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刑事污点限制公开制度研究

目前,我国尚未顺应现代国际司法潮流建立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这不符合现代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程序理念。文章通过对前科消灭制度的情况、国内有关未成年人刑事污点限制公开制度的实践探索的论述,提出了未成年人刑事污点限制公开制度的具体程序设计,以期为我国立法建立"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积累有益经验。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限制公开之构想

对失足少年的处罚,并不仅仅是简单地定罪量刑,更重要的是在于挽救失足少年,预防他们重新犯罪。为更扎实地开展挽救失足少年的工作,促使失足少年顺利回归社会,笔者认为试行未成年人犯罪记录之限制公开,在预防未成年人重新犯罪,帮助失足少年尽快回归社会,维护社会稳定方面,不仅有其深刻明晰的社会意义和现实需要,也是为完善我国少年司法制度提供理论依据的有益实践。

析建立未成年人不起诉污点限制公开制度

本文结合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不起诉污点限制公开制度的探索和实践,通过对污点限制公开及相关制度的概述,着重论述该制度的法律依据和价值取向,并就该制度在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适用该制度的具体程序,提出了建议、对策或设计,以期进一步推行和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污点限制公开制度。

未成年人前科限制公开的理论及实践探索

成长中的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未成熟,兼具不稳定性和可塑性的双重特点,与成年人具有本质上的区别。就前科问题而言,在当前"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下,我国未成年人前科制度和成年人前科制度理应有所区分,并应综合考虑犯罪标签的心理影响和未成年人复学、升学、就业、复归社会的现实困难,最大限度地弱化前科的消极影响。通过阐述未成年人前科限制公开制度理论和现实价值,并结合长期审判实践中对未成年人前科限制公开制度的思考和探索,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的思路。

未成年人相对不起诉污点限制公开初探

2012年《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未成年人刑事污点限制公开制度,但适用对象不包括被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的未成年人。然而,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污点限制公开制度的早期实践是从相对不起诉领域开始的,对被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的未成年人适用污点限制公开制度有其重要的现实基础。新《刑事诉讼法》第173条规定的相对不起诉的适用条件中包含'犯罪'情节以及'符合起诉条件',导致在司法实践中被相对不起诉人被以有罪之人看待。为充分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利益,保证其顺利回归社会,未成年人相对不起诉污点消灭应当参照适用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

限制犯罪记录流向社会公众的思索与实践——以江苏某基层法院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试点为样本

轻罪犯罪记录封存的功能是限制犯罪记录公开,确保涉及未成年人犯罪的有关资料只在公检法司机关内部流转,避免因犯罪记录外流而引发社会公众对未成年犯的非规范性评价,形成"标签效应"。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但未明确具体操作程序。江苏某基层法院在犯罪记录封存试点工作中引入听证程序等做法成效显著,为进一步研究和推动形成科学规范的封存操作规程积累了有益经验。

监察工作信息公开的原则与限制——基于监察工作信息的类型化

监察工作信息公开是保障公民知情权和监督权的内在要求,但是受“调查秘密主义”影响,监察机关认为信息公开会导致监察效能降低。为兼顾权利保障与监察效能,可以将监察工作信息划分为监察制度信息、监察监督信息、案件调查信息、案件处置信息、监察行政信息、监察统计信息六类,分别确定公开原则。除案件调查信息应坚持限制公开原则外,其余信息均应坚持最大限度公开原则。监察工作信息若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或者影响危及证人、鉴定人、举报人等人身安全,则不得公开。纪委监委虽合署办公,但“纪、监”信息应当区分公开。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适用情况研究

犯罪记录封存是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新增设的一项制度。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确立不仅在理论制度建构上具有重要意义,在实践中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以及预防犯罪等方面也具有深刻的影响。其适用对象除了被法院判处5年以下轻罪的未成年人以外,应秉承"举重以明轻",将适用对象扩大至决定附条件不起诉以及相对不起诉的未成年人。在适用主体方面,应包括所有知晓未成年人犯罪的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单位和个人等。同时,应设计完善犯罪记录封存的程序,制定严密的查询制度,完善检察监督程序,做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宣传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