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利益限制基本权利的逻辑

以公共利益作为基本权利的限制是各国宪法之通例 ,“公共利益”和“法律保留”分别构成了限制基本权利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对于公共利益和基本权利的关系 ,有两种不同的理解 ,即“外在限制说”和“内在限制说”。“内在限制说”的危险性较之“外在限制说”为小 ,但其可能提供的权利保障范围也小于“外在限制说”。而且 ,“内在限制说”有着为严谨的法学学理所不能容纳的逻辑问题。故而 ,可以采纳的学说仍然是“外在限制说” ,但是必须通过确定一定理念与规则去消除其危险性 ,也就是对“公共利益”作出严格的限制 ,对“权利的限制”进行限制。

限制从属性说的再提倡——以对最小从属性说的批判为重心

夸张从属性说强调因正犯身份而进行的刑罚加减对不具有该身份之共犯处罚具有连带作用,严格说来这并非要素从属性说的内容。主张共犯的成立要求正犯具有责任的极端从属性说,不仅违反责任个别原则,而且对正犯进行了不当定位,从而不当地扩大了间接正犯的范围。在要素从属性说上,基于以下几点理由反对最小从属性说而支持限制从属性说:(1)教唆或者帮助他人实施合法行为的,不能被评价为共犯;(2)主张共犯可以例外地阻却违法(共犯违法的相对性),本质上是承认共犯的成立以正犯行为具有违法性为前提,这正是限制从属性说的应有之义;(3)坚持行为共同说,并非仅仅要求构成要件行为的共同,而是违法行为的共同,这实际上也是对最小从属性说的否定。坚持限制从属性说,未必要求“一对多”场合下的各个正犯的行为均达到值得处罚的违法程度。

法人目的事业限制性质考察

法人目的事业限制性质有四种学说,它们都无法打破法人目的外行为无效原则。法人目的外行为无效原则是法律规定的一项基本原则,它决定了法人目的事业限制性质。

关于法人目的限制性质之探讨

法人目的对法人活动构成的限制，即法人目的限制。法人目的限制的性质决定着法人目的的外行为的效力如何。本文首先简要地对外国法人目的限制性质作一研究，然后再探讨我国的法人目的限制性质，并认为，在当前我国法人目的性质应采代表权限制说。

最小从属性说与极端从属性说批判——兼质疑王昭武先生倡导的最小从属性说

限制从属性说是德国、日本的通说。我国通说主张极端从属性说,但极端从属说会带来适用上的诸多不合理。有学者倡导最小从属性说,但最小从属性说根本不能明确共犯的处罚范围,故不宜提倡。国内虽没有学者明确主张一般违法从属性说,但在教唆自杀、教唆本犯等问题的处理上有所体现;一般违法从属性说根本无视构成要件的定型性,故不宜提倡。我国改采限制从属性说并不存在实定法上的障碍,我们应提倡限制从属性说。

承继帮助犯理论诸说辨正

责任共犯论或不法共犯论的处罚根据无法为解决承继帮助犯问题提供理论根基,因果共犯论能够为解决承继帮助犯问题提供理论前提。在因果共犯论下,承继帮助犯中不可能承继介入前正犯行为已经造成的任何结果,即“犯罪行为的一部分不可能回溯地归属”,而只能与介入后的正犯行为探讨是否成立帮助关系。基于评价角度的不同,正犯行为具有相对性,承继帮助犯所介入的正犯行为需要从帮助犯的视角进行规范性再评价,而并非一味强调正犯行为的决定性。因此,全面否定说和限制否定说(一般情形)则是解决承继帮助犯归责问题的适正学说。

承继共犯的刑事责任认定探究——基于我国刑法共同犯罪规定之展开

对于承继共犯的探讨没有必要完全以日本刑法为参照,拘泥于如何认定承继的共同正犯.从我国刑法的规定出发,坚持因果共犯论的立场,只要后参与人事中介入尚未完结的共同犯罪之因果流程,对最终的法益侵害结果具有因果贡献,根据综合考察其在共同犯罪中实质作用的大小,能够妥当认定其成立承继的主犯或从犯.对于在介入之前已经由先行者所导致的后果应当排除出承继共犯的归责范围.在承继共犯的主观要件上,积极利用意思能够为后参与人的明知与共同的行为意思所包含,没有特别强调的必要.

中国语境下罪量独立的新限制从属性说之提倡

根据我国“立法定性+定量”的犯罪化模式,构成要件包括行为类型和罪量标准,分别对应定性违法性和定量违法性;而在共同犯罪中,正犯与共犯的连接基础仅限于不法类型而不包括不法程度,共犯的罪量具有独立性。因而,共犯从属性仅指行为类型和定性违法性的从属,我国语境下的限制从属性说也应修正为:只有当正犯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类型并具有定性违法性时,共犯才能成立,之后再依照其自身罪量程度及罪量标准进行定量判断,此即“罪量独立的新限制从属性说”。据此,既肯定无正犯的共犯,又肯定无共犯的正犯,但二者的成立范围有所不同。基于新限制从属性说,可以澄清学界对所谓共犯正犯化立法的误读,将共犯形态立法还原为共犯形态本身为正犯行为、共犯型预备行为实行化及共犯行为的罪量差异化三种类型,进而解决立法和司法层面的疑难问题。

防卫过当司法判定的反思与纠偏路径探析一一基于117份判决书的实证分析

我国司法实践中防卫过当的认定思路具有不合理性,主要表现为唯结果论和单纯法益衡量理念支配司法判定。该现状源生于防卫过当的判定思路:纯粹以双方持械方式及损伤后果认定防卫过当,这种判断思路在具体分析论证中错误地以一体说解读防卫限度。正确的判定路径应以二分说为指导,先判断防卫行为,再判断防卫结果。同时,以“限制的必需说”为理论基础对防卫行为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进行第一阶层判定;以损害结果是否达到重伤死亡的程度来进行第二阶层判定。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司法限缩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作为一个刑法新型罪名,在长期休眠状态后,随着断卡行动的推出呈现出“井喷”式增长的样态。其中最为显著的便是“两卡”类帮信罪,在实践操作中大有沦为“口袋罪”的趋势。本罪的司法适用在主观上中存在“明知”认定过于宽松等问题,客观上存在忽视共犯从属性要求、虚置“情节严重”等问题。从本罪的构成要件入手,分析本罪的司法限缩路径,规范本罪在司法中的适用,充分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限缩本罪的定罪处罚,宽严并用,科学量刑,有助于避免刑法对新兴技术的过度规制给公众的日常生活造成负面影响。

论相邻关系的定义与本质

相邻关系是以相邻不动产为媒介而发生的社会关系和法律关系。相邻权是法定相邻关系的内容要素之一,它与相邻关系因各具独特的内涵而界限清晰。相邻关系与地役权也不是同一位阶的概念,学界所述二者的区别,实际上是德国分别立法模式下法定相邻权与意定地役权之区别。对于相邻关系的本质认识,法定地役权说、所有权扩张与限制说各持一端,均有不足之处,而采取所有权权能变更说较为妥当。

公司超越经营范围行为效力的认定

公司超越经营范围行为的效力问题一直是公司法理论和实践中争议较大的问题,但修订后的公司法对此问题并没有给予过多的关注,也没有予以制度创新。因此,这一问题仍然是公司法领域颇有争议的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对其作进一步的探讨依然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著作人身权不可流转之证成及理论重构

随着著作权产业的发展和大数据贸易时代的到来,著作人身权流转的司法案例和社会现象频频发生,学术界开始为该权利的可流转性寻求理论上的支撑。然而,在传统民法理论中,人身权一直被视为民事主体所不可或缺的部分,针对该权利的流转行为也一向被法律所禁止。著作人身权虽不完全等同于民法上的人身权利,但其作为私权,仍宜将不可流转性作为基本属性。从既有理论缺陷出发,尝试构建著作人身权不可流转理论之框架,既具有现实意义,亦对修订中的《著作权法》草案中有关著作人身权权利行使的制度设计大有裨益。

共犯限制从属性说之提倡——以共犯处罚根据和共犯本质为切入点

共犯的要素从属性是指要成立共犯,正犯行为必须具备犯罪成立要件中的哪些要素。对此问题的回答形成了最极端从属性说、极端从属性说、限制从属性说和最小从属性说等。限制从属性说应予提倡,它与在共犯处罚根据上坚持因果共犯论中的混合惹起说、在共犯本质上坚持构成要件的行为共同说,理论立场是一以贯之的,归结于将共同犯罪理解为违法形态。我国刑法理论通说和司法实务实际上采取了极端从属性说,会陷入无法自圆其说的困境。共犯限制从属性说可以融入我国刑法学。

教唆自杀行为之可罚性新探--限制从属性说与混合惹起说之提倡

关于教唆自杀行为是否具有可罚性,在学界存在肯定说和否定说之间的对立。目前所存的学说由于其自身的缺陷或者与中国目前刑法理论体系不相符合而无法完整地解释教唆自杀的可罚性来源。限制从属性说和混合惹起说能够科学地说明教唆自杀的可罚性。从共犯的从属性和可罚本质说明,在正犯行为不构成犯罪的情况下,共犯行为却具有较正犯更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因此,教唆自杀行为应当独立成罪。

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法律性质探究

在法律性质上,合理使用制度一直被认为是对著作权人权利的限制,但这种情况不仅在法律理论上缺乏充足的依据,在司法实践中也难以适应技术的发展。而权利限制说与侵权抗辩说都存在缺陷与不足,不能澄清合理使用制度的法律性质。版权法是政策性目标很强的法,实现该法目标的重点在于使用而不是权利保护,因此,以使用为中心的使用者集体权利说作为合理使用制度的理论基础比较合适,其能够应对今后技术发展的挑战。

共犯的限制从属性说之坚持——以共犯违法相对性的扩张为视角

承认共犯违法的相对性对要素从属性中限制从属性说的通说地位形成了挑战。限制从属性说贯彻了共犯论"违法是连带的,责任是个别的"这一基本命题,但是在正犯具有违法阻却事由,共犯不具有违法阻却事由或者共犯具有违法阻却事由,正犯不具有违法阻却事由的实际问题解决上存在困境。站在规范论的立场上,共犯违法的本质是对其自身行为规范的违反,由于行为规范中也包括了结果的内容,因此,共犯违法的相对性包括人的违法与物的违法两方面内容。共犯的违法性是由自身要素决定的固有违法与起到消极限制作用的正犯违法共同构成的,在此意义上,限制从属性说仍然应当得到坚持。

中立帮助行为刑事处罚之边界

观中立帮助行为刑事处罚有关理论之发展脉络,其趋势大致可以概括为从全面处罚到限制处罚。但对中立帮助行为进行刑事处罚时,最重要的问题则是依据何种理论才能对中立帮助行为进行合理地限制,以契合限制处罚的发展趋势。现有理论中客观限制说并不能恰当地限制处罚范围,因此限制中立帮助行为处罚范围的关键在于主观限制说。但传统的主观限制说亦未明确中立帮助行为刑事处罚边界的问题,而建立在对中立帮助行为进行实质性解释基础上的主观限制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能够恰当地限制中立帮助犯的刑事处罚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