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炯明的理想和道路--以民主联邦制为考察中心

文章先从纵、横两方面论述陈炯明是其理想——民主联邦制理想的真诚信奉者,以及他与同时期其他谈论联省自治者的区别;继从四个方面评价陈炯明的民主联邦制方案,指出他对中国实施民主联邦制作了相当精细的设计,崭露出他对中国和世界情势的认真思考及力图对中国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提供应对方案,且具有某种实践性格;同时,论证了陈炯明的民主联邦制所具有的新旧交替交错的特色以及循此展现的社会属性;最后分析了陈炯明民主联邦制方案未能实施的原因及其意义,着重阐述陈炯明和他所创立的致公党与孙中山和中共从离到合、又从合到离、最后归于合的曲折历程,以说明陈炯明和致公党所代表的中间阶级所走的第三条道路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民国初年广东都督选任风潮——孙中山与陈炯明分歧溯源

民国初年,广东都督胡汉民随孙中山离粤南下,副都督陈炯明代理广东都督。从此至南北议和成功,胡汉民再度回粤任都督,广东发生了长达4个月的都督选任风潮。由于孙中山对陈炯明不信任,在举荐粤督过程中措置失当,使陈炯明对孙中山产生了隔阂,成为孙陈后来合作过程产生分歧的源头,并由此逐渐发展进而导致两人关系的最终决裂。

1924年前的彭湃与陈炯明关系探析

1924年彭湃加入中共之前,曾经与陈炯明关系密切,受到陈炯明多方面的影响。他在陈炯明控制的粤东地区从事农民运动,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和遭遇的挫折,都与陈炯明有直接间接的关系。两人既有思想上的共通之处,实践中也不完全互相排斥,是某种程度上的同道者。

陈炯明与致公党

洪门致公堂曾经与孙中山关系密切,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贡献良多。但是,在孙中山当上临时大总统后,致公堂因在国内立案事与孙中山渐生矛盾,关系愈趋愈远,与孙中山在政治上的死敌陈炯明则日趋接近。1925年10月,中国致公党成立,陈炯明出任致公党总理,直至1933年去世,其间对致公党多有谋划。陈炯明对致公党的影响,在其生前死后都显而易见。

孙中山与陈炯明的合与离

孙中山(1866——1925年),陈炯明(1878——1933年),可谓同一时代的人物。他们都生长在广东,曾经是同志,然而后来却分道扬镳,成了死对头。综观他们二人有合有离,一些中外研究者对此有所论述。值得注意的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对陈炯明一味谴责,他一开始就来路不正,居心不良,投机革命,一直坏到底。鲁直之等在孙、陈公开分裂后所写的《陈炯明叛国史》就是以此为主凋。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这样看。

“路博将军”及其同孙中山、陈炯明的会见

孙中山在确立“联俄”政策之前,曾和一些苏俄、共产国际的人士有过接触与联系,若干中文史料提到,在这些人士当中,有一位“路博将军”.陈其尤在50年代发表的《我所亲知的中山先生政治生活中的两三件事》一文中谈到:“1919年冬,中山先生寓居上海,…当时列宁曾派一海军中将来中国致意(姓名一时忘记但可从旧文件中查得),…这是苏联革命成功后,第一次派来我国的人.这时陈炯明还没有背叛革命,驻军漳州,先生即电知陈指示机宜。

苏俄、共产国际与陈炯明接触始末

20世纪20年代初,苏俄、共产国际在东方战略的指导下,通过各种渠道在华寻找政治同盟。南方实力派陈炯明资深的革命经历、对新生苏俄的赞美和尊崇、反帝爱国的政治态度曾一度使他成为苏俄、共产国际选择的联合对象。然而事实证明陈炯明并非莫斯科式的革命者,"六一六"事件发生后,陈氏对莫斯科和中共的态度也急转直下,苏俄、共产国际结束了联合陈炯明的尝试,从而转向与孙中山的合作。

陈炯明与中共关系考——兼与台湾学者吴相湘先生商榷

台湾学者吴相湘曾撰文认为陈炯明在1922年"六一六"事件前后与中共关系暧昧,文章经过对相关史料的考订,认为:吴相湘说法有误,尽管陈炯明曾经一度对中共在广东的活动给予庇护,但在"六一六"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立即与之断绝关系。而且,在思想上,陈炯明也从未认同中共的理念。

陈炯明与辛亥革命

陈炯明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广东辛亥革命的面貌，也约略显示出一位搏击于辛亥革命激流中的某种缓进派形象。它体现在陈炯明从企求立宪改革到致力于民主革命的渐进过程、他在广州“三·二九”起义中的表现、在裁撤民军问题上、以及广东二次革命之所以迅速失败上。但总的来看，陈炯明对广东辛亥革命作出了积极贡献，这是主要的。

广东早期党团组织对陈炯明事变态度探析——兼论早期党团关系

陈炯明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盟友。1922年6月陈炯明事变爆发,陈炯明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公开决裂,中共中央不得不斩断了与陈炯明的联系,并严厉处分了继续亲陈的广东党组织早期领导人陈公博、谭植棠等人。与此同时,身在粤东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彭湃为了开展农民运动,却和陈炯明发生了密切的联系,未见彭湃本人因此受到处分。党团迥异态度体现了历史的复杂面相,也折射出实际运作层面的党团关系并未像制度层面规定的那样规范,青年团在政治上并未"服从"共产党。

陈炯明与近代广东女权运动

近代以来,中国女权运动偕民权运动而勃兴,广东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女权运动一直处于全国领先地位。陈炯明从进入晚清广东咨议局开始,至民国时期两次主持粤政期间,均对女权运动大力倡导并给予支持。在女权运动展开上,陈炯明持现实主义的渐进模式,即经教育权利、人身权利和政治权利的顺序渐次达到。在每种权利的获得上,也应该遵循由易至难的渐次顺序。

孙中山与陈炯明交恶原因辨析

孙中山与陈炯明之间由产生嫌隙到矛盾斗争以至于公开的决裂,经历了一段较长的时间与发展过程,其根本原因在于孙中山统一中国的革命理想与陈炯明割据思想的激烈冲突,决不是因为陈炯明“具有民主思想”而“未必为国民党人以至孙中山所同意”。不顾史实地褒扬陈炯明,贬低孙中山,甚至于将“战乱带来的苦难”和“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均归咎于孙中山,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观点。在谋求祖国统一的过程中,孙中山并非没有“通过合法途径”进行斗争。恰恰相反,他正是从一次次和平努力失败的痛苦经历中,逐渐认识并且坚定地走上了用武力统一中国的道路。

陈炯明与中国共产党关系初探

在中华民国史上 ,陈炯明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 ,并非一开始就是军阀。国民党因为他炮轰总统府 ,认为他是革命叛徒 ;共产党因为他搞“联省自治”而抨击他。众多论著都只谈到陈炯明与孙中山的关系 ,却不提他与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但实际上 ,在他驻军漳州和主持粤政时期 ,对传播社会主义思潮 ,对革命势力在广东的发展起了促进和推动作用 ,我们应该对他有一个全面的、完整的认识 。

共产国际联合陈炯明的尝试及失败

共产国际在正式确定以孙中山为同盟者前 ,曾试图联合陈炯明 ,并抱以很大希望。但随着陈炯明的叛变和倾向英帝国主义 ,共产国际被迫弃陈联孙。共产国际联合陈炯明 ,既有陈炯明是“革命者”的误读 ,更有功利性实力标准的考虑 ,也正因为如此 。

学术争鸣乃科学之正途——评《历有争议的陈炯明》

由段云章、沈晓敏、倪俊明编著,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历有争议的陈炯明》一书,在一些人看来,为一本颇具"争议"的学术著作,是耶非耶?值得一评。有争议方显其神陈炯明是民国时期广东政坛的风云人物,亦是历来颇具争议的重要角色。比如。

联治民主制:陈炯明的联邦建国方略

作为中国近代重要的政治人物，陈炯明坚信建立在自治思想基础上的民主政治，赋予自治以人民自治、地方自治、军民分治与权力分治四大内涵。以此为出发点。陈炯明提出了“联乡治区、联区治县、联县治省、联省治国”的联邦建国方略，深刻认识到联邦制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内在关系，创造性地擘画了联治民主制的宏伟蓝图。这一自下而上的联邦宪政理论，颇与孙中山自上而下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理论相龃龉，深刻呈现出中国近代宪政实践的历史命运。

共产国际、苏俄对孙中山陈炯明分裂的观察和评论

此文旨在对以往论述不足的共产国际、苏俄对孙中山、陈炯明关系的几个问题再作新的探讨。主要体现在：在孙、陈所持信仰及其歧异、如何统一中国、二者究竟依靠何种力量和代表谁等问题上，共产国际、苏俄的观察和评论有一段过程，其评论前后不一致，而且共产国际、苏俄代表内部亦有歧异，直到陈炯明发动兵变反对孙中山后，才渐趋一致。但其观察和评论的正确性，仍存尚待继续搜集资料深入研究之处。

陈炯明与汪精卫关系疏论

陈炯明与汪精卫都是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两人从民初广东都督选任风潮中开始产生交集;到二次革命时期,两人又不约而同地高唱南北议和之调;直至漳州新政时期,两人关系达到最佳状态;"六一六"兵变之后,汪陈关系渐行渐远。对长达二十多年的汪陈离合进行考察,可以发现:汪陈关系之合,乃是二人性格志趣惺惺相惜;汪陈关系之离,很大程度上以孙陈关系为转移。但在一定程度上能保持私谊,这种私谊的保持具有一定限度,即尽量以不危害其政治生命为前提。

陈炯明与孙中山国家统一思想比较论

陈炯明曾是孙中山的追随者,但他的政治思想与孙中山颇不相同。在国家统一问题上,陈炯明坚持由地方自治开始,用和平的手段逐步实现国家统一,反对集权于中央或借助于革命政党与领袖;孙中山早期也曾有过和平统一与实行联省自治的设想,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改而主张通过革命政党与革命领袖的集中统一领导实现国家统一,此后以县自治为基础进行国家建设。二者都主张在中国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在政治思想上有殊途同归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