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在还需要限制生育吗?

一个国家最佳的生育率是保持在世代更替水平附近,这样有利于保持合理的人口结构,也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目标。当今中国无论是生育率还是生育意愿都远低于更替水平。因此,中国应该适当鼓励生育以便把生育率提高到更替水平附近。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育率过高时,政府要采取措施降低生育率,这是比较容易做到的。然而,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育率过低时,政府要采取措施鼓励生育,却几乎没有什么效果。

“生育登记取消结婚限制”政策能否提升女性生育意愿?——基于四川地区的调查研究

为适应三孩生育政策的新要求,多地区相继完善了生育登记制度。文章基于四川“生育登记取消结婚限制”政策制度背景,通过多阶段简单随机抽样方法对该地区的女性生育意愿进行调查,最终获取有效问卷626份。利用计量回归模型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得到以下研究结论:第一,生育意愿虽然是女性个体选择,但与其家庭经济条件、子女照料问题与个人能力发展规划等息息相关。第二,“生育登记取消结婚限制”政策对女性生育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当受访者认为该政策对自己的影响越大,则生育意愿越强,即影响程度每上升一个单位,则生育意愿将提高8.2%。第三,该政策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存在异质性。高学历体制外的女性,更容易受到该政策的影响。第四,进一步研究表明,生育意愿不仅与个体特征相关,而且在不同群体间差异明显,即拥有兄弟姐妹、职业为专业人士并居住在一线城市的未婚女性更愿意生育多子。上述结论为“生育登记取消结婚限制”政策的推进提供了数据支持,也为之后如何提高女性生育意愿带来了经验启示。

遗传病患者生育限制案例的伦理探讨

遗传病是一种因遗传因素而罹患的疾病,其相关并发症对家庭、社会造成了巨大负担,为此,我国曾颁布《异常情况的分类指导标准》对遗传病患者进行了生育限制。但随着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遗传病患者的生育禁忌也在不断被打破。通过引入一脊髓性肌萎缩症携带者成功生育案例,探讨其中遗传病患者生育方式、胎儿权、自然受孕胚胎和体外受精胚胎地位等伦理两难抉择点,整合医学、伦理、法律三者之间的联系性,讨论我国政策对于遗传病患者及遗传病基因携带者生育伦理的合理性,拟建议完善辅助生殖技术下的生育限制内容。

实行生育限制的理由已不复存在

2014年12月在复旦大学召开了"面向未来的中国人口研究暨第三次生育政策研讨会",会后根据与会者的共识形成了"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第三次建议"[1]。建议书的主题是:全面放开二孩生育,取消对公民的生育限制。认为在人口新常态下,生育限制的理由已经不存在。新的人口常态包括:生育水平长期走低、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人口城市化程度不断上升、人口流动日趋频繁。

生育年龄限制感对生育意愿的影响:育龄群体父母文化水平的调节作用

近几年我国正面临“低生育率陷阱”危机,提升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迫在眉睫。本研究采用问卷法和实验法,考察生育年龄限制感对育龄群体生育意愿的影响及父母文化水平的调节作用。结果:(1)育龄群体实际年龄越接近最佳生育年龄,生育意愿越强烈;(2)育龄群体的母亲文化水平在二者间的调节作用显著,父亲文化水平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该研究对提升我国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对智力严重低下者进行生育限制和控制的立法探讨

据1987年全国首次残疾人抽样调查统计,我国大陆约有各类残疾人5164万。在各类残疾人口中,智力残疾人口占20％以上,达到1017万,其中先天性(包括遗传性)智力残疾占50％以上。①这就是说,我国至少有600万先天智力残疾者。由卫生部组织的“中国0～14岁儿童智力低下流行病学调查”的结果表明。

智力严重低下者生育限制的伦理探讨

文章分析智力严重低下的病因,主要四个方面,提出我国计生政策的某些缺陷,人为禁止智力严重低下者生育完全符合伦理道德和个人权利选择。应作好宣传工作,并办好使智残者老有所养的福利设施。

美国天主教徒生育限制革命:1960-1975

本文以 196 0 - 1975年间美国社会广泛存在的节育行为的世俗化为切入点 ,探讨美国天主教徒在生育限制领域里对教会教义的反叛 ,并就天主教会权威受到的冲击进行分析和评价 ,以说明宗教世俗化的不可避免。

论对智力严重低下者实行生育限制和控制的伦理因素

据统计,我国目前有各种先天畸形和智力低下者约1000万。其中,先天愚型者约300万,智力低下者500万,是影响我国人口素质的重要因素。本文以智力严重低下患者结婚生子造成的悲剧为例,论证智力严重低下患者生育后代给家庭和社会带来的只是痛苦和负担。残酷的遗传异常可导致后代的智力低下,即使遗传基因正常的智力严重低下者所生后代,由于其恶劣家庭环境,小儿早期得不到教育亦会导致智力低下。笔者认为:保证中华民族的后代个个都健康、聪明,对智力严重低下者实行生育限制和控制势在必行,符合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

五四时期“生育节制”思潮述略

五四时期“生育节制”思潮述略梁景和由于人口渐繁，衣食住三者，常虞不给，所以自古国内外就有控制人口的思想主张。在国外，其代表人物有柏拉图、亚里斯多德、马尔萨斯等；在国内，其代表人物有韩非子、洪亮吉、汪士锋等。然而令人瞩目的是，五四时期，中国社会出现一股...

论独身女性生育权

当今社会越来越多的高学历、高收入、高素质的女性摒弃婚姻而选择独身,但是从作为一个社会人的角度出发,她们一样有做母亲的心理需求和价值体现。独身女性是否有生育权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存在着截然对立的争论,本文将从对生育权的基本探讨出发来探究是否应该赋予独身女性生育权。

“末期效应”可以提升生育意愿吗?社会经济地位的调节效应分析

本研究旨在考察生育年龄限制感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以及社会经济地位在二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1采用问卷调查,考察生育年龄限制感与生育意愿的关系;研究2和研究3分别采用线上和线下实验室实验,进一步验证生育年龄限制感与生育意愿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社会经济地位在其中的调节作用。三个研究结果一致发现:一定的生育年龄限制感会激发个体的生育意愿;社会经济地位在生育年龄限制感和生育意愿之间的调节作用显著。该研究丰富了心理学视角下生育意愿的相关文献,为我国新生育政策的出台提供了理论和实证依据。

甘肃省禁止痴呆傻人生育的若干问题调查

甘肃省人大于1988年11月通过了《关于禁止痴呆傻人生育的规定》,1989年起实施。该法规明确提出禁止先天性智能低下中度以上患者(即智商低于49者)生育,这类人必须施行绝育手术后方可结婚;其中已怀孕者应中止妊娠并做绝育。

放松生育限制将如何影响性别失衡?——基于“一孩半”政策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本文以“一孩半”政策为例,研究放松生育限制会如何影响男女性别比。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结果表明:在中国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观念下,“一孩半”政策能降低男女性别比;并且“重男轻女”观念越重,由于对首胎性别失衡的缓解幅度大于二胎性别失衡的恶化幅度,“一孩半”政策缓解男女性别失衡的作用越明显。最后,基于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利用城乡、区域、政策时间三个维度差异进行的三重差分估计结果支持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结论。

竺可桢先生对人口问题的论述

我国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人口的问题是关系到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先生对于我国人口问题一直十分重视,先后发表过许多篇有关人口问题的论文。此外,在竺先生的日记中还记录了不少有关人口问题的史料,会议发言及其对人口问题的看法,从中可以看出竺先生对于我国人口问题研究结果及观点。竺先生研究中国人口始于二十年代,几十年来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虽几经沧桑,中国人口也已成倍增加,但今天看来竺先生对于中国人口问题的研究成果及其建议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略论“晚、稀、少”对控制人口出生数量的 局限兼论其改善人口素质的作用

一“晚婚”“间隔”被认为是控制人口数量的有效手段,这种思想并非始于今日。旧中国时兴“多子多福”,那时就有所谓“早生贵子”,“百子千孙”、“四代同堂”、“五世共昌”等等之说。既然这些赞美“早”、“密”、“多”的口号,是鼓励多生,那么反其道而行的“晚、稀、少”,当然就能把人口数量控制下来,这是顺理成章的简单推想。如果不考虑我国近年出现的限制生育胎数的特殊国情,它无疑是对的。

观点速读

对人口增长惯性规律保持足够敬畏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穆光宗日前表示,人口是慢变量,也是主导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对人口增长的惯性规律,我们需要保持足够的敬畏之心。在生育率持续低迷的新时期,为协调生育少子化和人口老龄化的关系,促其平衡发展,实现人口均衡,全面开禁生育限制、全面优化生育和全面鼓励生育是关系国家安全、民族复兴的真正深具远见的重大战略抉择。

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全面推行“限龄平等二胎”政策的初探——开展深入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调研文章

中国施行计划生育政策本身是正确的，但在措施办法的立法规定上不够科学，存在着生育权“城乡不平等，男女不平等，家庭不平等，民族不平等”等一系列问题．中国实行不平等和独生子女的计划生育政策所造成的后果严重．本文提出，普遍推行限制生育年龄的城乡平等的生育二胎的计生政策，不仅能够达到更加良好的人口控制效果，而且还能消除我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所造成的各种弊端．

胡适早期人口思想之一斑

胡适在民国十一年(1922年)四月十九日日记中,载有一则“校长启事”:无限制的生育,使人口之增加超过教养的能力,小之可致一身一家之贫窭,大之实为世界文化与和平之一大危机.西洋自马尔图斯(今译为“马尔萨斯”.——引者注)以来,学者多有提倡“生育制裁”(Birth—Control)之论者,但社会习于成见,往往认此事为不道德.实则与其生而不能养,与其生而杀之以贫病,何如预为制裁而不生理之为愈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