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将邀请数名陈述人进行网上立法听证

据中新社6月12日电，记者从山东省人大常委会获悉，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将于6月29日就《山东省旅游条例（修订草案）》进行网上立法听证。此次网上听证拟通过报名或邀请，确定8至10名陈述人。此次立法听证全程采用网络交流方式进行，这也是山东省首次进行网上立法听证。

证券虚假陈述的危险信号理论

在我国证券法上,危险信号开始被用来论证证券虚假陈述的有关责任人未勤勉尽责。危险信号理论的引入,有助于优化签字即担责的执法逻辑,科学精准地打击违法者,但我国对该理论的运用尚处于起步阶段。美国证券法上运用危险信号理论的司法实践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判断危险信号,提升危险信号理论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危险信号虽因场景而异,甚至因人而异,但也有一定的边界,其应是发行人自身发生的一项具体事实,需具有警示性,需与被告的主观过错直接相关,并需达到一定的金额或比例。危险信号也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用来论证被告未勤勉尽责,也可能因其已被发行人主动披露而导致不够审慎的投资者败诉。

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研究:回顾与展望

自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自身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实施以来,我国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责任问题的相关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会计审计领域的研究成果尤为彰显。近期发生的一系列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文章在对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行为及其认定、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责任及其归责、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诉讼与赔偿等方面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指出未来研究应关注的四个方向:一是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的衔接问题,二是如何破解司法实践中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主体单一化的困境,三是加强注册制下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监管及民事责任问题的研究,四是对从事特定实体审计服务的特殊普通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各责任主体的民事责任配置进行研究。

证券虚假陈述赔偿的巨额化与有限社会化分散机制

当前,证券虚假陈述损害赔偿出现了巨额化现象,导致威慑过度与赔偿不足的双重困境。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巨额化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侵权法的过度扩张,凸显了完善证券虚假陈述侵权法律制度的现实需求。要建立健全证券虚假陈述侵权损害赔偿的社会化分散机制,但社会化分散机制是有限的。这些有限的社会化分散机制包括侵权人赔偿梳理、责任保险制度和公平基金制度等。同时,还应适当限缩证券虚假陈述民事法,进一步发挥合同法对特定的专业投资者的救济功能,引入非故意的被告赔偿责任上限制度。

证券虚假陈述中服务机构连带责任:司法实践、现存问题与修正路径

在全面注册制背景下,证券服务机构被赋予很高的“看门人”期待,具有震慑性的连带责任使其“看门人”责任被压实,但其因双重身份属性难以实现人们所期望的效果。因此,法院应当以“追首恶”为目标,适当把控投资者保护限度,以因果关系初步划定责任范围,结合过错类型区分责任承担形式,综合考虑过错程度、原因力大小以及绝对赔偿数额等因素以确定最终责任份额,并与行政执法之间建立交流互通机制,从而保障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责任划分的“过罚相当”,实现精准追责。

论独立董事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之优化——基于260家上市公司年报的实证研究

独立董事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核心问题是,一方面过分依赖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认定结果,径直认定独立董事需承担民事责任;另一方面在虚假陈述损害后果过分高于独立董事赔偿能力的情况下,尚无适当的责任减免规则。原因在于,现有规则错误地将独立董事定位为“全能型董事”。基于实证研究,我国应当塑造“监督型独立董事”,并构建与监督角色相契合的虚假陈述民事责任规则。在责任认定上,以勤勉义务为基础差异化判断独立董事损害行为,科学计算虚假陈述损害后果,采“相当性”原则认定独立董事损害行为与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并优化无过错抗辩事由。在责任承担上,强制上市公司为独立董事购买责任险,使其覆盖独立董事轻微过错时的赔偿责任;在独立董事具有一般过错时应承担“差额倍数上限”赔偿责任;而在独立董事具有故意、重大过失时不能享受责任减免。

陈述、意合与列锦——《天净沙·秋思》新解

《天净沙·秋思》被誉为“秋思之祖”“直空今古”。“枯藤老树昏鸦”等名词句,功能上,半显半隐,静中生动,属诗意的动态陈述;句法上,运用意合组句,实虚相生,景语其后,更含所托,通过隐喻,发出了“得志不易”的永恒之叹;修辞上,凭借骈偶这种特殊的语法手段,铺排名词,列锦生辉。

证券代表人诉讼中投保机构角色的理论阐释与规则厘清——基于“康美药业虚假陈述案”的分析

“康美药业虚假陈述案”反映出证券代表人诉讼实践中投保机构存在的角色困惑,主要表现为投保机构不同角色之间可能产生的利益冲突以及投保机构的诉讼代表人角色与投资者和法院之间的权责模糊。这是由投保机构公私属性的理论分歧和投保机构以诉讼代表人身份参加诉讼的理论争议所造成的。投保机构的性质应当定位为证券领域中以私法主体实现公益目标的专门机构。投保机构一方面通过相应投资者委托授权的任意诉讼担当获得以诉讼代表人身份参加证券代表人诉讼的资格,另一方面通过“明示退出、默示加入”的法定诉讼担当来集合最广泛的案涉中小投资者之诉讼实施权。通过厘清投保机构的股东、调解人、诉讼代表人等身份角色在纠纷事前预防阶段、事中控制阶段与诉讼执法阶段的功能分工,细化投保机构与投资者在诉讼实施权与监督权上的分配规则,平衡案涉权利人范围确定中法院的职权干预与投保机构的私人执法权限,才能在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证券代表人诉讼在我国资本市场中震慑违法企业、规范企业治理与维护证券市场秩序的治理效能。

“主题陈述+应用实践”模式在“社会学概论”课程教学中的运用——以H高校社会工作专业为例

文章通过对H高校“社会学概论”课程传统教学模式进行诊析,发现存在教学内容上重知识传授、轻立德树人;教学设计上重理论灌输、轻实践教学;教学方法上重教师主导、轻学生参与等问题。因此,课程教学团队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指导,秉持“为学习者设计教学”的理念,创新性地提出以“主题陈述+应用实践”(Presentation+Practice)为核心的教学模式。该模式在理论教学部分增设“悦读经典”新环节,与学生共同选择高质量文献进行研讨,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与表达能力;在实践教学部分,创造性地移植并导入工科专业的“课程设计”环节,要求学生选择研究主题进行社会实践、撰写研究报告,帮助学生初步形成了运用专业理论知识和技术解决相关工作中实际问题的本领,提升了学生的能力。这一教学模式的创新契合“00后”大学生的学情特点,取得了显著的教学成效。

维吾尔语母语者汉语陈述句音高的实验分析

本文通过对维吾尔语母语者汉语陈述句语调音高的考察与实验分析,实验结果表明,维吾尔学习者的语调呈现出了同母语者相近的音高下倾特征。相较母语者而言,维吾尔学习者的字调域过窄。在词调域中表现为,句中词调域最小,句首词次之,句末词最大。维吾尔母语者的汉语语调又受到母语的影响,呈现出句末词调域上线降幅较大,各个词调域起伏不定的特点。本文基于研究现状,沿用“语调格局”的研究思路,从字调域、词调域和句调域三方面考察维吾尔语母语者的汉语语调习得情况,以期我国民族语母语者的汉语语调习得研究有进一步拓展和进步。

注册制改革下证券虚假陈述的刑行共治研究

注册制改革是资本市场蓬勃有序发展的一大制度契机。注册制要求行政机关转换监管思维和模式,但由于我国资本市场虚假陈述频发,严重影响了信息披露的可靠性和证券监管的公信力,因此必须以刑法和行政法的顶层威慑来规制证券虚假陈述行为。通过完善虚假陈述行为的行政法和刑法衔接、明确证券虚假陈述犯罪的侵害法益、构建虚假陈述刑事合规、提升监管的及时性、合理分配监管权、完善举报奖励制度等手段,实现证券虚假陈述的刑行共治。

证券虚假陈述中独立董事的民事责任认定

由于独立董事特殊的历史渊源,也是国外引进的理论,在适应本土化过程中,发生了水土不服的现象。尤其 是在证券虚假陈述中,法律体系的不健全,权责不均衡的责任承担体系,导致独立董事责任承担风险比例失衡,违反了 民法典中公平原则。《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和《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的出台,使我们意识到了其法律地位的特殊性, 但其规定又太过笼统,因此必须强化其民事责任的确认,以推动其本土化进程。

“股债区分”视野下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要素考量

虽然新虚假陈述司法解释已经为司法裁判树立起一套标准体系,但伴随着案件的复杂多样化,实践中许多金融产品虚假陈述行为的“合法”与“非法”、“有责”与“无责”、“责重”与“责轻”等问题还存在不少争议。细究缘由,争议大多产生于“某金融产品是否构成证券”“中介机构是否需要承担连带责任”这两个问题。本文认为,应该在功能主义项下以“实质证券”的概念为基础,充分认知股票和债券在风险逻辑上的不同,合理考量公开发行与非公开发行、场内与场外的区别,准确限定“欺诈市场理论”的适用范围,合理划分发行人和中介机构的责任承担,准确理解新虚假陈述司法解释项下有关“过错认定”的规则,以此作为解释和适用《证券法》项下连带责任的前提与基础。

虚假陈述的动因、识别及其经济后果——结合注册制监管实践的讨论

现有关于虚假陈述的文献中,存在多种术语混用的问题,增加了学术对话的障碍,且以美国等成熟资本市场为背景的研究难以提供针对我国监管实践的指导建议,尤其是缺乏对深层次制度的关注和对利益相关方参与治理的机制分析。鉴于此,本文首先对虚假陈述相关概念进行辨析;然后沿着“虚假陈述的动因——虚假陈述的识别——虚假陈述曝光的后果”这一主线进行文献回顾;最后结合我国证券监管实践,对虚假陈述治理的基本思路、两类代理问题下虚假陈述的问责机制、利益相关方参与虚假陈述治理的机制、地方政府参与对虚假陈述治理效果的影响、注册制改革下的信息披露监管实践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并提出健康有效资本市场的构建思路。

性侵未成年被害人陈述审查判断的实践探索与反思

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常常呈现以被害人陈述为核心的证据构造,为此,对被害人陈述的审查判断于案件事实的认定往往发挥着关键性作用。然而,由于未成年人身心发展未臻健全使其陈述的完整性与稳定性欠佳,而且受外界因素影响易致陈述“失真”。我国实务部门对此展开了一系列有益探索,如适当放宽证据的审查标准,综合运用情态证据、过程证据、品格证据以及经验法则审查未成年被害人陈述。但是,上述探索存在着不当放宽证据的审查标准、情态证据审查动力不足、过程证据审查形式化、品格证据运用不规范以及经验法则运用失范等问题。对此,应当构建“多元求真”的综合性证据审查模式,在对未成年被害人陈述内容进行完整性、合理性审查的前提下,辅之以多种辅助证据以及经验法则展开审查。

审验机构虚假陈述民事责任认定研究

随着审验机构虚假陈述民事责任制度的不断演变,审验机构“看门人”作用得到强化,为督促其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应解决审验机构虚假陈述民事责任形态不一、民事责任认定标准及范围模糊等问题,明确审验机构虚假陈述民事责任形态的适用规则及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的义务范围。同时,为避免发行人固有风险转移,审验机构执业风险过重,可通过采取设定赔偿上限、签订责任限制协议等方式降低审验机构破产风险。

事件分析法在证券虚假陈述损害赔偿诉讼中的应用研究

现有学说对证券虚假陈述的重大性判断、因果关系成立和损失差额计算方式的探讨停留在比较法介绍和宏观层面的计算框架,并未结合证券领域的实证研究方法进行定量分析,也未对其民事责任纠纷提出较为科学化、精细化的参照方法。我国现行《证券法》和司法解释在计算证券虚假陈述中的投资者损失是用平均买入价减去平均卖出价或者基准价乘以可索赔的股票数量的计算方法,但对于平均买入价的计算未予以明确规定,使得司法实践中呈现出不同的计算方法,导致最终的计算结果差异巨大。法院应当允许诉讼当事人采用事件分析法来计算因虚假陈述遭受的损失。事件分析法是利用股价来量化损失的实证研究方法,具有准确、直接和公允的特点。通过事件分析法可以计算出交易时股票的真实价格,解决虚假陈述中计算投资者交易损失存在的问题。

证券虚假陈述中介机构责任形式的厘清与体系化重构

《证券法》仅规定了单一的连带责任,而单一的连带责任容易产生“过责失衡”和“深口袋”现象,故比例连带责任随着“中安科案”的落定逐渐被实践认可。为避免该种责任形式与现行法产生冲突抵牾并冲击侵权法律体系,需从责任产生的学理基础出发厘清责任形式的适用,明确比例连带责任属于连带责任的规则范畴。应在“系统理论”的指导下,从解释论角度出发引入比例连带责任,为司法实践的适用和中介机构责任的体系化构建提供理论支撑,以更好地实现“过责相当”。用“过错”和“原因力”等因素与具体情况相结合,综合考量比例连带责任的适用和比例的确定,以形成中介机构对外责任认定的体系化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