尴尬的处境——对陈若曦《纸婚》的一种理解

尴尬的处境“自然会对人物造成一样的难以解脱的压力”,对于《纸婚》来说,尴尬的处境既是情节发展的动力,又是以一种特殊的形式考察人性的丰富性、复杂性。本文旨在对这一人生境遇之下的人物性格表现与心理冲突进行分析,并进而从性别文化的视角揭示女性群体生存的共同的尴尬处境。

陈若曦的伤痕记忆

陈若曦向来是被认作“伤痕文学”的始作俑者而闻名于海内外,她的文革小说更是被视作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小说”。陈若曦是一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她对生活充满了热忱和期待,但是生活却无情地伤害了她,使她对其产生了距离。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与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一样,陈若曦也缺乏深刻的自省精神,她也没有超越个人的怨恨情结,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她的“伤痕小说”的美学意义和深度。

论陈若曦小说创作的现代派艺术

陈若曦小说创作吸收、借鉴了西方现代主义创作手法 ,其作品 ,特别是早期作品有明显的现代主义倾向 ,到处渗透着象征、暗示手法 ,神秘主义及超现实的时空交错手法 ,反讽手法以及意识流手法。

“现代文学”的歧路——白先勇陈若曦比较论

白先勇与陈若曦是当代汉语小说写作的重要作家,他们的小说创作展现了至为丰富的社会历史场景与日常生活画面。不管是白先勇还是陈若曦,共产党开始主政大陆与国民党最后迁徙台湾的1949年在其小说叙述中都是一个重要时刻。只不过,在白先勇的叙述中,1949年以后,依然是民国风月,而在陈若曦的小说中,已不免换了人间,对于同一历史时间不同的叙述法构成了白先勇与陈若曦小说对照中最为触目的一道景观,两位小说家也以此建构了各自"最后的贵族"与"最后的左派"的文学史形象。

人生的三种书写——读陈若曦早期作品

在陈若曦早期的作品中 ,有三种明显不同的书写方式 :隔绝于世的抒情笔调、关注于世的现实笔调、投情于世的写实笔调。

至情至性的人事风景——评台湾女作家陈若曦的散文创作

散文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古老的文学体裁.在我国古代,曾根据文句的押韵与否而将文学作品列为韵文和散文两大类.凡合乎韵律的,一律目之为韵文;而不讲究音韵的,则统称为散文.相形之下,散文比之诗、词、曲,具有更为自由和广阔的驰骋天地.它既可以兼容并蓄,纵横捭阖;也可以细处着手,以小见大;既可以夹叙夹议,声情并茂;也可以直抒胸臆,坦陈心事.因而人生百态,无以不谈;融铸古今,包罗万象.正如陆机《文赋)所言:“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

论陈若曦佛教小说的人道主义底蕴

当代台湾宗教勃兴,佛教尤盛,而佛教文学的力作当首推陈若曦的佛教小说《慧心莲》及《重返桃花源》,堪称佛教与文学有机结合的典范。表现正信的佛教与揭露佛门的丑行是这两部小说的两大重要主题,而与作者始终秉持的人道主义创作情怀一脉相承,具体叙事中还恰当地揉进了自己从新女性主义视角对宗教的一些思考。陈若曦一生都是在不停地寻找与打造她心目中理想社会与人性的"桃花源",回到台湾后积极参与各种公益活动,其中亲近宗教与弘法利生成为她晚年最亮丽的一道人生风景线。

成长的历程在于抗争——论陈若曦小说中的海外华人女性形象

陈若曦在20世纪80年代创作了优秀的长篇小说《突围》《远见》《二胡》和《纸婚》,通过婚恋与情爱故事探究海外华人女性的精神求索历程。在这类移民小说中,陈若曦塑造了一系列在中西文化冲击融会下艰难成长的华人女性形象,她们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积淀,却又置身于美国那种需要独立拼搏的西方文化中,勇敢地放弃父权社会中的爱情与婚姻,选择有尊严的独立生活来抗争,从而达成自强,遂成为她笔下女性形象的鲜明特征。小说中她们从迷茫到自立的成长历程,也是她们在异国生存中的一种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变化过程。这种身份认同,源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扬弃,进而达到融入异域环境;这种文化认同,源于对西方文化的包容,进而达到接纳,促进了个人自强,蕴含着作者独特的呼唤女性自主精神升华的关怀意识。

多重身份的“文革”书写——陈若曦《尹县长》小说集新解

《尹县长》小说集包含《尹县长》《晶晶的生日》《值夜》《查户口》《耿尔在北京》《任秀兰》六个短篇,特色鲜明,与陈若曦特殊的身份和观察视角有密切联系。她以"文革"的亲历者、旁观者以及反思者三种身份和视角进行创作,使作品充分具有真实性,广泛展现自由度,饱含民族忧患意识,对于"文革"文学的发展贡献颇大,它的地位和价值也有待进一步提高。

留美女性的尴尬处境——谈陈若曦《纸婚》

陈若曦是台湾当代著名作家。她的作品从时间和内容上有明显的阶段性,不同时间段她书写了不同的文学题材,目光从台湾到大陆再到国外,但始终不离"政治"和"女性"的文学话语。1979年,移居美国的她把创作视野从中国转向生活在美国的华人女性,长篇小说《纸婚》即代表了她这一时期作品的主要特色。从分析留美女性处境的视角剖析小说情节,大致可以窥见20世纪末中国女性在外留学生活的尴尬命运。

陈若曦文革题材小说研究

陈若曦的文革题材小说取得了独特的成就。首先,表现在对文革生存经验的日常化呈现上,这样的叙述策略使得陈若曦的文革小说创作有效地摆脱了各式意识形态的形塑,取得了一种经验性叙述的特质;其次,表现在老人题材与传统道德主题的设定上。陈若曦文革小说中的老人形象所表现出的隐忍、宽容等传统道德规范成为在一个暴力充斥的年代里中华民族维系的最后希望所在;最后,表现在一种高度理性化的叙述模式上。陈若曦在其文革小说中坚持一种"知识分子反省"的写作立场,建构了一种高度理性化的叙述模式。

论陈若曦“现代文学”阶段的小说创作

陈若曦在"现代文学"阶段的小说创作在风格技巧与主题立意上呈现出了极为斑斓的色调。这里面既有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稚嫩仿品《巴里的旅程》,又有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原型意象"疾病与疗治"的重述之作《收魂》;既有给予道德场景以一种生存论展现的《辛庄》与《燃烧的夜》,又有融合了乡土、神秘、情感等多种叙事元素的《妇人桃花》。这些小说作品显示了陈若曦在其小说创作尚未形成固定风格之时的探索痕迹。

突围与回归——陈若曦小说的创作阶段及其主题分析

陈若曦的小说创作与她的人生经历几近同一,大致分四个阶段:上世纪60年代初,陈若曦参加台湾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写出了她早期的现代派小说;70年代中期离开大陆之后,陈若曦笔录"伤痕",书写乌托邦理想的幻灭,这些作品奠定了她作为小说家的地位;80年代旅居加拿大与美国期间,陈若曦关注身处异国他乡的女性所面临的婚姻困境;90年代重返台湾之后,陈若曦仍致力于描写女性的生存状况以及她们如何寻找精神归宿的历程。"女性"与"政治"是陈若曦小说最关注的主题,而她的每一次选择既是对既定生活方式的突围,又是对传统文化理想的认同和回归。

人生的三种书写——读陈若曦早期作品

在陈若曦早期的作品中，有三种明显不同的书写方式：隔绝于世的抒情笔调、关注于世的现实笔调、投情于世的写实笔调，由此构成了她早年文学作品的特点。

女性问题的初步探讨——陈若曦早期婚恋小说研究

从走上文学之路那天开始,陈若曦就不断地通过婚姻、爱情这些与女性密切相关的问题,探讨女性问题的各种形态。她从现实的女性境况出发,以女性特有的视角和感受关注着女性的出路问题、命运问题,并探寻着社会性别文化的实质内涵。其早期婚恋小说可以说是作家对女性问题的初步探讨。

浅析陈若曦笔下的男性形象

陈若曦的婚恋小说深刻揭露了男权世界造就对女性的偏见、压迫以及不公的事实,她洞悉这种状况,但并没有因此而矫枉过正,没有将纷繁复杂的男性形象简单化、符号化,而是以理性之笔、忠实之笔记录生活中真实的男性形象。

日常情境、传统道德与理性叙事法则——论陈若曦文革题材小说

陈若曦的文革题材小说以其独特的叙述成为世人观照20世纪后半期中国乃至世界历史风云变幻的有力参照。论文从文革经验的日常化呈现、老人题材与传统道德主题以及高度理性的叙事模式三个层面论述了其文革题材小说成就的独特性。

传统妇德的认同——陈若曦移民小说中的女性关注

陈若曦的移民小说是指1979年她由加拿大移居美国后开始创作的一系列以婚姻爱情故事为主、反映她对政治文化传统观念的种种理解的小说。本文从几个主要人物系列的分析入手,阐述陈若曦关于女性问题的思考过程,以及她的中国传统女性观念。

个人化写作与代言人写作——陈若曦小说创作的双重品格

“女人从政和对政治生活真正感兴趣的目前还是极少数,而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她们对社会政治热切关注的实是凤毛麟角,而陈若曦则是这少数中的一员.”这无论是对陈若曦还是其创作都已是公认的评价.陈若曦留学美国时,结识留美博士段世尧,受他政治热情的影响,从“害怕政治”,一变而“

评陈若曦的长篇小说《二胡》

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时代生活的一面镜子。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文学……就其基本性来说,它不能不是时代愿望的体现者,不能不是时代思想的表现者”(《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上卷第55页)。别林斯基也强调:“在构成真正诗人的许多必要条件中,当代性应居其一。诗人比任何人都更应该是自己时代的产儿”(《别林斯基论文学》第21页)。面对我们国家分裂的渗透着血与泪的特殊的历史与现实,每一个有民族正义感和时代责任感的作家,都必须给予必要的充分的关注。谁能理解海峡两岸炎黄子孙渴望国家统一的理想和追求,谁能为促进国家的统一与繁荣贡献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