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的左降官

左降官是在唐玄宗以后大量出现的一种贬官形式,左降官特指因罪而被贬至边远地区任员外官的官吏。在唐代,左降官是一种特殊的贬官形式,左降官不仅集贬官的三种形式即降职、贬为闲职和至边远地区任职于一身,而且左降官在唐代还具有流放的性质。在唐代皇帝的诏令中,常常将左降官与流人相提并论。

唐代流放和左降官制度与北方家族移民岭南

唐代流放制度和左降官制度的基本内容及其运作方式,是国内外学术界集中讨论的问题。唐代岭南自始至终都是流人和左降官最为集中的地区,两种制度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都具有比较明显的强制性移民色彩,并因此成为唐代北方家族向岭南移民的一种特殊途径。唐代流放和左降官制度及其与岭南的关系,本身是对秦汉以来相关制度的继承和重要发展。在广泛搜集史料的基础上,也从唐代人口迁移的特定视角,探讨了两种制度与北方家族移民的关系,并揭示了其对岭南社会文化等方面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唐代贬官制度研究

贬官是唐代最常用的行政处分手段,唐代贬官制度具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贬官表现形式多样,唐代贬官的基本表现形式是降职,除此之外,还包括由实职改任闲职和由京官贬为外官或由内地贬至边远地区任职;二是贬官的适用范围非常广泛,从官吏轻微的违纪、失礼到严重的职务犯罪都可以适用贬官;第三,贬官在唐代属于较轻的行政处分手段,但是贬官中的左降官的后果却比笞、杖和徒刑还要严重,在皇帝的诏令中常常将左降官与流人相提并论。唐代贬官的广泛运用不仅混淆了刑事处罚与行政处分的界限,而且侵夺了御史台和大理寺的司法权,贬官的广泛运用对唐代法制起了破坏作用。

韩愈“南行逾六旬”考实——兼考韩愈南迁潮州的行程

本文通过测算道里远近 ,计算行进速度 ,并参考唐代左降官的行程时限 ,考证韩愈南迁潮州的行程 ,并对韩诗“南行逾六旬”

王维生平与唐代制度考论——兼与陈铁民《考证》、《也谈》二文商榷

通过着眼于唐代制度中的刑法、职官、休假、考课等制度,对存在于王维生平中因“黄狮子案”之被定性,王维因唐玄宗大赦天下是否可享受“转勋”的晋级待遇,以及唐代的休假制是否可使王维“亦官亦隐”等问题,均进行了翔实具体之考察,不仅纠正了存在于王维生平研究中的有关错误,而且也使王维的生平事迹得以更为清晰之展现。

元和五大贬谪诗人生命沉沦初考

元和五大贬谪诗人生命沉沦初考尚永亮作为中唐元和时代的五大诗人，韩愈、柳宋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均数遭贬谪厄运，其生命无不在沉沦中经磨历劫。从踏上贬途到初至贬所再到长久谪居，可谓其生命沉沦的三大阶段。为篇幅所限，这里仅就其第一阶段，亦即在严诏催迫和吏...

关于吴三桂的剃发问题

前些时候在关于吴三桂是否降清的争论中,涉及到吴三桂的剃发问题,有的同志提出吴三桂在山海关之战时并未剃发。因此而认为吴三桂并未降清。那么吴三桂到底是什么时候剃发的?因为剃发问题,在清代来说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风俗习惯问题,而是一项严格的国家政治制度,是满洲贵族统治权的一种象征。所谓“我清朝制度以剃发为一统”。在关外时期。崇德元年（明崇祯九年,1636）皇太极在沈阳改后金为大清称皇帝时,就曾明令公布:“凡汉人官民男女。穿戴俱照满洲式样。男人不许穿大领大袖,戴绒帽,务要束腰;女人不许梳头、缠足”。崇德三年（崇祯十一年,1638）又重申:“若有效他国衣帽及令妇人束发裹足者,是身在本朝而心在他国也,自今以后犯者俱加重罪”。

唐代的贬官制度

贬官,又称贬降、贬谪、左降、左迁等,是我国古代常用的一种对官吏的行政处罚。与普通的降职(级)相比,贬官处罚的独特之处在于除了降职之外,还必须迁任外地官职,京官贬为地方官,地方官则贬至更边远的地区。贬官处罚虽然有很悠久的历史,但只是到了唐代才开始完整、严密起来。以后历代的贬官制度,都受到唐制的影响。因此,本文以唐代贬官制度为研究对象,试图一补历代史书典籍中没有贬官制度的系统记载之阙。

从以礼责官到任情坏法——唐代官员受贿贬官现象探析

贬官是唐代官员受贿的责任形式之一,官员受贿贬官不受刑,是在追究官员受贿的法律责任时,以行政责任替代刑事责任。唐代官员受贿贬官包括两种,贬授正员官和贬为左降官。官员受贿贬官制度强化了唐律"刑不上大夫""以礼责官"的立法精神,是对唐律除免当赎制度的完善和补充,但在实践中,由于统治者私心自用,贬官这一责任形式变成了偿恩报怨、党同伐异的工具,"以礼责官"的精神也被"任情坏法"的现实所取代。

多尔衮的联明统战政策

一个偏居东北边陲,经济文化落后的少数民族——满族,怎么能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建立起统一中国的大清帝国?李淑娴撰文认为,原因之一是由于多尔衮执行了正确的统战政策。多尔衮襄助皇太极忠心无二,深得信赖,很快控制了中央行政大权。当皇太极暴殂后大清帝国命运处于关键时刻之际,多尔衮虽地位显赫,权力巨大。

农民政权“一开始就是封建性的”吗?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农民为反抗地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曾举行过大小数百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其规模之大,为世界历史之所仅见。其间,有不少农民起义领袖,先后在一定时间内,曾在局部地区建立过政权。这种政权属什么性质呢?有一种意见认为:历史上凡农民建立的政权,“一开始就是封建性的”(孙祚民:《在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中运用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载《人民日报》1964年2月7日)。笔者以为,此说,在理论上和史实上,都难以自圆其说。

清朝开国“行都”——界凡城與薩爾浒城

后金繼建都赫圖阿拉之後,為奪取遼沈以及抵禦明朝的進攻,先後在明、後金對壘的前沿——界凡山、薩爾滸山構築了兩座“行都”。并在此屯兵聚奇,養精蓄銳,蠶食遼北,并最終取代了明朝在遼東的統治。後金對界凡城與薩爾浒城的經營是清朝開圆歷史進程中的重要一步。

李密悲剧何在

李密,字法主(?—公元618年),祖、父辈历仕北周和隋朝,曾显赫过一时,到他自己时,只袭了个蒲山公的虚名。他历经了由失意贵族到普通平民的沧桑;也历经了由普通平民而瓦岗起义军主要领导人的巨变。他个人阅历对其决策的正负影响效应非常明显。

“不贪”之外

1945年秋,国民党政府派出陈仪作为受降官及台湾省主席去接收被日本强占了50年的台湾,当时宝岛上的千万同胞真是欢呼雀跃,万人空巷去欢迎自己祖国来的代表,而陈仪怕群众大会难策安全,不愿开面对面的大会,改为发表广播演说,要大家各自回家打开收音机听讲,好在当时台岛的收音机就很普及,几乎家家都有一台真空管收音机,于是虽然扫兴却也只好听令回家打开收音机听其施政报告……他们听呀听呀的,越听越惊奇了,他们分明听到陈仪不无自豪地宣告:"我陈仪作为你们的省主席,今后决不贪污!"

自主品牌靠SUV能坚守多久?

自主品牌靠SUV获得了喘息的机会,但合资品牌的"后手"很可能让自主品牌的短暂优势再次面临冲击。的确,在近几个月的市场搏杀中,自主品牌靠SUV车型赢得了市场份额的增长,而合资品牌及进口外资品牌尽管使用降产品官方价格,也未有扭转市场下滑局势的迹象,但自主品牌不应掉以轻心,更应居安思危。从今年4月开始,由上海大众掀起了合资品牌今年首轮官方降价潮,长安福特、北京现代等纷纷跟进,尤以上海通用全系降官价更有力度。

杜甫《郑驸马池台喜遇郑广文同饮》考论

杜甫《郑驸马池台喜遇郑广文同饮》应作于乾元元年初,郭知达、仇兆鳌所作的推断有误。新出土之郑虔墓志与杜诗参证,杜诗不称郑虔最高官职,缘于战乱前杜甫可能无法得知此事,故仍以旧职相称,这又可佐证本诗作于乱后初次相逢之时。杜甫以苏武之事为郑虔降贼辩白,又于诗中表达了伤感情绪,是因为郑家是杜甫离政治中心最近的地方,也是其仕宦希望所在。其文才曾得到郑氏赏识。但是,在乱后,郑家与杜甫都因属玄宗旧人,而遭肃宗冷落与打击,故杜甫对前途颇为失望与伤感。

非流之流:关于唐代配隶、安置、罚镇、效力等诸问题

前言本文试图考察唐代流刑以外,其他几种具有远逐性质的刑罚——配隶、安置、罚镇、效力。从宏观的刑罚发展角度而言,汉代肉刑之废,徒刑之兴,只是古典刑罚制度瓦解的开端;从肉刑到流刑才是整个刑罚制度变迁的完整图像,也是古典刑罚蜕变为传统刑罚的主调。刑罚制度的重整,必有待流刑的确立和成熟,才能大功告成。

信牌印牌再考释

关于沈阳故宫博物馆藏信牌、印牌考释问题,我在《辽宁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上发表《信牌、印牌考释》之后,有同志发表了不同的意见~①,现再行考释如下。一、蒙文信牌关于蒙文信牌的内容,前已有释,不再重复,这里只想谈一下关于释文最末一行的款识问题。该牌最后署曰'天聪汗再次行文春正月','天聪汗'满文写作(因印刷不便,满文均以罗马字对音代之)sure han而蒙文写作cecen han,其第一字汉译均为'聪明'。

清朝开国皇帝皇太极短暂的一生

爱新觉罗·皇太极(1592-1643),即清太宗,努尔哈赤第八子,清初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后金第二位大汗、清朝开国皇帝。努尔哈赤去世后,皇太极受推举袭承汗位。皇太极在战略上确定先征服朝鲜和漠南蒙古,以解除攻明后顾之忧的战略方针。对明则采纳汉族降官建议,确立"讲和与自固之策",重用汉将,削弱明朝实力,志在入关夺取全国政权。崇德元年,在盛京称帝,建国号大清。皇太极继位之初,后金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外部受到明朝、蒙古、朝鲜的包围,处境孤立。内部由于贵族分权势力的矛盾、冲突日益严重。

青岛受降见闻

1945年8月22日,国民党山东挺进军第19纵队进驻青岛市郊区大枣园村,9月底移驻城阳。驻防城阳期间,应邀派代表2人于10月25日出席日军投降典礼。该部派副司令考承先和我（任该部参谋长）前去。时友人侯圣麟已任《青岛公报》总编辑,我们为了顺便去看望他,提前来到市里青岛公报社。在报社,遇到熟人于滋秀（于当时任《青岛公报》采访部主任）。约近10时,我们两人和于滋秀一起乘车来到汇泉广场,考承先去看台就坐,我随于滋秀到记者席就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