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比例原则在我国私法中的限制性适用

比例原则作为公法领域之“帝王条款”,近年来,其影响力逐渐渗透到私法领域,这引起诸多民商法学者的争论,并引发了学界对私法引入比例原则的“三大质疑”。事实上,比例原则“适度”与“均衡”之内核以及严格的四步分析框架均表明比例原则在私法领域并不存在不可突破的障碍,但其在私法中的适用范围应当受到合理限制。

论认罪认罚案件中供述的限制性适用

从理论层面考察,可以发现,当前有关认罪认罚案件的司法处理模式逐渐呈现出一种"新实质真实主义"的诉讼理念。在该诉讼理念影响下,以速裁程序为代表的认罪认罚案件审判程序更接近于"确认式"的庭审样态。此外,认罪认罚案件中,认罪供述不仅已经成为最为核心的证据形式,而且包含"自愿性"这一主观要素。基于上述分析,有必要对认罪供述的适用进行合理而适度的限制。从司法维度上来看,首先,限制性适用的场域应定位于速裁程序;其次,限制性适用的具体对象应聚焦于自愿性与真实性,并由此引申出限制性适用的最终目标导向:针对证据能力与证明力的限制性适用。认罪供述限制性适用的具体规则正是围绕这一目标导向而构建的。

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解释适用——以新《民事诉讼法》第56条的适用为视角

为遏制司法实践中频现的恶意诉讼、虚假诉讼,对遭受此类诉讼侵害的案外第三人提供有效的权利救济,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三款增加了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该制度是立法者在追求司法的权威性、法律秩序的稳定性与追求实质正义的价值理念上博弈的成果。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立法渊源、内涵来看,对该制度在适用中应该予以限制,并且从我国新《民事诉讼法》第56条的解释适用方面出发,应当建立并完善该制度实施的程序设计及相关的配套措施,为实践提供借鉴。

我国刑事衍生证据适用问题探究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有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明确规定,但对于衍生证据的处理问题却只字未提,如果仅排除首次获取的非法证据,而不判定以该非法证据为线索获取的衍生证据是否合法就全部加以适用,必然会导致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形同虚设,侦查人员违法取证的现象进一步恶化。反之,如果全盘照搬美国"毒树之果"规则,采取绝对排除的方式对衍生证据排除适用,又会水土不服,导致放纵犯罪,威胁社会安定。结合我国现实的国情,有限制的适用衍生证据既能达到刑事证据法律体系上的完整、协调,又能兼顾保障人权与打击犯罪的双重价值取向。

论扰乱法庭秩序罪的“扩容性”立法——评《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相关修改的正当性

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扰乱法庭秩序罪存在着行为类型单一和行为对象过于狭隘的弊端,《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对于该罪的"扩容性"完善,有利于其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具有必要性和正当性。但随着扰乱法庭秩序罪入刑门槛的降低和"兜底条款"的设置,该罪呈现出恣意扩张并有可能侵蚀当事人及律师诉讼权利空间的新倾向。对此,应从"二元化"立法体制的衔接、定罪标准的确定和事前介入防范等多方面就扰乱法庭秩序罪的具体适用做限制性探讨。

可能发生的实害——“醉驾”准确定性的关键

危险驾驶罪的主观方面为故意,但对"可能发生的实害"的主观方面应认定为过失。主观方面对"可能发生的实害"出于过失,客观方面仅有醉驾行为而无实害结果,或虽有实害结果但未达到严重程度的,构成危险驾驶罪,如果有实害结果且达到交通肇事罪条件的,构成交通肇事罪;主观方面对"可能发生的实害"出于故意,客观方面对公共安全不论是造成实害还是仅有危险,都成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实践中对危险驾驶罪的认定应当采用相对严格责任原则。危险驾驶罪是抽象危险犯,包含较大的立法风险,应当对其进行限制性适用。

毒品犯罪“一案一死刑”原则的司法逻辑

在毒品犯罪死刑问题上,学界主要有三种典型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应当“立法全面废死”:毒品犯罪不属于刑法中的最严重罪行,应当废除死刑设置;且应坚持以司法改革为中心,从司法上积极推进毒品犯罪死刑的限制与废除。第二种观点认为应当“立法部分废死”:现阶段毒品犯罪死刑的配置存在有限正当性,但应当废除“运输毒品罪”的死刑设置,从而推动毒品犯罪死刑的限制性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