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继儒狂狷美学思想的内涵与意义

作为晚明最为著名的艺术家,以隐士自居的陈继儒,常被后人视为隐士文化的代表。但如详细考察陈继儒的精神世界,可发见其不仅有闲适的生活美学追求,更有着对古代狂狷精神的承继和发扬。陈继儒自诩“为千古后生酿成猖狂笔端”,可谓其人生精神的宣告书和自白书,集中体现了他狂狷型人格精神的理想所在,这也集中表达着中晚明士大夫所追求的一种人格理想。落实到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上,陈继儒常追求一种自然洒脱与沉着痛快之意,是为狂狷精神的一种呈现。陈继儒对其狂狷身份的标识,还集中体现在其嗜古与摹古的艺术追求上,更是明末松江地区文人集团的一种地域身份的自我集体认同。

从陈继儒的序跋、题记看其戏曲美学思想

陈继儒戏曲美学思想主要散见于他对戏曲文本的评点、题记以及所撰写的诸多序跋中。认为真正的当行、本色并非仅仅是语言风格的朴实和对俗谚俚语的运用,更要体现对生活本质的把握、对人物内在情感的真实展示,与沈璟所代表的“本色派”相比,汤显祖所代表的“辞采派”则更为当行本色;戏曲之“妙”在于“传神”和“精微”,不仅存在于戏曲语言和唱词中,也存在于情节钩织和剧本结构中;“平淡”并非平实,而是“素处以默,妙机其微”,淡而有味,淡中有致,淡中有神;它不排斥纤丽、柔媚、精妙之美,但更追求一种雄浑、悲壮的黄钟大吕之美,以及慷慨任侠、快意豪迈的奇伟之美。陈继儒戏曲艺术思想是对传统戏曲美学思想的丰富和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戏曲美学思想重要构成部分。

晚明江南文人隐逸风习的文化共性——以陈继儒与屠隆为例

屠隆与陈继儒都是晚明以隐逸自居的江南文士,他们的文学创作和生活方式在当时形成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人们往往以他们的所好、所游为时尚,追慕仿效。两人结识在屠隆为青浦县令时,亦师亦友相处,都有向往自由和复古隐逸的生活旨趣。二人在罢官和弃举业后,都以自己的技艺谋生。虽不参政却关心时事,把隐逸与挽回江南"虚矫狂慧"士习的责任相提并重,以此互相鼓励。屠隆与陈继儒的隐逸选择以及不放弃社会责任的自我定位,与当时江南社会商业发展以及士绅构成的社会主体背景有关,更与晚明江南社会"心学"思想的影响,及文人士子主动反思其产生的流弊有关。

末世的名士风度——陈继儒刍议

陈继儒是解读晚明文化的一把钥匙。他调合狂放恣肆与隐居自适、冷眼觑人与热肠报国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从而建构了一种平逸淡雅的人格风貌。他不弃世不厌世,冷眼与热肠相互为用。以自我为中心的快乐主义精神是他人格魅力的根本所在,在晚明产生了广泛的吸引力;他所编纂出版的小品风靡于世,成为时代文化潮流的引领者,也造就了他山林领袖的地位。然而,这毕竟是一种封建社会末世的名士风度。

陈继儒山人身份考辨

晚明松江士人陈继儒绝意科举,以坐馆谋生。晚年获得官宦资助,得以隐居山野,尽管与山人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始终不游走谋利,在明人眼中基本是名士,甚少以之为山人。然至清代,却被视为山人。从表面看,这是因乾隆时期蒋士铨夸大了陈继儒世俗功利的一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又夸大了陈继儒隐逸山泽、忘却忧患的一面,但深层原因却是明清易代的政权更迭所催动的在野士人经世空间与学风、文风的巨大转变。这一事实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朝国家控制力加强与士人社会地位下降的历史趋势,而且反映出历史记忆与其他因素密切相关,具有因时而变的特点。

陈继儒室名考略

一、宝颜堂、晚香堂、白石山房 <宝颜堂秘笈>是陈继儒主持编写的大型丛书,分"正"、"续"、"广"、"普"、"汇"、"秘"六集.据<中国丛书综录补正>,"正集"全名为<尚白斋镌陈眉公订正秘笈>,"秘集"亦冠名为"尚白斋",而"广集"、"普集"冠名为"亦政堂"."尚白斋"、"亦政堂"分别为当时书商沈孚先、沈德先之斋名,通称为"宝颜堂秘笈"是因为宝颜堂为陈继儒斋名,而继儒名在二沈之上.

陈继儒仕隐生活及心态浅论

出仕与归隐是我国古代士子所面临的人生选择。晚明随入学生员数量增多,众多士子沉滞,科举陷入危机,大量山人群体涌现,陈继儒便是其中较杰出的一个。通过对晚明特有的世风世态和陈继儒仕隐人生轨迹之把握,可以深入研究其仕隐生活及心态。

陈继儒别号考略

陈继儒(1558-1639年)宇仲醇，号眉公，松江华亭人，诸生，年未及三十即焚弃儒衣冠，隐于小昆山，后移居东余山，辞谢征召，放情山水，以诗文书画终老。其“眉公”来历，沈德符《万历野……

晚明小品作家陈继儒论

陈继儒是晚明重要的小品文作家，当时影响很大。“惟明之中晚，士名噪当时者，前无若李卓吾，后无若陈仲醇。”（清初包《李先生一家言全集·序》）数十年来小品作家几乎无人问津，现在应当对陈继儒作些必要的研究。生平·思想陈继儒（１５５８—１６３９），字仲醇，...

论晚明隐士陈继儒

陈继儒壮岁即隐,终生不仕,却与尘俗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非如古代伏处岩穴的逸士,体现了晚明文士趋俗的思想作风。继儒交游杂,思想杂,读书杂,文章也杂,是名副其实的杂家,谓之大家也无不可。

陈继儒嘉兴诗文交游考

陈继儒是晚明时期颇具影响力的一位名士,他与嘉兴文人交往十分密切,很多诗文的创作都在嘉兴展开,嘉兴诗文交游成为帮助他谋求生计、增加识见、形成学术思想及创作风格的重要活动。本文通过对陈继儒在嘉兴的行踪遗迹及其与嘉兴名士的诗文交往情况进行考述,全面探索陈继儒的思想及诗文创作来源,同时也展现晚明嘉兴文人的创作及生存状态。

从《小窗幽记》看陈继儒的文化性格

陈继儒的文化性格,有着晚明突出的时代特征。《小窗幽记》是陈继儒在民间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部书,代表性地反映了陈继儒的文化性格。陈继儒文化性格的本质特征是对自我价值和生命意义的重新理解和定位。对个性自我的肯定,对真情至性的崇尚,以及审慎圆通的处世艺术构成陈继儒文化性格的主要内容。

从“山人”到“逸士”——论陈继儒多重身份变化中的心灵位置

隐士,是陈继儒出于对现实环境的清醒认识和对其遗世独立行为的遮蔽;山人,是他对自身与现实世界的一种主动、尴尬而又智慧的把握;情种与侠士,是他以对生命的极度迷恋为前提,在内心的冲突与平衡下挤压出的心灵的解放,并由此来认识人的本来面目;逸士,是他的内心体验历尽艰辛后收获的玫瑰,也是他心灵最终的归宿。

陈继儒与李渔的文化行为比较

陈继儒与李渔的生活时代相接;两人在思想背景、生活道路选择乃至性情等方面也有诸多相似,且都闻名遐迩。然而,他们的文化品格在传统视野中差异甚巨。陈继儒是名士,而李渔则是"俳优"。于是,二人在当时及后世的名誉截然分途。

晚明文人陈继儒三教思想

陈继儒是晚明的大名士2,9岁弃科举隐居山林,完成了由儒家"入世"向佛道"出世"思想的转变。隐居山林后他结交显要,参与社会事务,仍未脱离儒家的处世哲学;在心态方面,他处世淡定平和,追求洒脱自然的田园生活,并兼习禅宗,谈禅说玄。在他的身上,体现了三教融通的哲学思想体系。就陈继儒的为人及为文中所体现的儒释道思想作一个剖析,以进一步考察晚明文人的思想状况。

陈继儒与嘉兴名士书画交游考略

陈继儒为晚明时期松江画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与嘉兴名士交往密切,其书画创作也深受嘉兴书画名流的濡染,他们在画理、书画鉴赏与收藏方面给陈继儒以启悟,为他拓宽眼界、进行字画辨伪及提高鉴赏能力提供了有益的帮助。主要考述了陈继儒与嘉兴籍书画名人特别是项氏、李日华、冯梦祯的交往情况,探寻嘉兴名士对他书画的影响及晚明时嘉兴书画名士的生活风尚。

陈继儒的文化性格及其成因

晚明大山人陈继儒文化性格的构成有极其丰厚的土壤。晚明社会思潮与生存环境对文人心态的影响使陈继儒具有圆通的处世哲学、强烈的忧患意识、严格的道德自律和清醒的审慎心态 。

陈继儒《建文史待》之编纂及流传索隐

陈继儒纂《建文史待》,是中晚明涌现的一系列建文史籍中的一部汇辑著作,今未见传存。考诸该著编纂始末及内容结构的相关描述,知与秀水名宦屠叔方《建文朝野汇编》实为同一种书,以屠氏政治建言之需,由陈氏搜讨编纂,而逊让署名。纂辑始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陈氏赴南湖包柽芳家坐馆际,万历二十六年在嘉兴刻成《建文朝野汇编》二十卷行世,并产生一定的影响。此书的纂辑,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万历间士林对于建文革除之敦复以及仗节诸臣昭雪、抚恤的关注及其忠义是非的倾向,亦呈现晚明书籍编纂出版某些新的特点。

王锡爵陈继儒交游考论

陈继儒与王氏父子订交后,以父事王锡爵,以兄事王衡,关系颇为密切。陈继儒声名鹊起,名闻天下,与王锡爵的"雅重"不无关系。对王锡爵而言,陈继儒不仅仅是个才子、高士,更是个一慰平生的"小友"。万历三十五年发生的"密揭"事件,是陈继儒一生遭遇的最大的一次政治风波,其审慎戒惧的处世哲学与此事有很大关系,陈继儒与王锡爵的交游,也落得了身后的千古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