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荆和教授越南史研究述评

一汉学:陈荆和投入越南史研究的国际学术背景19世纪后期,中国对越南的认识和研究已经落后于世界。在王锡祺(1855-1913)编辑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辑录的越南典籍之中,外国人著作已有相当的比例,而中国人所著则多仍旧章,且并未使用新的研究方法。①与此同时,法国学者开始以近代科学方法研究越南。

陈荆和编校《大越史记全书(校合本)》校点误例辨证

陈荆和编校的《大越史记全书》(校合本)之点校整体上颇为精确,但点校时由于缺少善本作为底本的客观条件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点校的质量。另外,在校点中由于卷帙浩繁,对《大越史记全书》中的一些生僻字词、专业地理名词和历史典章制度缺乏深入的探究,对某些文句意思未能仔细地推敲,造成了点校断句的不少错误,给读者带来一定的阅读困难。越南及中国后续出版的《大越史记全书》翻译本及标点校勘本对陈荆和校合本之点校错误有所更正,但仍有未能更正之处。本文就《大越史记全书》(校合本)的校点错误之处分类辨证,探究错误之原因并有所更正,以期能对《大越史记全书》之点校整理工作有所裨益。

阮述《往津日记》引发的学术因缘——以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藏戴密微、饶宗颐往来书信为中心

阮述是越南阮朝末年重要官员,于1880年、1882年两次奉旨经香港、广州,复往上海、天津等地。他在第二次出中撰有《往津日记》行使日程一册,其中记述的资料尤能凸显当时中、法、越三国之间的复杂关系,对于研究19世纪后期中越外交关系、历史和文化交流等,不失为重要之材料。本文以阮述《往津日记》为中心,从学术史的角度探述戴密微、饶宗颐、陈荆和三位先生与《往津日记》的学术因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