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将邀请数名陈述人进行网上立法听证

据中新社6月12日电，记者从山东省人大常委会获悉，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将于6月29日就《山东省旅游条例（修订草案）》进行网上立法听证。此次网上听证拟通过报名或邀请，确定8至10名陈述人。此次立法听证全程采用网络交流方式进行，这也是山东省首次进行网上立法听证。

证券虚假陈述的危险信号理论

在我国证券法上,危险信号开始被用来论证证券虚假陈述的有关责任人未勤勉尽责。危险信号理论的引入,有助于优化签字即担责的执法逻辑,科学精准地打击违法者,但我国对该理论的运用尚处于起步阶段。美国证券法上运用危险信号理论的司法实践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判断危险信号,提升危险信号理论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危险信号虽因场景而异,甚至因人而异,但也有一定的边界,其应是发行人自身发生的一项具体事实,需具有警示性,需与被告的主观过错直接相关,并需达到一定的金额或比例。危险信号也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用来论证被告未勤勉尽责,也可能因其已被发行人主动披露而导致不够审慎的投资者败诉。

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研究:回顾与展望

自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自身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实施以来,我国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责任问题的相关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会计审计领域的研究成果尤为彰显。近期发生的一系列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文章在对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行为及其认定、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责任及其归责、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诉讼与赔偿等方面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指出未来研究应关注的四个方向:一是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的衔接问题,二是如何破解司法实践中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主体单一化的困境,三是加强注册制下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监管及民事责任问题的研究,四是对从事特定实体审计服务的特殊普通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各责任主体的民事责任配置进行研究。

证券代表人诉讼中投保机构角色的理论阐释与规则厘清——基于“康美药业虚假陈述案”的分析

“康美药业虚假陈述案”反映出证券代表人诉讼实践中投保机构存在的角色困惑,主要表现为投保机构不同角色之间可能产生的利益冲突以及投保机构的诉讼代表人角色与投资者和法院之间的权责模糊。这是由投保机构公私属性的理论分歧和投保机构以诉讼代表人身份参加诉讼的理论争议所造成的。投保机构的性质应当定位为证券领域中以私法主体实现公益目标的专门机构。投保机构一方面通过相应投资者委托授权的任意诉讼担当获得以诉讼代表人身份参加证券代表人诉讼的资格,另一方面通过“明示退出、默示加入”的法定诉讼担当来集合最广泛的案涉中小投资者之诉讼实施权。通过厘清投保机构的股东、调解人、诉讼代表人等身份角色在纠纷事前预防阶段、事中控制阶段与诉讼执法阶段的功能分工,细化投保机构与投资者在诉讼实施权与监督权上的分配规则,平衡案涉权利人范围确定中法院的职权干预与投保机构的私人执法权限,才能在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证券代表人诉讼在我国资本市场中震慑违法企业、规范企业治理与维护证券市场秩序的治理效能。

“主题陈述+应用实践”模式在“社会学概论”课程教学中的运用——以H高校社会工作专业为例

文章通过对H高校“社会学概论”课程传统教学模式进行诊析,发现存在教学内容上重知识传授、轻立德树人;教学设计上重理论灌输、轻实践教学;教学方法上重教师主导、轻学生参与等问题。因此,课程教学团队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指导,秉持“为学习者设计教学”的理念,创新性地提出以“主题陈述+应用实践”(Presentation+Practice)为核心的教学模式。该模式在理论教学部分增设“悦读经典”新环节,与学生共同选择高质量文献进行研讨,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与表达能力;在实践教学部分,创造性地移植并导入工科专业的“课程设计”环节,要求学生选择研究主题进行社会实践、撰写研究报告,帮助学生初步形成了运用专业理论知识和技术解决相关工作中实际问题的本领,提升了学生的能力。这一教学模式的创新契合“00后”大学生的学情特点,取得了显著的教学成效。

维吾尔语母语者汉语陈述句音高的实验分析

本文通过对维吾尔语母语者汉语陈述句语调音高的考察与实验分析,实验结果表明,维吾尔学习者的语调呈现出了同母语者相近的音高下倾特征。相较母语者而言,维吾尔学习者的字调域过窄。在词调域中表现为,句中词调域最小,句首词次之,句末词最大。维吾尔母语者的汉语语调又受到母语的影响,呈现出句末词调域上线降幅较大,各个词调域起伏不定的特点。本文基于研究现状,沿用“语调格局”的研究思路,从字调域、词调域和句调域三方面考察维吾尔语母语者的汉语语调习得情况,以期我国民族语母语者的汉语语调习得研究有进一步拓展和进步。

性侵未成年被害人陈述审查判断的实践探索与反思

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常常呈现以被害人陈述为核心的证据构造,为此,对被害人陈述的审查判断于案件事实的认定往往发挥着关键性作用。然而,由于未成年人身心发展未臻健全使其陈述的完整性与稳定性欠佳,而且受外界因素影响易致陈述“失真”。我国实务部门对此展开了一系列有益探索,如适当放宽证据的审查标准,综合运用情态证据、过程证据、品格证据以及经验法则审查未成年被害人陈述。但是,上述探索存在着不当放宽证据的审查标准、情态证据审查动力不足、过程证据审查形式化、品格证据运用不规范以及经验法则运用失范等问题。对此,应当构建“多元求真”的综合性证据审查模式,在对未成年被害人陈述内容进行完整性、合理性审查的前提下,辅之以多种辅助证据以及经验法则展开审查。

事件分析法在证券虚假陈述损害赔偿诉讼中的应用研究

现有学说对证券虚假陈述的重大性判断、因果关系成立和损失差额计算方式的探讨停留在比较法介绍和宏观层面的计算框架,并未结合证券领域的实证研究方法进行定量分析,也未对其民事责任纠纷提出较为科学化、精细化的参照方法。我国现行《证券法》和司法解释在计算证券虚假陈述中的投资者损失是用平均买入价减去平均卖出价或者基准价乘以可索赔的股票数量的计算方法,但对于平均买入价的计算未予以明确规定,使得司法实践中呈现出不同的计算方法,导致最终的计算结果差异巨大。法院应当允许诉讼当事人采用事件分析法来计算因虚假陈述遭受的损失。事件分析法是利用股价来量化损失的实证研究方法,具有准确、直接和公允的特点。通过事件分析法可以计算出交易时股票的真实价格,解决虚假陈述中计算投资者交易损失存在的问题。

债券虚假陈述案件中的投资差额损失认定

近年来,债券虚假陈述案件频发,但与之匹配的裁判规则体系尚未完整搭建。其中,损失计算问题始终处于风口浪尖,债券虚假陈述案件应适用还本付息规则还是差额损失规则引发各界的热议和争论。本文从理论基础与制度设计两个层面展开讨论,认为立足于侵权责任法原理,在债券虚假陈述案件中适用差额损失规则实属应然制度设计。同时,出于解决实践问题的考虑,也在差额损失具体规则的设计层面提出解决思路,以期为差额损失规则的审判实践提供参考。

简析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被害人陈述审查判断

被害人陈述作为独立的证据种类之一,其在性侵害案件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在该类案件办理实践中,常面临未成年被害人陈述证据能力欠缺、证明力不足、“一对一”言词证据时是否系孤证的诉辩争议,该争议也为司法机关审查未成年人被害人陈述提供了思路与导向。有必要建立以“未成年被害人陈述为中心”的性侵害证据证明体系,通过从源头强化、时序印证、逻辑常理等方面对未成年被害人陈述进行审查,有效解决疑难案件的证明难题,依法惩处该类犯罪。

重整中“债转股”对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的影响

债券投资者在发行人重整程序中自愿选择“债转股”的,无论是否在重整中实现全部的债权清偿,“债转股”实施完毕后,投资者面对发行人已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损失,投资者无权追究重整后发行人的证券虚假陈述赔偿责任。因重整与证券监管的价值目标相异,重整文书认定的情况不宜直接作为认定发行人虚假陈述的证据。发行人虚假陈述的认定,须经过“重大性”标准的审视。债券投资者根据公允的转股价格核定未在重整中实现全部债权清偿的,有权向第三人担保人请求清偿,或者主张“看门人”承担相对独立的虚假陈述责任。发行人重整程序启动后计算的利息,以及违约债券引发的逾期利息、违约金、实现债权的合理费用等在“看门人”的赔偿责任范围内。

论证券虚假陈述中独立董事违反勤勉义务的责任承担

保证上市公司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是独立董事应负的勤勉义务,但实务中因法律依据不足导致的行为判定抵牾与责任承担混乱的问题时有发生,具体表现为审查标准不明、免责事由不详、责任类型不分等,故而有必要从赋予法官以释明权、增强行为的实质性审查、构建职责统一的行为判定标准、辨明独立董事的主观状态和责任形态方面展开讨论。

中介机构证券虚假陈述纠纷中“比例连带责任”的适用问题研究

“比例连带责任”作为证券虚假陈述案件中的新型裁判模式,在立法上涉及如何合理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与相关司法解释之间的冲突问题,在司法上存在如何正确认定中介机构过错及原因力大小的问题。对于前者,要在规则层面寻找比例连带责任适用的正当性,需要回归侵权责任的理论脉络,重新审视证券虚假陈述领域内的“共同侵权”,发掘比例连带责任的法理基础;对于后者,要在个案中准确认定中介机构的责任范围,则需要以中介机构注意义务的履行状况作为判断过错程度的重要标准,以中介机构在证券发行中的职业定位、专业范围、重要程度等内容衡量原因力的大小。

论证券虚假陈述赔偿中审计人责任的认定与限定

会计师事务所在证券信息披露中具有专家审验、信用背书以及独立性等特质,应依法合规履行审计人职责,否则将在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中承担责任。证券虚假陈述中审计人责任的认定与合理限定,是司法裁判中的关键性问题,不仅决定审计人最终承担的民事赔偿数额,还关涉投资者保护与审计行业发展的价值平衡。基于目前审判实践,我国对审计人赔偿责任的认定由完全连带责任向比例连带责任转变,体现了过责相当的裁判理念,极具法律适用价值。然而,依据现有审计人责任的法理基础、法律规定及问责实务,仍存在明确责任认定标准及其合理限度、统一裁判适用的空间。在厘清审计人勤勉尽责义务、反思与重构比例连带责任的具体路径指引下,应探索既符合实质正义价值追求又契合现代金融运行逻辑的责任认定标准与合理限度。

母语为哈萨克语的汉语学习者陈述句语序偏误分析——以哈萨克斯坦阿布莱汗孔子学院为例

哈萨克语陈述句表示描述、告知、叙述事实等含义,哈萨克语基本语序为主—宾—谓结构(SOV),与汉语基本语序主—谓—宾结构(SVO)不同。两者在句法、形态和语义上存在明显差异。哈萨克语可通过词形变化,如词尾后缀的变化形式来表达不同含义,语法显性,而汉语作为孤立语,语法隐性,需要通过语义判断分析。该文以哈萨克斯坦地区母语为哈萨克语的汉语学习者为研究对象,从哈萨克语的角度出发,结合所收集的陈述句语料分析语序偏误产生的原因,并总结针对母语为哈萨克语的汉语学习者的教学对策,希望对于汉语教师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促进哈萨克斯坦地区学习者汉语学习的发展。

债券虚假陈述揭露日的判断标准分析

对于债券虚假陈述揭露日的确定,可以沿用判断股票虚假陈述揭露日的核心,但从揭露信息发出端和接收端分析,具体标准上应有所区别。应当兼顾债券市场机构投资者为主导的特性以及专业媒体的监督力度,关注专业投资者的信息获取能力与信息传导属性,综合评估揭露信息在债券市场的传播范围和传播效果。在传播范围上,债券市场的信息分布更为集中,应关注有影响力的媒体报道对于发行人偿债能力变化揭露产生的影响;在传播效果上,除注重债券价量的明显变化外,如遇债券停牌的情况,可以将媒体反应作为市场化证据纳入考虑。

比较视野下证券虚假陈述的“重大性”认定

证券虚假陈述行为会严重侵害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是资本市场的典型违法形式。2022年初颁布的《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将信息披露义务人虚假陈述内容须具有“重大性”作为民事赔偿责任成立的基础与前提,明确“重大性”要件的重要地位,而目前我国对于虚假陈述“重大性”的认定存在立法二元化与司法认定标准不统一等两方面问题。通过梳理虚假陈述“重大性”两大标准在基本内容与基本理念方面的差异,借助近年来司法案例反映我国对于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的裁判现状,最终提出完善我国证券虚假陈述“重大性”认定的意见,即首先应明确法院独立审查“重大性”要件的权能,在具体认定标准上应谨慎适用“价格敏感性标准”,并重视“投资人决策标准”的补位作用。

我国证券虚假陈述帮助者责任的借鉴与构建

证券虚假陈述中帮助者责任的构建能够对于相关责任主体的行为发挥威慑的作用,并且责任主体扩张对于个体企业的经营负担增加,以及整体滥诉风险相对可控。结合美国司法实践中对于“教唆、帮助者”责任从认可,到否定,再到实践中寻求其他路径追究帮助者责任的发展历程,我国对于虚假陈述帮助者责任的构建需要在持续推进的基础上进一步精细化帮助者责任认定与承担的规则,并且发挥行政处罚在其中的协同作用。在帮助者责任承担的形式上,参考对于中介机构责任已经做出的判决,采取比例连带责任的形式对其责任予以限缩更为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