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入闽与郑芝龙降清事考

本文考证了清军入闽之后的仙霞岭之战、分水关之战以及清军攻克建宁府、延平府、汀州府、福州府的过程,从而证明《清实录》、《清史稿》等书所载博洛等人苦战而得闽中的记载为谎言。对郑芝龙降清一事,作者也根据新史料对其动机与过程进行了详细的考订。文章认为:明末清初的中国海洋势力有拥清派与拥明派两大派系,郑芝龙降清失利,表明获得统治权的清廷尚不理解东南的海洋势力,这一问题最终在康熙朝获得解决。

钱牧斋降清考辨

钱牧斋是明清之际的文坛领袖，明末的东林党魁，“文章气节名满天下”，降清后为世人所讥，至清代乾隆皇帝对其作出评价，极力贬斥其人品，毁禁其著述，钱牧斋声名遂狼藉后世，成为千古罪人，因此被认为“自汉唐以来，文人之晚节莫盖无如谦益之甚者，纯庙斥毁其书，谓不足齿于人类，

论降清知识分子在缓解社会及民族矛盾方面的作用

清王朝入主中原之后,处在汉族人民汪洋大海般的包围之中,各地的反清斗争绵延不断,使得清王朝的统治者十分棘手。究其根源,则是因为清王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所以激起了广大汉族人民的仇视。对于清政权来说,要想在中原站稳脚跟、巩固统治,必须首先缓和各种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而对于采取何种措施来达到这样的目的,他们并没有明确的政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降清知识分子以其娴熟的治理国家经验帮助清王朝统治者实现了这一目的,从而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试论降清汉族知识人在清初的军事贡献

尽管备受时人和后世诟病,但降清汉族知识人凭借其丰富的儒家知识和治国经验,无论是在追剿李自成农民军残余方面、打击南明政权方面,还是在清初镇压地方社会叛乱,维护社会秩序等方面均发挥了积极的军事谋略作用。肯定他们的客观作用,对于准确把握明末清初的形势及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及巩固具有重要意义。在参与方式上,他们或出谋划策,或直接投身战斗之中,从而为清初的社会稳定,政权巩固发挥了积极作用。

重用·疏离·批责——论降清士绅与清朝统治者的关系演变过程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依附性特点,决定了其人必须在统治阶级允许的范围内和许可下才能实现他们修齐治平的理想,所以他们与统治者的关系往往是以统治阶级的需要为转移。在统治阶级需要他们为政权建立和巩固出谋划策的时候,是他们才能得以施展的时候,也是他们和统治阶级关系的融洽期;一旦政权巩固下来以后,统治阶级为加强专制王权,从而开始限制知识分子的权力扩张,此时,他们与统治阶级的关系恶化,处在了统治者的严厉约束之下。降清知识分子与清朝统治者的关系也是如此,经历了一个由密切合作到逐渐疏远乃至于最后的严厉批判和打击过程。

从“以人为本”的视角重审洪承畴降清

洪承畴作为明清两朝的重臣,由于降清之事一直受到后人訾议,被冠以"汉奸"、"贰臣"之恶名。然而,当历史已迈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应该摒弃传统之成见,从"以人为本"的视角重新审视洪承畴降清问题,展示其所蕴含的"人性"本能。

论洪承畴降清的客观原因

洪承畴是清朝入主中原的“异者”①,他的投降给明朝人以很大震动。对其投降,自清以来就有各种解释,如太宗感化说、太后诱降说等,这些解释或过于简单,或没有根据。本文根据当时社会环境、洪承畴的阶级属性以及他的个人经历全面分析他投降的原因,以求作出较为正确的解释。 清王朝为实现入主中原的目的,决定首先拔掉明军在山海关外的军事据点。为此,崇祯十三年(1640年)三月,清军在义州筑城屯田,开始长期围困明在关外的军事重镇锦州。为挽救辽东危局,崇祯帝命蓟辽总督洪承畴率军在松山和锦州与清军展开战略决战。这次战役最终以明朝“重臣宿将,选卒骁骑,十万之众,覆没殆尽”②,明军统帅洪承畴被俘,关外战略要地除宁远外全部丢失而结束。从此,明再也无力抵御清的军事进攻。本文在这里对松锦之战明军统帅洪承畴投降的原因给予全面的分析。因为弄清这一问题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前人关于洪承畴投降原因的见解,探讨明末清初汉地主阶级的政治动向以及清王朝统一全国的策略等,都有意义。 对于洪承畴降清的原因,早在清代就有种种解释。据《清史稿》卷237《洪承畴传》记载: 上自临视,解所御貂裘衣之,曰:“先生得无寒乎?”承畴瞠视之,叹曰:“

李自成败亡及余部由降清到联明新探(之二)

四 李自成牺牲前后大顺军两大集团军的动向 李自成在通山九宫山区牺牲了。当其陷身绝境时,李过、高一功、刘体纯、郝摇旗等大顺军百战之雄都在哪里?为什么不来援救自己的领袖?要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及其它有关问题,就得弄清这一时期整个大顺军的动向。自从清军对陕西钳形攻势大举发动后,大顺军基本上便被分隔为李自成率领的关中主力集团军和李过、高一功率领的陕北集团军。随着大顺军抗清战争的一再失利,这两个集团军彼此之间的距离愈拉愈远,终至各不相顾。直到李白成牺牲后,阿济格率领着八旗兵北归,这才又有了重新互相靠拢的机会。 先说由李自成亲自率领从西安撤退,停内乡、邓州,溃败于武昌、富池口等处的原主力集团军。

论黄梧降清

顺治十三年(1656)六月,郑氏前冲镇镇将黄梧利用独守海澄之机,献城投诚,被清廷封为“海澄公”,成为当时清郑斗争中的一件大事。黄梧为何投清?其经过和影响如何?黄梧降清后的表现怎样?对清郑双方产生什么影响?本文拟对这些问题作一探讨。降清的原因、经过及影响顺治十三年正月(永历十年),平南王尚可喜拨左翼镇右营徐有功步骑,合潮镇总兵刘伯禄的兵力,准备收复揭阳。清兵在离城西二十里地安营扎寨。郑氏方面则由左先锋镇苏茂统领五镇守护城西门,隔港据桥。二十二日,适逢援剿右镇黄胜、殿兵镇林文灿、前冲镇黄梧在桥外平埔上操兵,刘伯禄出兵挑战。苏茂欲出兵迎战。

郑氏官兵降清事件述论

在郑成功及其子孙与清朝抗争的整个过程中,发生过许多郑氏官员降清的事件.除康熙二十二年郑克塽率领全体官兵归清以外,在史料中还可以查出八、九十起之多;降清官兵的具体人数无法统计,其中仅总兵以上的官员就达60多人。郑氏的近亲如郑成功之弟郑世袭(即郑淼),族亲如建平侯郑泰之弟郑鸣骏、子郑缵绪,定国公郑鸿逵之子郑耀吉,郑芝豹生母黄氏,高级将领如忠勇侯陈豹、忠靖伯陈辉、水师提督永安伯黄廷、庆都伯王秀奇、督理五军戎务兼管前军事总兵官左都督周全斌以及著名镇将施琅、黄梧、蔡禄、杨富、何义、杨来嘉、林顺、杜辉、蔡仲琱等都先后背郑投清。有些论文已经从清方的招抚活动和政策的角度作了探讨,本文则着重从郑氏方面进行研究。

历史的回答--也辨吴三桂降清问题

近一二年间，《北方论丛》独树一帜，专辟论坛，就吴三桂的评价展开公开讨论，其中关于吴三柱是否降清的辫论最为热烈。我拜读了左书谔（以下简称左文）、战继发、李兴详等同志的文章，获益甚多，愿乘此讨论之余绪，略述管见，不妥之处，还望诸家指正。

贺珍的降清与抗清问题

明末清初的历史上,有个以大巴山脉南北为主要活动舞台,纵横捭阖垂二十年之久,影响两度及于当时斗争全局的贺珍。贺珍何许人也?当时人费密在《荒书》中说:“(樊)一衡尝为陕西边道,(赵)荣贵、贺珍皆在部下。一衡还蜀,二人亲送之,有旧恩。”樊一蘅是在崇祯十二年宁夏巡抚任上被劾丢官回四川老家的。

南明地主阶级降清集团的心态探究

清军入关及南下,在南明各社会群体的心理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作为南明政权中坚力量的地主阶级在"国难当头"之际纷纷降清,且降清的心态不一。这些驳杂的降清心态无疑增加了明末清初的历史变数。

健脾通降清胃汤治疗慢性浅表性胃炎84例疗效观察

目的探讨中医治疗慢性浅表性胃炎的有效方药。方法以自拟健脾通降清胃汤随症加减治疗慢性浅表性胃炎84例,观察疗效。结果治愈26例,好转53例,无效5例,总有效率94.05%。结论健脾通降清胃汤治疗慢性浅表性胃炎有较好的疗效。

吴三桂“降清”考辨

吴三桂“降清”，在史学界几乎成为定论。因为无论是解放前的通史、专著，还是解放后的通史、专著均持此观点。此观点的主要依据大致有三点，印吴三桂勾引清军入关；攻下北京后继续追随清军南下进击农民军，处绞南明永历王。

郑芝龙降清的历史考察

永隶明朝后,郑芝龙先是“擒灭海上诸盗”,后又拥立隆武帝,并结合实际提出了“稳固南方、整军备战、徐徐图之”的作战方略。无奈隆武帝狂妄自大,执意离开闽省,投奔何腾蛟,并提出了“北伐”“西进”战略,与郑芝龙发生了根本冲突;加上郑芝龙海盗出身不被文人接受,导致他与隆武朝上下渐行渐远。没有了隆武帝的大旗,郑芝龙实力孱弱,无法抵御清军的进攻。易代之际,特殊时期,郑芝龙没有“愚忠”明室,誓死抗清,而是顺势而为,接受清政府的招抚。若因此视他为南明的“逆臣”,未免失之精当。

钱谦益降清之人格心态透视

由于强烈的功名富贵之心与生命享乐意识，及当时明王朝无法挽回的颓势，在肉体与灵魂、生存本能与道德信守之间两难的生死抉择面前，钱谦益没有以身殉节和归隐田园，而是带着政治仕途上的幻想投降了清朝。但是，降清后的结果与代价、现实与愿望间无法接受的反差，使得钱谦益在降清之时暂时获得的人格统一和心理平衡被彻底打破了。为了使沉落负罪的灵魂得到自赎和升华，他冒着生命危险辞官南归，并积极主动地参加抗清复明活动。最终背负着痛苦沉重的精神十字架，沉寂于空虚清冷的佛释世界。

牛金星降清有据——与王兴亚同志商榷

《文史哲》1980年第二期刊登的王兴亚同志《牛金星降清说质疑》一文,对牛金星是否降清的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读后不无启发,但我觉得王同志的结论仍值得商榷。就我所接触到的史料来看,我认为牛金星降清是确凿无疑的。这不仅有众所周知的《清史稿·季开生传》为据,更重要的是有清初的档案材料相佐证。《明清史料》丙编第七本六一八页载吏科给事中杭齐苏于顺治四年八月十九日的题奏中写道: 吏科给事中臣杭齐苏谨题,为孽党不容漏诛,名器不宜久玷。

程学启降清考

关于程学启是在什么情况下降清以及从哪里出发跑往清营,现存史料有两种不同记载,这里试作分析和考证。程学启是从哪里出发投奔清营的呢?一种说法是从安庆城内出走的。《平定粤寇纪略》卷12中有这样一段记载:“程学启怀宁县(应为桐城,今安庆市郊区)人,才武轶伦,陷于贼,守皖贼首叶芸来颇依重,又畏其勇,防其变,以妻妹配之,结为心腹。曾总统知其勇,觅得学启胞母,委穿作难民装,送令入城招抚。甫至贼馆,已为芸来侦知,遣人相问,旋即以令箭调之。学启机警,就其伪令,招手下得力战将出城投顺。”陈澹然在《桐城孙海岑先生拟请附祀省庆曾忠襄祠节略》中说:“陈玉成踞庐州,使大将叶芸来踞安庆,程忠烈公学启独守安庆北门,官军不能克。

洪承畴的招抚与孙可望的降清

关于南明永历朝廷内讧,孙可望、李定国水火不相容,以致交水之战孙可望一败涂地,穷蹙而奔降于清朝的史事,已经为人所熟知。但是,清朝如何运用“剿抚”策略,使孙可望叛明降清的经过,则不大为世人所知。本文想依据档案材料,对这一过程作初步探索。孙可望降清后,曾向顺治皇帝福临呈有揭帖,其中说:“所以间关而来者,盖仰慕皇上之圣明,经略之推置,岂曰聊以图存乎!”(《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176页)而福临在晋封孙可望为义王的敕谕中,也说:“今卿率众携家,乘机来归,知卿处心积虑,向化有年。即此一旦翻然,便为识时俊杰。”(《清世祖实录》卷一一三)一个感激经略的推心置腹,一个嘉奖降臣的“向化有年”,彼此之间灵犀相通,看来已非一朝一夕。这里提到的“经略”,指的是“钦命经略湖广江西广西云南贵州”的洪承畴。此人早在明朝便以镇压农民革命起家,降清后,曾为清王朝立下过汗马功劳。顺治十年(16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