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与“当代”——重释陈翔鹤的两篇历史小说

虽然20世纪50-60年代中国的文史研究往往强调“厚今薄古”,但是对于“古”的书写又时常作为象征行为出现,这一行为不可仅仅化约为作者个人意图的展现,毋宁说是对于更广泛的社会主义文化问题的回应。陈翔鹤创作于1960年代初的《陶渊明写〈挽歌〉》与《广陵散》正可作如是解读。参考当时的批评者所指认的核心问题,两篇小说所具有的对话性质也得到了揭示:陶渊明对生死的看法与革命者的生命观构成了富有意味的对照;嵇康受刑前弹奏《广陵散》所带来的效果,则似乎在提示社会主义实践需要适当调整情感与政教之间的关系。由此陈翔鹤的历史小说拥有了一种别样的“古为今用”意味,也暗示出知识阶级难以真正“解脱”的东西。

陈翔鹤两篇历史小说的再定位

陈翔鹤写于六十年代的两篇短篇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和《广陵散》被认为是"知识分子心声的曲折表露",其实,前者是陈翔鹤古典文学研究在小说创作领域的延伸,是"陶渊明大讨论"的"重续";后者才是纯粹的"心声的曲折表露",更具有代表性。

陈翔鹤小说风格探微

陈翔鹤在浅草—沉钟社时主要以"为艺术"文学观来指导小说创作,他的小说注重自我表现,大胆表现知识分子的苦闷感伤情绪。他以人道主义的眼光来赞美儿童美好的心灵,把儿童纯洁善良的天性看成是理想人性的象征。他将目光投向了大自然,去寻求精神家园,表现出"回归自然"的倾向。在现实生活的磨砺下,他及时调整自己的艺术追求,从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创作,提高了小说的表现力,摆脱了前期的感伤情调,使自己小说日益走向成熟。

风雨飘摇中的历史叙述——重读陈翔鹤历史小说的批评

60年代中期,陈翔鹤的历史小说受到批判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对陶渊明的评价,借古讽今,嵇康的叛逆精神,历史背景。他的历史小说因为坚持个性化的历史叙述,偏离了主流文学的要求而受到批判,这种政治化的批评给当时的文学创作带来了十分有害的影响。虽然他的个性化创作受到过批评,但在文学史上仍有着深远的意义和影响,不仅推动了当时历史小说创作的小高潮,而且其创作方法对后来的新历史小说创作都有很大的启发性。

坚守个人话语的历史叙述——论陈翔鹤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和《广陵散》

陈翔鹤在20世纪60年代发表了《陶渊明写〈挽歌〉》和《广陵散》两篇历史小说,其丰富的艺术技巧值得我们借鉴;特别是其在当时历史语境下偏离主流意识形态的个性化叙述,在文学史上有着深刻而持久的意义。

特殊政治语境下的学术持守——陈翔鹤先生主编《文学遗产》十年有感

学术争鸣是推进学术研究的重要手段。重读陈翔鹤主编的《文学遗产》十年有关屈原与陶渊明的争鸣性文章,走进争鸣的历史语境,重拾一些历史碎片,可以发现在政治话语主导下的争鸣中,编者及一些学者对学术话语的艰难持守;教育改革中极"左"思想泛滥时,《文学遗产》对回归学术话语所发挥的引导作用。正是这份精神品质,提升了《文学遗产》头十年的学术品位,奠定了《文学遗产》在古典文学领域中的地位。

李劼人与陈翔鹤的一段实业交往史

李劼人和陈翔鹤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名家，前者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而闻名于世，其人被称为“中国的左拉”，其文被誉为“小说的近代《华阳国志》”；后者虽然比前者晚生十多年，但是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作为浅草、沉钟社的成员为文坛所关注。

读陈翔鹤《陶渊明写〈挽歌〉》谈文人与政

文学常通过个体的一个特殊事例,像"陶渊明",聚焦他个人的特殊性,却历来表现了人类对"归园田居"的普遍向往。中国文人与政,自古以来就矛盾纠结。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及倡导"归园田居"向来被标志心智独立高洁。但也有关乎他崇尚自然的纯粹性争议。即他始终都无法真的成为"田居"村民的"落户"者,他的思想始终在儒和道中徘徊摇摆,甚至儒的入世远远高压于道的出世。本文读解上世纪60年代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揭示当代人之以古喻今。入世与出世是中国文人纠结的两难,而政治就好比阿喀琉斯的脚后跟,始终宿命般的缠绕于中国文人,方酿造出多重悲剧。

我的父亲陈翔鹤

一我父亲的身世和早期思想,似乎还没有谁完整地记述过。十年动乱中父亲倍受凌辱,写了不少"材料"。我翻阅这些墨迹时发现,其中有一份实际可以看作父亲的亲笔自传,特转录于下:我的出身、历史、生活及职业(一) 我的出身我于1901年出生在重庆的一个商人家庭里,是长子。我父亲开了一个匹头杂货商号,无土地、

挽歌为谁而作——读陈翔鹤《陶渊明写〈挽歌〉》

《陶渊明写〈挽歌〉》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随着文艺政策的调整,老作家陈翔鹤(1901～1969)在"题材问题"的清规戒律有所松动的状况下率先创作的历史题材小说,发表在1961年11月的《人民文学》上。作品描写了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的东林寺访友、田间漫步、席间闲谈、榻上凝思等几个晚年日常生活场景,表现了陶渊明"对生死问题平静坦然和对世事清醒超越的态度",刻画了他"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旷达宁远、清贫自守的性格。作品大胆突破当时文学写作方面的不少禁区,塑造出一个坦然面对生死的古代知识分子形象,将能够反映人物性格特征的日常生活细节的描写与心理活动的描写结合起来,语言质朴平易,但又具有浓郁的知识分子特色。本文从四个方面描述对这篇小说及作者创作的解读体会。

陈翔鹤与李劼人

我父亲陈翔鹤和劼老是同辈人,几十年之间两人"相濡以沫",同甘共苦,两人都是新民主主义时期的革命战士,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积极参加者。劼老是一贯相信党、拥护党的,坚持文学上现实主义的优秀老作家。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全力主持过"成都文协"分会的工作。我父亲陈翔鹤做为共产党员,在成都文化界做一些统战工作。在一九四七年被国民党特务追捕时,劼老又全力掩护,从此他们二人结为生死之交。全国解放后。

1969,陈翔鹤的背影

家父陈翔鹤逝世已整整40年了，总是想起他，思念他!近日重新阅读陈白尘先生所写的悼念家父的文章，忍不住再提起笔，简略回顾他们深厚的友情。

沈从文与陈翔鹤:“澹而持久的古典友谊”

“人之相知,贵相知心”,沈从文与陈翔鹤,这对在艰难困苦的生活中结下“澹而持久的古典友谊”的朋友,共同相扶着耕耘在文学和人生的道路上:在北大旁听文学课、在香山畅谈理想、在青岛的交往、建国初期的劝慰、非常时期向文艺界领导过问朋友的创作、在艺术上的切磋……友情的力量帮助他们坚强地面对逆风恶浪。

知识分子精神的重构:1960年代初“历史”创作思潮的意义

"历史"主题与当代文学的关系渊源深厚,"革命与历史"的主题自从1949年以后是文学创作的主流之一。对历史的革命化书写与革命的历史化呈现是与主流意识形态紧密关联的。在不同的文学空间之内,历史创作主题呈现出不同的思想样态和文学体式。1960年代初的"历史"主题创作思潮意味着知识分子主体的重新一次定位,这里面有与传统儒家士人、与五四启蒙知识分子的连续性,也与革命知识分子之间具有某种亲缘关系,这种复杂的精神资源和现实政治的压力,让他们在稍有松动气氛的时候,就会不断地通过各种方式去探索知识分子精神的本质问题。

跟王佐良、李赋宁、葛传槼们在《英语学习》学英语

多年以来,我对北外的《英语学习》杂志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种感情可以一直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初,那时候我父亲被开除党籍军籍,在老家的一个砖瓦厂里劳动改造。我们住在一间黑乎乎的小屋里,煤卫之类是完全谈不上了,墙上有好些小洞和裂缝,冬天风呜呜地进来,夏天又有各种小动物爬进爬出,抓蟋蟀都不用跑到门外去。不过呢,在所有倒霉的人里面,我们的生活应该不算特别恶劣。

“将真和美唱给寂寞的人们”——林如稷创作论

林如稷是“浅草”、“沉钟”社的发起人和重要成员.留下了数量可观的著作.本文在对林如稷“浅草”、“沉钟”时期、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以及解放以后的文学创作作整体回顾的基础上,对其创作的思想内容、风格特色作了较为系统地研究,并对其创作上以现代主义开始,以现实主义毕其一生的文学道路作了探讨.

狂潮退后的歌吟——略论浅草社的创作倾向

浅草社——提起这个名字,人们往往会把它和沉钟社混同一体;其实,这是两个既有直接承继关系又各自独立的姊妹社团。浅草社萌发于“普遍的全国文学活动开始来到”的一九二二年,它的创作时间前后只有一年半,却为新文学提供了独特的东西,开了“沉钟”创作的先河。浅草社的主要成员林如稷、陈翔鹤、陈炜谟、冯至等都直接发起或参加了沉钟社。鲁迅称沉钟社是“中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这也含有对浅草社的赞赏。然而,长期以来,浅草社却常常为沉钟社简单替代而被忽略;本文试图通过论述浅草社的创作倾向,探讨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论历史讽喻小说

茅盾在1937年为宋云彬《玄武门之变》(短篇历史小说集,开明书店出版)所写的序中说:“用历史事实为题材的文学作品,自‘五四’以来,已有了新的发展。”用历史事实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包括有历史剧和历史小说等,前者颇多杰构,在现代文学史上踞有一席光荣之地,兹不赘述;而后者也很具异采,在开掘我国新文学的财富时,不可不予注视。六十年代我国文艺理论界曾对历史剧问题进行过热烈探讨。当时有一种意见认为,凡属写历史生活的戏剧,均可称为历史剧;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此论过于宽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