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限制解雇原则下的劳动关系双方利益平衡

我国的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对于解雇保护采取法定事由说,而劳动部此前的执法解释又压缩了"劳动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的语义空间,这就使得劳动法中的倾斜保护思想偏向于极端,对用人单位过于苛刻。同时第四十八条对违法解雇情况下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权利做了较为刚性的保护,使得劳动合同单方解除制度进一步失衡。长期看应当建立一套以"正当事由说"为基础的解雇限制制度;短期则可以通过加强司法解释以及赋予司法部门更多自由裁量权的方式消除立法不科学的消极后果。

雇佣自由与限制解雇之协调——现代劳动制度构建的应然选择

雇佣自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由企业制度的内在体现,限制解雇则是实质平等目标下为维护弱者利益而做出的合理安排。作为从不同理论基点出发的制度体系,二者具有各自独特的价值功能,不能过分强调其中的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应努力做好雇佣自由与限制解雇之间的协调,从而把保护劳动者利益和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有机统一起来。

论经济性裁员中的解雇权限制

我国经济性裁员存在司法审查标准不一、政府违法管制、国企裁员政策化的问题。从国际比较与法律实施两个维度分析,我国经济性裁员中的解雇权限制,过于严格与过于宽松并存。抑制企业违法裁员,激励企业不裁员、少裁员,司法机关对企业行使解雇权的审查应秉持宽严适度的理念,在合法性的前提下充分尊重劳资自治。行政机关在经济性裁员中应充当监管者与有限参与者的角色,尊重企业的用工自主权,参与大规模裁员的劳资协商。国企裁员应法律化,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立法机关应改革与完善经济性裁员法律制度,使之更加公平与合理。

我国解雇权限制的历史变迁及其启示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解雇权的限制经历了"非常严格——相对宽松——更加宽松——相对严格"的历史演变。我国解雇权限制变迁背后有着深刻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原因,其中经济制度的变革是主要动因。历史经验教训表明,我国解雇权限制的改革应立足中国国情,合理平衡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

我国过错解雇限制程序的不足及其完善——以司法判决为切入点

解雇程序作为解雇保护制度中的重要一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国个别劳动法的未来走向。在过错解雇制度中,虽存在可归责于劳动者的情形,但并非意味着雇主无需履行程序性义务。相较于过错解雇的实体性限制而言,我国劳动法对过错解雇的程序性限制规定较少且模糊。这不仅导致过错解雇程序在适用层面的错位与分歧,也不利于解雇保护制度的体系化发展。在借鉴产业发达国家制度经验的基础之上,未来我国过错解雇限制程序的完善,应赋予劳动者陈述申辩的权利、强化工会的维权职能、明确用人单位违反程序性要件的法律责任,并平衡过错解雇实体和程序要件。

严格与宽松:我国解雇保护模式之选择

解雇保护模式的选择,关涉劳资权益的衡平与劳动力市场的和谐,既为劳动法研究的重要议题,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也深具时代意义。美国、德国无疑是解雇自由与解雇限制的典型代表,可作为我国解雇保护模式参照之选项。基于我国劳动关系现状、劳动法制、文化传统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因素的考量,选择德国模式为我国立法之参照更合国情。德国模式面临的若干诘难,并不能成为我们弃用的理由。

论雇员不能胜任工作的解雇规则

我国《劳动合同法》第40条继续设定了雇主因雇员不能胜任工作而有权单方预告解除劳动合同的裁量性解雇规则,这是雇主对经培训或调岗仍不能胜任工作的雇员所能采取的终极措施,同时附随着预通知或支付代通知金的前置性义务。能否胜任工作是判断雇员有否适当履行劳动给付义务的基本准则,是雇主作出录用、试用期满经同意转正、继续雇用等决定的主要依据。域外劳动法中,雇主行使解雇权应当具备正当理由;就雇员不能胜任工作这一与其自身状况相关联的事由而言,雇主享有预告解雇权。如雇员的工作业绩达不到岗位任务目标或未能恪守忠实勤勉义务的,可以认定其不能胜任工作,经挽救仍不能适当履行劳动给付义务的,雇主就可以作出解雇决定,以均衡保护雇主和雇员的合法权益。

海峡两岸解雇制度比较研究

解雇制度对劳动者的就业权构成直接影响,法律对解雇权行使进行了必要的禁止和限制。承认并看重解雇权对劳动者工作和生活构成重大影响是两岸学者的共识。对劳动者提供解雇保护在两岸法律中既有相通性,也有各自的特点。解雇保护的预告期与补偿金制度是两岸都采用的,却各有自己的特色。追究雇主非法解雇的法律责任在解雇保护中具有重要意义。

大陆与台湾地区解雇制度比较研究

解雇权的行使关系到劳动者生存权与发展权能否实现。比较分析大陆和台湾地区解雇制度的差异性,为劳动者生存权与用人单位用工自由权冲突的调和提供新的方式,以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我国群体失业风险管制政策的再就业功能分析

群体失业是我国突发群体事件的主要风险源之一,也是我国社会转型期社会风险的重大隐患,因此,评估我国政府对群体失业的管制政策具有理论和现实价值。中国政府干预群体失业的社会性管制政策主要有三种:群体解雇限制、失业保险制度和促进就业政策,这些工具尽管具有部分保障作用,但是由于内容的缺陷、方式单一、操作性不足、整体衔接性不够等原因致使促进就业的成效甚微,为此,需要作相应改进,完善政策,整合工具,确立多元治理的失业风险分担的管理模式。

从“末位淘汰”看解雇语境下的“不能胜任”——以“指导案例18号”为背景

"指导案例18号"从"末位淘汰"这一焦点问题切入解雇语境,直言不应以"末位"等级定义"不能胜任",更不能单纯以"末位"为由作出解雇决定,乃是立足于立法之上的薄弱环节,及时加以补强。然补强之时,或因学说准备尚且不足,整个论述总难免停留于问题的表面,对于"末位"与"不能胜任"之间的具体关系,始终未予厘清,其指导性价值亦难免因此而受限。要突破这一限制,就必须从根源入手,深入挖掘解雇语境下胜任能力评价所应秉持的衡量标准、考察维度及其证明之法,并以坚实的理论支撑,继续探索判旨背后的未尽事宜,探索"末位淘汰"之制的真正出路。

我国解雇程序之检讨及完善

产业民主之下解雇权的行使非企业单方面可为之,需要履行特定的程序和步骤,以限制解雇权的滥用,保证企业职工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但我国解雇权行使的程序性限制存在诸多不足,具体表现在过错解雇之下程序性规定匮乏、非过错解雇之下预告期和通知程序设计过于简陋以及在裁员过程中缺乏协商程序等三个方面。为此,可以借鉴产业民主国家的有关经验和做法,在中国的劳动法语境之下,应增加过错解雇中的程序性限制,完善非过错解雇中的预告期和通知制度,并强化企业裁员中集体协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