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新与突破:陈绎曾文体起源论的旨趣

作为元代著名文体学家,陈绎曾在“文本于经”说、文体原出于典籍论及文体四分法等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独特的文体起源论,拓展了文体起源论的范围,明确认为文体源头不仅仅只有儒家经典,还应包括所有的古代典籍。与此同时,崇尚质实与“天理”以及“立志高,入门正”的文艺思想,成为影响其形成理论的主要动因。而陈绎曾文体起源论的基本内涵,不仅在于其系统地梳理了“叙事”“议论”“辞令”“诗赋”四类文体的源流正变,还在于提出了它们分类的标准,同时也在于其在叙事类文体中另析出“叙事”“记事”两小类,并阐述了两者的差异。总之,陈绎曾的文体起源论既有对传统的继承,又有对传统的突破,更有与时代相并行的创新。

陈绎曾生卒年、籍贯及仕宦考辨

陈绎曾是我国元代中后期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和书法理论家,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在有元一代的重要人物,其生卒年不详;其籍贯、仕宦情况也有歧说,实有厘清的必要。钩稽相关史料,陈绎曾生于1287年,卒于1351年之后;其籍贯为吴兴;陈绎曾不是进士出身,他是被举荐步入仕途的,先后做过将士左郎、翰林编修和国子助教等。

陈绎曾与元代文章学

由于文献久晦,元代陈绎曾的文章学观点颇为学界忽视。其相关论述主要集中于近年重出的《古文谱》、《古文矜式》和《文说》当中,涉及文章本体论、修养论、创作论、文体论、风格论、鉴赏论等诸多方面,见解深刻,体现了鲜明的元代文化特征,堪称元代文章学的最高成就。

陈绎曾“行文八法”文章学理论研究

文章学即研究所有单篇文章写作的学问。古代文章学包含了古人沉淀千年的写作理论。元代中后期文章学家、文学批评家陈绎曾不断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致力于论述行文之法。

陈绎曾著述考

陈绎曾,字伯敷,自号汶阳左客。淳祐七年(1248)张渊微榜进士、龙泉公陈存之曾孙,'吴兴八俊'之一的陈康祖之子。祖籍处州龙泉县(今浙江丽水龙泉),后侨居吴兴(今浙江湖州)。陈绎曾生于宋亡之后,至迟不晚于至元二十四年(1287),为人口吃,而精敏异常。陈氏得许有壬荐举而入仕。至正三年(1343)四月至次年二月间,以将仕佐郎、翰林国史院编修之职与廉惠山海牙、王沂、徐昺合撰《辽史》。迁国子助教。至正十一年(1351)仍在世,是年曾委托吕宗杰往钱塘购书,其后行迹不详。

陈绎曾《文说》中的修辞理论

我国古代汉语的修辞理论和文学批评混杂在一起。元代的文学批评不很繁荣,却有两部修辞学史上不可忽视的著作,这就是;王构的(《修辞鉴衡》和陈绎曾的《文说》。《文说》是继南宋陈骙的《文则》后,对修辞方式及其变化进行分类、论述的又一部有关修辞的著作。陈绎曾,字伯敷,通晓经学,擅论作文之法。元至顺帝时任国子监助教。著有《古今文矜式》二卷,《文说》一卷。陈绎曾的《文说》在修辞的一般理论方面没有什么高出前人之处,只是提出"辞贵简切而明白"。

陈绎曾的《四六附说》在骈文批评上的贡献

元代陈绎曾的《四六附说》在骈文批评方面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该文对骈文的创作方法、类别划分、典型范式、结构方式、行文方式、基本风格等问题都作了比较系统的阐释和说明,特别值得重视。

元陈绎曾生年及事迹订补两则

囿于资料所限,学界对元代书学家陈绎曾生平事迹所知甚少。本文的推进创新有二:一、将其生年进一步圈定为一二八四—一二八七年之间。二、对于其评选、编刻杨维桢《古乐府》举动的深入考察,既可进一步梳理其晚年行迹,同时也可佐证吕宗杰《书经补遗》材料真实性与文献价值。

陈绎曽书法观研究

本文从陈绎曽其人、陈绎曽学术成果及其地位、陈绎曽的鉴藏与书法成就、陈绎曽的《翰林要诀》及其书学观等几个方面,研究了陈绎曽书法观。

陈绎曾“血法”论

关于墨法,在绘画中的探究较多,如王维破墨、王洽泼墨、龚贤积墨等。而在书法中,墨是血脉,相较于绘画的色彩多样,书法的色彩显得单纯。古来书家为追求墨的丰富性,从苏东坡追求浓墨到赵孟頫崇尚淡墨,再到今天书家所进行的各种各样的墨色实验,都是基于对书法变化的追求以达到对书法表现的实践。

陈绎晚年仕履与王安石《四家诗选》编次考——王巩《闻见近录》相关记载辨伪

宋王巩《闻见近录》记载《四家诗选》以送集先后成编,不含褒贬,与诸说不同。陈绎元丰七年与黄庭坚、王安石同在江宁,后贬建昌军,元祐二年北上密州,不久去世,与黄庭坚再无交集,黄庭坚绝无可能先后向王、陈二人印证此事。元祐二年王巩可能与陈绎在扬州会面,亦与其说矛盾,《闻见近录》所记与事实不符,恐为伪托。现有文献多支持《四家诗选》尊杜,当与王安石在熙丰间引领尊杜风潮的诗学背景相关。

《四六金针》非陈维崧撰辨

自康熙间《学海类编》收录陈维崧的《四六金针》,后来清代目录书和当代骈文研究专家都将《四六金针》视为陈维崧所作。其实,《四六金针》乃抄袭补缀元代陈绎曾的《文筌.四六附说》而成,不是陈维崧所作。这从该书内容、历代目录记载和陈维崧作品等之中都可以得到证明。《学海类编》收录多伪书,不可轻信。

“律赋非赋”与“唐无赋”之关系阐释

元人陈绎曾提出“律赋非赋”,明人李梦阳提出“唐无赋”,二者都对唐代辞赋创作提出了批评,甚至完全否定了唐赋创作的成就。唐赋受到六朝骈赋和科举制度的影响,律赋和骈赋成为唐赋的代表,追求句式工整、辞采华美、声律和谐,丧失了赋“铺陈”的本义。元明文人在复古运动的影响下,由律转“古”,赋学审美导向楚辞、汉赋,古赋受到重视而律赋自然受到排斥,导致“律赋非赋”和“唐无赋”观念的产生。

宋元文章学的作家修养论

宋元时期的文章学,特别是元代文章学家陈绎曾的作家修养论,涉及养元气、养心立志、养题气、养力(读书、历世)等诸多重大问题,内容相当丰富,既有对传统的继承,又有合乎时代思潮的创新,是文学思想史上的一笔宝贵遗产。

说选帖

从来写字必须选帖,因为书法的取法和绘画不同,绘画可以选择自然作为描摹的对象,书法所学习的对象就是古代留给我们的优秀书法作品。从古到今,凡是学习书法,第一步必须遇到这件事。给初学者开选帖的单子,古代的书论上就有,如元代盛熙明的《法书考》、陈绎曾的《翰林要诀》、明代丰坊的《童学书程》等。《广艺舟双楫》中,康有为还教人怎样购碑。我们发现书法家开出的这些清单,往往都是一个学习的整过程。

汉字的结构

所谓汉字的结构,是指汉字结构成分组合的方式。前人论述汉字的结字法和结构法,多侧重于字的点画安排,点画之间的联结、搭配、组合。如:唐代欧阳询论书法结字有36法;《书法三昧》载有《大结构》一篇,总论字的结构原则,列出大结构54法;明代李淳认为,字的形体有大小、疏密、肥瘦、长短,字的点画有仰覆、屈伸、变换,浩繁纷纭,故写字须讲求结构法。他取陈绎曾、徐庆祥二家的著作,增添己见,撰《大字结构84法》;清代书家黄自元摘录前人论汉字间架结构之要,著《间架结构摘要92法》。明代赵宦光在谈到结字法和结构法的重要性时指出:“构为筋骨。

《汉语风格探索》序

风格的研究，在我国已有很久的历史。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把文体分成八类，风格分成四科，这是关于风格的最早论述。自此之后，代有专篇。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晋陆机的《文赋》，梁刘勰的《文心雕龙》，宋陈筷的《文则》，元陈绎曾的《文说》，以及清代的《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等等，这些著作都在不同程度上讨论了风格。

关于布局谋篇

(五九)成为修辞学中心的第四个要素,是组织论,即关于文章段落结构的理论。这种构架设计的功夫,汉学家称之为"布局谋篇",英语谓之"Arrangement",可以说它是整理材料、安排材料的工作。孤立的一个个单词、无所谓组织问题,而两个词放在一起,在组织形式的选择上,就有高下优劣之分。将词连成句,将句连成段,将段连成章,将章连成篇,就组成了作品。对于文章组织的要求,从总的方面说,是"秩序"、"联络"、"统一"这三点。说得明白一些,即在确定了合适的大框架之后,细部还要很好地连接,使之紧密无间,并要及时地归纳贯通,使之成一整体。总而言之,自古以来修辞学家所谈的组织论,其核心部分未超出这三点。

元明之际唐赋批评之演进——以“律赋非赋”与“唐无赋”为中心

唐赋评价实为赋学史上重大论题,唐宋讥之以“雕虫微艺”,元代驳之以“律赋非赋”,明代嗤之以“唐无赋”。元明两代唐赋批评之演进,由律转古,赋学审美导向楚辞、汉赋,是其时代背景与文化环境的反映。元代科举试古赋,文坛以古赋为宗,形成崇古轻律的赋风,陈绎曾总结为“律赋非赋”。明代以文学“复古”为导向,倡导“文必秦汉”,李梦阳由此提出“唐无赋”的创作理论,主张师法楚骚、汉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