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解释方法与人权保障的实现——从类推解释、扩张解释、限制解释谈起

无论是刑法类推解释、扩张解释还是限制解释,都不是在刑法规定的字面意义上所进行的解释,不能保障国民的预测可能性,因而均应当区分为有利于行为人的类推解释、扩张解释、限制解释和不利于行为人的类推解释、扩张解释、限制解释。前者有利于人权保障,应当允许;而后者不利于人权保障,应当禁止。

单位对科技成果法定范围、权属主体的限制解释

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容易扩张科技成果认定权,对单位科技成果的范围、权属主体作出扩张解释。单位的扩张解释态度,有其政策与法律依据,但是,过度扩张解释容易导致科技成果虚报和科技成果造假,从而挫伤研发者的科研积极性和创造性。实务操作中,科研单位科技管理部门对科技成果的认定,既应当受到不允许类推解释的限制,又应当受到同行专家审查的限制。在职务科技成果认定中,应当对《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第2条所规定的任务标准、资源标准进行限制解释,合理限缩职务科技成果认定范围。

税收规范性文件对税收上位法的扩充和限制解释现象探讨

税法的解释有立法解释、行政解释和司法解释三种。在我国,税法解释以行政解释为主体,并且主要为国家税务总局和财政部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进行解释。文章针对几个主要税种例述了国务院财税部门对税法的许多扩充性解释和限制性解释,指出其解释与对应上位法的矛盾和抵触之处,并分析了这种现象存在的原因和弊端,然后提出了减少税收行政解释的弊端的方法。

职务侵占罪行为客体限制解释研究

理论界与实务界均认为,职务侵占罪既包括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私吞自己保管的本单位财物,又包括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窃取、骗取本单位财物,但是这种观点难以做到罪刑相适应,也不利于保护法益。应当对"本单位财物"进行限制解释,将其限制为个人管理、占有的财物,对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窃取、骗取本单位财物的,应以盗窃罪或诈骗罪论处,如此方才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也能使刑法条文相协调。

刑法限制解释之适用

为解决刑法限制解释适用不当问题,司法人员要将文义解释作为限制解释的起点,在进行文义解释后仍不能达到目的的,再有选择地进行限制解释;要从宏观上把握刑法限制解释的原则,限制解释的原则包括合法性原则和合理性原则;每一个法律解释者都应该把握好刑法限制解释的限度,即"规范目的说";必须坚决反对和严惩对限制解释的滥用行为.

职务侵占罪行为客体限制解释研究

现阶段,社会不断发展,法律社会建设水平不断提高,因此使用法律监督和管理社会发展各项事务,有利于法治社会的建成。根据理论界以及实务界的概念分析,职务侵占罪的意义显示为使用职务便利,私吞保管本单位的财物,并且利用职务便利实施窃取或者是骗取本单位财物。这一观点在短时间内的成效较好,但是仔细分析,很难与罪刑实现融合,并且不利于权益保护。针对这一问题,需要针对本单位财物这一概念进行限制性解释,细分为个人管理、占有财务限制,使用职务上的便利进行窃取或者是骗取本单位财物的,需要按照盗窃罪或者是诈骗罪处理,以此符合相适应原则,促进刑法相关条文的协调性。

论抢劫罪情节加重犯的认定与刑法限制解释方法的运用

我国1997年修订的《刑法》第263条明确规定了抢劫罪的8种加重处罚情节，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准确理解、掌握抢劫罪情节加重犯的立法旨趣及认定方法。迄今存在不同认识，并已明显影响到同类案件的量刑平衡。为此．本文拟从刑法适用的一般思路与刑法解释方法层面，对抢劫罪情节加重犯认定中的若干争议问题作些探讨。

保险合同条款解释中有利解释规则的适用与限制

保险行业形成和发展初期,当事人订立简单的保险合同,双方的缔约能力相差并不悬殊,对于保险合同条款内容的理解差别不大。然而,保险行业发展至今,保险合同日益专业化、格式化,逐利思想使保险人事先拟订保险合同条款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益。而保险人经济实力的增长、专业知识的积累等方面的因素使其综合缔约能力远远超过投保人,在此情形下,双方订立的保险合同之中必然隐含相当程度的不公平性。有利解释规则就是针对保险交易中不公平性,在长期的保险活动中利益平衡的结果,通过作出对投保人有利的解释的方式对保险交易中的处于弱势地位一方进行倾斜性保护。但是,有利解释规则的适用需要满足相应的条件,这些条件既是有利解释规则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该规则的适用。

论诽谤罪成立之宪法限制

诽谤罪是侵犯名誉权的犯罪,其基本行为方式就是以书面或者口头的形式表达一定的言论,因此诽谤罪的刑法适用必然对作为宪法权利的言论自由权形成一定的限制。同时,言论自由权对于公共权力之监督和民主政治之正常运作具有重要意义,为保障其充分实现,必须对诽谤罪的成立进行合理限制。这种限制是在引入宪法规范和理念的基础上通过对犯罪构成要件作限制解释来实现的。

《海洋法公约》强制程序任择性例外声明的解释问题——以中菲南海争端为例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98条第1款规定了强制争端解决程序的任择性例外。一国可作出声明,对某些类型的争端排除强制程序的适用。对于南海争端,菲有意设计主张的争端类型,试图限制性解释中国的任择性例外声明。任择性例外应以自然方式并结合上下文及条约宗旨、目的,充分、全面考虑当时的所有情况,并以与声明方所追求的效果相一致的方式来解释。菲的请求分别属于中国任择性例外声明中的"历史性权利"、"海洋划界"及必然涉及领土主权归属问题的"混合型"争端,均不应适用强制程序。

论格式条款的解释

认定格式条款无效仍属合同解释的范畴。即使格式条款属于免责条款,只要依法提请相对人注意,则不因其为免责条款而归于无效。格式条款为当事人一方制定的,其内容未经过单个、具体协商,具有为交易上的制度或规范的性质,故对之应采用客观解释的原则,且以该条款所预定适用的特定或不特定的消费者或顾客圈的平均而合理的理解能力为基准。对于具有同一属性的可能缔约人,保持解释的统一性。在解释格式条款时,不考虑专业语言的特别含义。在格式条款中某个或某些对消费者不利的条款与任意性法律规范不一致时,应对其进行限制的解释,即作有利于顾客的解释。合同的某些条款之间互相对立矛盾时,应将它们都视为有效,且在其共通范围内,尽可能使之调和。个别商议条款优先于格式条款。在格式条款约定沉默具有表示的意义时,格式条款的使用人应当再次向相对人提请注意。

中国古代立法解释探析

中国古代的立法解释与法律相伴而生 ,并在法律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解释主体实际上是最高统治者———皇帝。由于中国古代立法解释技术的日臻成熟 ,解释的方法亦多种多样。

也谈立法解释的生效时间──与钱业弘、赵永红二同志商榷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村民组织成员主体地位的解释，属于限制解释，其生效时间应遵循刑法典确定的从旧兼从轻基本 原则。只有如此，方能体现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

我国刑法自首成立条件的规定及相关司法解释之探讨

旧刑法规范下的旧司法解释关于自首成立条件的规定,坚持的是三项条件说,着眼于自首者的悔罪表现;新刑法关于自首成立条件的规定采取的是二项条件说,着眼于自首制度的功利考量。新司法解释对新刑法规定的一般自首和余罪自首成立条件作了限制性解释,缩小了自首的适用范围。

过度管辖之存废与中国立场——以限缩解释方法为进路

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特殊管辖规则体系发展成为处理跨国纠纷的主力,过度管辖日益被边缘化。各种国际协调机制直接或间接地排除过度管辖;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的实践也不同程度地否定过度管辖,但过度管辖并未走向终结,国际协调机制很难完全排除过度管辖。过度管辖仍然需要承担充当兜底条款、孕育具体单边国际管辖规则、确保特殊管辖连结点的解释处于合理范围等现实功能。因此,废除过度管辖的时机远未成熟,当务之急是调和其必要性与不合理性之间的矛盾。相较立法限制,司法调控更为可取。常用的司法调控方法包括通过体系解释,将过度管辖的适用顺位置于最末;对原告资格、管辖连结点、案件与法院地联系进行限制性解释;通过非方便法院原则个案裁量。我国司法实践对过度管辖的滥用并不严重,但存在误用现象,未来应在适用顺位上明确将其作为兜底规则,并限定原告资格,就其正当性加强裁判说理。

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解释

法律的解释就是阐明法律规范的含义和目的,帮助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民确切地理解法律规范的内容即体现在法律规范中的统治阶级的意志,从而保证法律规范的准确实施,以求收到立法者所预期的实际效果。法律的解释之所以必要,首先是因为法律条文的规定比较原则,它所反映的是社会生活中典型的,一般的特征,具有深刻的立法意图。而在实施法律规范的过程中,遇到的却是一些具体的事实和关系,它们所具有的特点往往不是丝毫不差地与法律规定相符合。为了使法律规范的本意与具体实际情况相结合,就必须对法律规范作正确的解释。其次,在我国,共产党制定的政策是法律的灵魂,对法律的实施起着指导作用。法律比较稳定。

保险条款解释论(下)

三、保险条款解释的方法我国保险学术界较为一致的观点认为保险条款解释原则和方法有:(1)文字解释;(2)意图解释;(3)解释有利于非起草人。实质(3)应属保险条款解释的原则,(1)、(2)为保险条款解释方法。笔者经对中外有关保险条款解释的各种观点研究后认为保险条款解释方法应分为:(1)文义解释;(2)论理解释(包括体系解释,扩张解释,限制解释,当然解释);(3)比较解释;(4)历史解释。1、文义解释方法。文义解释,又称语义解释,指按照保险条款用语文义及通常使用方式阐释条款意义内容。保险条款系由文字词句所构成,欲确定条款的意义,须先鉴别其所用词句,确定其词句之意义。因此,保险条款解释必先经由文义解释,且所作解释不可超越可能的文义,否则即超越条款范围而行另制订新条款。众所周知,保险责任一般采列举式,超越保险责任条款范围无异于为被保险人提供免费保险,此举有悖于保险合同的双务原则。解释条款应尊重条款文义,方能维护条款的严肃性。为文义解释时一般须按词句通常意义解释。

刑民分界视野下变相经济犯罪行为的构造与认定

为了提升刑法的适应性,充分保护法益,避免刑事处罚的漏洞,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都肯定变相经济犯罪行为。但变相行为的含义和边界存在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变相经济犯罪行为认定的不当,将引起罪刑法定原则适用的疑问,以及刑民分界的不清和混淆。为了确保刑事处罚范围的妥当性,变相经济犯罪行为的认定应注意合理使用刑法解释方法,只有实质上符合规范保护目的,与本相行为具有等价值时,变相犯罪行为才有肯定的空间。肯定变相经济犯罪行为还应遵循法秩序统一原理,不能超越罪刑法定原则。

合同诈骗罪行为类型的边缘问题

成立合同诈骗罪以行为符合普通诈骗罪的构造为前提;冒用他人蚂蚁花呗的行为虽然触犯了合同诈骗罪,但由于被害人属于金融机构,应认定为贷款诈骗罪;对"以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应进行扩大解释,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的,将所有权、使用权不明或者有争议的财产作担保的,将依法被查封、扣押、监管的财产作担保的,都属于以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欺骗担保人为自己提供担保再对他人实施(合同)诈骗的行为,成立数罪,但可以作为牵连犯从一重罪处罚;对"没有实际履行能力"应扩大解释为包括不具有履行合同的想法的情形;"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是掩盖行为人没有履行合同的想法的欺骗手段,而非表明违法性减少的要素;"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不是完整的独立行为类型,需要结合《刑法》第224条的项前规定以及诈骗罪的构造加以理解和适用;"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的兜底规定并非不明确规定,也非扩张性规定,不需要进行限制解释。

论抢劫罪情节加重犯的认定思路与方法

遵循罪刑相当原则和同类解释规则,应当对抢劫罪情节加重犯法条进行限制或缩小解释,从严掌握其认定范围和条件,并以符合刑法适用的实质合理性标准为依归。据此,文章结合抢劫罪情节加重犯认定中的具体争议问题,着重从解释方法层面,对于限制解释方法的适用条件、标准,以及入户抢劫、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和多次抢劫的准确认定问题,进行比较深入地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