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非因工死亡宜作限制性解释

我国法律对非因工死亡并没有下过确切的定义 ,人们一般的理解是从因工死亡的定义反推而来 ,凡不属于因工死亡的就属于非因工死亡。然而从逻辑上看 ,因工死亡与非因工死亡并没有穷尽职工死亡的全部外延。从司法实践来看 ,在工伤与非工伤之外还存有在第三个概念 ,它既不认定为工伤也不属于非工伤 。

过度管辖之存废与中国立场——以限缩解释方法为进路

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特殊管辖规则体系发展成为处理跨国纠纷的主力,过度管辖日益被边缘化。各种国际协调机制直接或间接地排除过度管辖;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的实践也不同程度地否定过度管辖,但过度管辖并未走向终结,国际协调机制很难完全排除过度管辖。过度管辖仍然需要承担充当兜底条款、孕育具体单边国际管辖规则、确保特殊管辖连结点的解释处于合理范围等现实功能。因此,废除过度管辖的时机远未成熟,当务之急是调和其必要性与不合理性之间的矛盾。相较立法限制,司法调控更为可取。常用的司法调控方法包括通过体系解释,将过度管辖的适用顺位置于最末;对原告资格、管辖连结点、案件与法院地联系进行限制性解释;通过非方便法院原则个案裁量。我国司法实践对过度管辖的滥用并不严重,但存在误用现象,未来应在适用顺位上明确将其作为兜底规则,并限定原告资格,就其正当性加强裁判说理。

论最惠国待遇条款适用于投资实体待遇的限制性发展趋势

近年来,新一代投资条约对最惠国待遇(MFN)条款适用于实体待遇开始发展出更严格的限制性规定,新近的投资仲裁实践对MFN条款的适用也作出了限制性解释。国际投资法中MFN条款的基本属性和维护东道国规制权的现实需要为MFN条款适用于实体待遇的限制性发展趋势提供了正当性基础。然而,这一趋势也可能将投资者置于不利之地。中国在当前国际投资活动中具有"双重身份",因此在今后的中外投资缔约实践中,宜警惕过于严苛的MFN条款,选择性借鉴限制MFN条款适用范围的最新实践,并为仲裁庭解释MFN条款提供明确指引。

论“徇私”类渎职犯罪的主观要件之修改与完善——以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为角度

间接故意的认识因素是明知危害结果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而徇私类犯罪的认识因素要求必须是明知结果必然发生,以实现犯罪目的。故间接故意不能成为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的主观要件。但若将"徇私"认定为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的构成要件,将导致处罚范围不当缩小,增加查办难度,放纵渎职犯罪。因此作者认为,应当在刑法修订时,将"徇私"动机删除。对徇私的"私"的限制性解释,与刑法所保护的法益相矛盾。而且徇单位、集体之私实施渎职行为的,根本不是由于法律素质、政策水平和技术能力不高的缘故。所以,徇私的"私"应回归其本意。

论双边投资协定中的保护伞条款及其合理使用

保护伞条款自诞生以来已经历半个多世纪,该条款的适用却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但毋庸置疑的是,保护伞条款在双边投资协定中将扮演愈加重要的角色。保护伞条款的产生与发展与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密不可分,并在双边投资协定的国际实践中出现效力不明的情形。探寻保护伞条款出现解释分歧的缘由,并对新近典型案例中出现的保护伞条款效力跨协定延伸所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从而为我国在中外投资协定中优化保护伞条款提供有益的策略,以更好保护我国投资者的实体权利。

公司社会责任剖析

公司社会责任最早由西方学者提出，我国修改后的公司法将其纳入法律规制范筹，并于公司法第五条将其和法律、行政法规、社会公德等并列，容易造成司法机构及当事人理解上的的混乱。本文针对这种情况从法理学的角度，公司实务的角度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了剖析，针对相关概念界定不清的现状提出了疑问。

国际投资政策新动态下MFN条款适用问题

国际投资协定中MFN条款是否可以适用于争端解决机制、以及是否可以扩大适用于东道国与第三国签署的投资协定中的实体规则,目前并未有明确结论,但对这一问题的解释却有迹可循。随着国际投资政策从促进投资向平衡东道国和投资者权利义务动态变化,对MFN条款适用范围的解释也逐渐从扩大化向限制解释转变。本文从MFN条款适用的仲裁实践、MFN条款核心概念的模糊性及其解释方法、以及国际投资政策新动态的影响角度分析了MFN条款的适用问题,认为我国可以结合自身的投资仲裁实践,不仅在立法层面上促进BIT的重新签订或者进行条约本身的完善,还应在司法层面上采用恰当的解释方法对MFN条款进行充分解释以限制其扩大适用,并警惕过度限制MFN条款适用的做法可能对我国的海外投资者造成的负面影响,从而为日后MFN条款的解释提供明确指引。与此同时,我国应当不断改善环境吸引外资,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同时,保障本国主权利益。

论政治权利在宪法学和刑法学上的界定

受宪法和刑法不同性质的影响,对于宪法学视野中的政治权利应进行扩张性解释,对于刑法学视野中的政治权利则应进行限制性解释,而不能将二者等而视之。具体而言,在宪法学上,应将1982年《宪法》中的“政治权利”理解为宪法规定的公民所享有的决定政治事项、参与政治活动并知悉政治信息的权利;在刑法学中,应将1997年《刑法》中的“政治权利”理解为行为人所享有的选举和被选举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权利,政治性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担任国家机关公务性职务的权利以及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