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的正犯概念与二元犯罪参与体系批判

从规范论的角度看,正犯与共犯犯罪性质当属相同。在犯罪参与的场合,应当从规范论而非存在论角度把握构成要件及其实现。在限制正犯概念与二元犯罪参与体系下,为弥补刑罚处罚漏洞、较好地实现罪刑相当,正犯概念不得不趋于实质化,并呈现'肥大化'现象。在正犯概念实质化过程中,在间接正犯与共同正犯的延长线上衍生出诸多非典型正犯类型,正犯的外延不再是'限缩'而是'扩张'的。在犯罪参与场合,直接行为人与间接行为人之间存在事实上的依赖关系,但事实上的依赖并非规范上的从属。参与犯的不法判断应坚持个别的、独立的立场与方法。考虑到我国刑法有关共同犯罪的规定明显不同于德、日区分制立法,以单一正犯概念与统一正犯体系为指导展开我国犯罪参与理论的研究不失为妥当之举。

论过失犯的正犯概念

大型火灾事故中故意犯背后的过失参与者结果归责问题引发了理论探讨，经历了条件说限定之不能、扩张正犯概念及惹起说的体系难题以及二元正犯概念的困境之后．成为过失犯应采取何种正犯概念的问题。在过失犯统一的正犯概念与限制的正犯概念的对立中，应采取限制的正犯概念，以不同的行为规范为区分过失正犯与共犯的标准．并以是否具备自我答责性之下的因果经过支配可能性来具体判断过失犯的正犯性。而不具有正犯性的过失共犯则不具备刑法上的可罚性．

共犯的举止规范

我国共同犯罪的实定法规定并未给独立的共犯举止规范说设置任何障碍。我国《刑法》第25条以下的共同犯罪规定既是制裁规范,又是举止规范层面的规定。共犯不仅在制裁规范的层面区别于正犯,还在举止规范的层面区别于正犯。正犯与共犯在举止规范层面的区分可以作为区分制犯罪参与体系的论证依据之一。在举止规范层面,应以行为而非结果作为其规范构造的基准点。限制正犯概念的立场正是以这种"行为禁止"的举止规范构造作为基础,进而对犯罪参与体系的选择以及共犯教义学的具体问题产生影响。其中,独立的共犯举止规范说还能论证共犯的独立不法,共犯的处罚根据一方面来自共犯独立的行为不法,另一方面则来自从属于正犯的结果不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