山村走出来的学者——阎宗临(三)

八、桂林八年(上) 1938年在汉口时,由留法同学盛成的介绍,阎宗临参加了救亡团体国际宣传委员会。这个团体是上海知名进步人士发起组织的。会长为宋庆龄,参加者有胡愈之、金仲华、王炳南、张志让等人。也是由盛成介绍。

我在民盟的一段工作

中国民主同盟最初成立的时候取名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参加这个同盟的,当时有所谓三党三派,三党是中国青年党、民社党和中国农工民主党;三派是梁漱溟先生领导的乡村建设派。

血灑长白 功在人民——记精通日语的关其昌烈士

“八·一五”光复后,有一位从延安来的干部担任本溪市外事科长,负责处理日侨工作。他的一口流利日语,给他开展工作带来了不少的方便。这位干部就是后来的清原县委副书记、代理书记关其昌同志。 关其昌,原名宫平洋,字亦民,代名关健夫,1904年生于广西贺县沙田乡扳田村(今狮中村)。幼年丧母,家境贫寒。10岁随父迁往贺县街,靠父亲经营小中草药店维持生活。

我的母校——达德学院

1946年秋,一所新型的充满革命气息的高等学府,在香港九龙青山之麓的新墟镇上诞生了。她像一轮在海平面上冉冉升起的红日,光芒四射,普照南国,为新中国的建立,培养和积聚了一批革命人材。她就是蜚声海内外的"达德学院"。当时,她与进步报纸《华商报》被誉称为"港九双星座,达德伴《华商》",犹如"启明"、"北斗",指引着多少青年学子,奔向革命,为祖国的解放事业,献身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