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案件上诉、抗诉问题研究

2016年9月,刑事案件认罪认罚制度试点工作开启;2018年10月,《刑事诉讼法》修改,新修改的刑诉法完善了认罪认罚制度。然而,随着认罪认罚制度的全面实行,一些企图利用认罪认罚制度及上诉不加刑制度拖延送监、获取更轻量刑的案件频发,不仅对认罪认罚制度造成了冲击,更是极大地影响了司法公正。对认罪认罚案件上诉与抗诉的合理性展开探讨,从建立上诉审查机制、限制部分上诉权、加强法律保障等方面进一步完善认罪认罚制度。

刑事第二审启动制度探析

刑事第二审启动制度以“限制检察官上诉、禁止被告人无理上诉以及正当程序”为原则,其功能在于通过限制控辩双方上诉权的滥用实现公正和效率的双赢。检察官上诉的限制情形包括轻微程序错误、证据瑕疵、轻微案件以及对死缓、无期徒刑上诉的限制等。被告人上诉的禁止情形包括无理上诉、在一审中自愿认罪认罚等。启动程序是指审查法官对上诉进行审查,以确定案件是否可以进入第二审正式审判的程序。该程序以书面审理为原则,听证审理为例外;审查法官作为审查权力主体不得由主审法官担任;审查决定采用一次处决原则。

刑事速裁程序中被告人上诉权问题再认识

速裁程序中被告人是否应当继续享有上诉权是一个饱受争议的问题。争议之一是速裁程序案件是否应该坚持一审终审;争议之二为是否可以对速裁程序案件中被告人上诉权进行限制。从比较法视野来看,实行诉辩交易制度的国家普遍存在上诉权限制的规定。就我国而言,认罪认罚案件尤其是速裁程序案件中被告人的上诉权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也存在限制的必要。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附条件上诉的问题及对策

认罪认罚从宽中上诉权行使受到技术型抗诉的直接限制及操作技术上的间接限制。这种源于司法实践、制度、理论的多样态限制以“防止上诉权滥用”为理论背景,在附条件上诉的方案上达成共识。问题视角下,附条件上诉并未正面对上诉权的去留作出选择,可能忽视了刑事诉讼法中既有上诉权的制度意涵,容易引导效率优先的价值偏好,其对上诉权的否定缺乏法理依据,容易导致附条件上诉向附条件不许上诉的倾斜。其成因归纳起来,可能有二元价值张力的扩大化、相对主义的折中方案缺乏指向性、实践中存在一些对效率优先的机械解读。改革背景之下应当全面保障上诉权,不限制上诉权同样可以通过上诉不加刑原则限制条款的扩充来达到“防止上诉权滥用”之目的。

论认罪认罚案件救济程序的改造模式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推行之初就彰显着在维护公正的基础上提高诉讼效率的价值追求,而司法实践中被告人滥用上诉权的现象却未得到有效缓解,增加了司法负担,消解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提高诉讼效率、优化资源配置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为此,理论与实务界提出了检察院抗诉模式、限制上诉权模式和突破上诉不加刑原则模式,以期破解部分地区上诉率较高的难题,然而这三种不同的救济程序改造模式均有其局限性。认罪认罚案件救济程序的改造需要考虑公正与效率的平衡,注重人权保障的实现,可以在选择程序简化模式的同时,完善值班律师制度、控辩协商程序以及司法责任制,从而保障认罪认罚案件救济程序的良性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