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豁免主义和限制豁免主义的比较分析

针对国际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即国家豁免原则 ,在二战后出现的两种对立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比较分析 ,从不同的角度具体阐述了绝对豁免主义、限制豁免主义的合理性因素及其不足之处 ,提出了解决绝对豁免主义和限制豁免主义分歧的办法和途径 .

从绝对豁免转向限制豁免之原因分析

国家管辖豁免制度形成之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经历了从绝对豁免立场向限制豁免立场的转变。这种转变既有政治经济上的需要,也有法理上的支持,是客观的,也是必然的。

中国——绝对与限制之间——立足中国视角的国家豁免问题思考

对于有着悠久历史的国际法原则———国家豁免,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会有着完全不同的立场。本文将立足国家豁免问题在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结合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从中国的立场出发,去探讨中国应该采取怎样的国家豁免策略,以一种既有原则又不失灵活的谨慎方式解决所遇到的复杂问题。

浅析中国《外国国家豁免法》中对等原则的准确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国家豁免法》(以下简称“外国国家豁免法”)第二十一条当中规定,外国给予中国及其财产的豁免待遇低于本法规定的,中国实行对等原则。基于该法对等原则和具体规定,如何结合实践细化规则和机制,是现阶段需要考虑的问题。通过比较法明确国家豁免语境下对等原则的内涵,并分析对等原则在国家豁免方面的意义,针对对等原则适用问题展开讨论,准确适用对等原则需与民诉法衔接,由外交部决定在个案中启用对等原则。

绝对豁免主义和限制豁免主义的比较分析

本文拟通过对两种主张进行比较分析,以期有更协调的方式来解决我国和他国及私人之间的厉害冲突,最大限度的保护我国国家及财产利益。

从绝对豁免到限制豁免及我国的应对策略——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及另五人诉FG HEMISPHERE ASSOCIATES LLC”一案的反思

中国内地坚持国家绝对豁免,至今没有受理过以一国为被告的案件。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审理"刚果民主共和国及另五人诉FG HEMISPHERE ASSOCIATES LLC"一案引发了对我国在国家豁免制度立场的思考。国家及其财产豁免是一项久已确立的国际法原则,随着国际经济交往的日益密切,它从绝对豁免主义走向限制豁免主义,虽然我国在特定情况下采取了灵活处理的方式,但这还不足够,应从国家利益出发,长期来看应制定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法,短期则应根据个案事先做好法律评估,事后积极应诉。

论美国反垄断法的豁免制度及其适用限制

作为美国的“经济宪法” ,反垄断法原则上适用于所有的经济领域与经营活动。但由于种种原因 ,国会和联邦最高法院在谢尔曼法通过以后 ,逐渐缩小了反垄断法的司法管辖 ,对工会组织、农业合作组织、职业体育运动、保险业与对外贸易领域等方面实施反垄断豁免 ,从而建立了反垄断法的豁免制度 ,同时对反垄断的豁免适用也作了诸多的限制。

国际组织限制豁免的理论探析与实践立场

国际组织的主体资格在经历了从无到有的纷争之后被确立。职能必要说在为其法律人格提供合理依据的同时,亦被用以解读国际组织是否应当享有豁免。国际组织兴起初期受主要国际公约的影响,为确保国际组织的独立性,多数国家更倾向给予国际组织较大程度的豁免。然而时移事易,人权保护水平不断提高的当今社会,国际组织在相应历史条件下被赋予的绝对豁免所具有的正当性逐渐减弱。限制国际组织的豁免作为另一种可能,将在对国际组织进行有效追责及人权保护水平提升上发挥积极作用。限制国际组织的豁免虽并未成为国际惯例,但其所具有的合理性不容忽视。中国应考虑将限制豁免运用到处理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中来。

在华跨国农业生物技术公司垄断风险之防控:从豁免走向限制性豁免

知识经济条件下农业产业正经历着由经验向科学的转型,现代科学技术与现代工业提供的生产资料与科学管理方法在农业产业中的广泛应用,缔造了崭新的现代农业。与之相适应,跨国农业生物技术公司利用技术、资本、品牌、管理等优势,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张自己对农业产业的控制与垄断能力,给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产业带来了一定的垄断风险。而传统反垄断法农业豁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为跨国农业生物技术公司的垄断提供不当"保护",非但不能很好地实现农业豁免制度的立法目的,而且会严重损害农业产业的健康发展。为应对这一新挑战,反垄断法农业豁免制度亟需变革。就我国而言,针对目前立法所规定的豁免制度之缺陷,乘《反垄断法》启动修改之东风,实现从豁免制度向限制性豁免制度的转型,正是对这种变革需求的积极回应。通过完善立法,在我国确立以主体豁免限制、经营领域豁免限制及经营行为豁免限制为主要内容的"限制性豁免"制度,是有效防控在华跨国农业生物技术公司垄断风险的重要对策。

论个人破产中豁免财产的构成与限制

个人破产制度在实现债权和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同时,应当为"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提供救济,保障债务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鼓励其重新开始。而豁免财产制度是生存权和发展权在个人破产法中的具体化和法律确认。但如何划定豁免财产的范围及其构成,是豁免财产制度的核心和难点。因为在债务人的财产上存在着相互竞争的利益且此消彼长。一方面要保障债务人基于"人"的权利,但另一方面必须保护债权人的财产权利,以平衡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同时保护交易安全和维护金融信贷市场的信心不被破坏,因此须在立法上对豁免财产的范围进行明确的规定,并予以必要的限制,使豁免财产的范围与对破产人适度保障的立法原则相适应,防止造成债权人利益的过度牺牲,也避免可能对债务人利用破产逃避债务产生不当激励。为此可借鉴有成熟经验的国家的做法,明确可豁免财产的具体构成并详细列举可豁免财产的种类(清单),同时对各类豁免财产在价值、类型、用途、债务人对财产的需求程度等方面予以必要的限制。

证券自律组织民事责任绝对豁免研究——基于美国Weissman案引发的思考

证券自律组织能否因其履行自律监管职责的行为而被诉诸承担民事责任是证券市场的重大制度安排。美国传统司法实践认为自律组织在行使法律赋予的自律监管权力时,应享有民事责任绝对豁免权。但Weissman案的判决体现了法院对自律组织适用绝对豁免理论进行严格解释的倾向,引发了学界的激烈争论。赋予自律组织绝对豁免权的基础仍存在,但应当做出必要的改革。应通过立法进一步明确自律组织自律监管权力的范围,合理规范其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并排除故意行为受豁免保护,以相对豁免原则代替绝对豁免理论。

评议美国证券交易所民事责任的承担——以绝对豁免原则的修正为视角

在美国,随着证券交易所公司化改造的进行,交易所的监管职能逐渐弱化,继续无条件给予其民事责任绝对豁免权,交易所可能会为了自身的商业利益而采取过度冒险的行为。因此,在绝对豁免原则沿用数十年后,法院以Wessiman案为契机,通过商业例外的引入,对相关原则与制度进行了修正。但是法院在区分监管行为与商业行为过程中,片面考察行为性质而忽略交易所的主观动机,存在明显不足。为此,可以尝试借鉴国际法中"以性质为主,以目的为辅"的判断标准,借由举证责任转移机制,在考察行为性质的同时,分析交易所行为的目的,综合考虑是否让证券交易所承担民事责任。就我国而言,照搬引进民事责任豁免尚不合时宜,但赋予证券交易所民事责任豁免权的基础仍存在,推动涉交易所诉讼由限制起诉向限制责任转变,引入民事责任相对豁免制度,合理界分交易所民事责任的承担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论国家绝对豁免原则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适用——以美国FG公司诉刚果案二审判决为视角

如何确保香港法院在基本法的框架内履行其权能,一直被视为维护"一国两制"原则的重要课题。香港高等法院关于美国FG公司诉刚果案的判决,引发了再度审视香港独立司法权的范围及属性问题。法院在该案涉及的国家豁免问题上适用了限制豁免原则,这与中国政府所一贯坚持与倡导的绝对豁免原则大相径庭。笔者认为,本案判决明显违反了基本法第13(1)条和第19条规定。即使中国在将来有可能适用限制豁免原则,但该立法权属中央政府的专属权力。

刑事辩护律师豁免权及其合理限制

辩护制度是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刑事诉讼所追求的程序正义价值目标能否达到。辩护律师在保障人权,实现司法公正的同时,也承忍了巨大的风险。而辩护律师豁免权则能够使辩护律师免受不当法律责任的困扰,并因此切实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尽职尽责。为了避免辩护律师滥用其豁免权,危害诉讼秩序和司法秩序,对辩护律师豁免权也应当进行合理限制。

对外关系法中的国家豁免问题研究

国家豁免问题是对外关系法的重要方面。《对外关系法》第36条对国家豁免在内的各种豁免问题做出了原则规定、提供了法律指引。《外国国家豁免法(草案)》对国家豁免问题做出了全面规定。该草案适应时代变化,体现了限制豁免论,旨在在尊重外国国家主权的同时,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外国国家豁免法(草案)》所规定的外国国家豁免制度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般原则、管辖豁免的例外、执行豁免的例外、特殊诉讼程序问题、外交部门的作用。尽管《对外关系法》和《外国国家豁免法(草案)》比较完整、全面地形成了我国的外国国家豁免制度,但《外国国家豁免法(草案)》未规定国际习惯在国家豁免中的地位和作用,而国家豁免问题的发展与国际习惯的关系密切,这是一个需要得到关注的问题。

论刑事作证义务的免除及其限制--从证言特免权到作证豁免制度的考察

刑事作证义务是指证人、被害人对于国家机关依法查明案件事实、公正处理刑事纠纷所具有的公法上的协助义务。证言特免权是对于证人、被害人刑事作证义务的免除,其立法动因在于保护具有特殊社会价值的私人关系,以及对于反对自我归罪特权的尊重。而作证豁免制度是在反对自我归罪特权得到尊重的前提下,对证言特免权所进行的合理限制,以在一定范围内回复证人、被害人的刑事作证义务。

限制豁免中国家商业行为的判断标准及我国的对策

限制豁免将国家行为分为商业行为和非商业行为,前者不享有豁免而后者享有豁免。单纯采用性质标准或目的标准判断国家行为是否是商业行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兼采性质标准和目的标准的混合标准可以兼顾国家主权利益和外国私人的合法利益,在实践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对我国相关立法和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论国家主权豁免中的限制豁免理论

国家豁免权是几个世纪以来国际法公认的一项原则,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自国家豁免作为一项国际法原则确立以来,就备受各国的关注。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各国对国家豁免原则也有着越来越多的争议。从20世纪30年代起,限制国家豁免权的理论即已兴起,逐渐被很多国家所采纳。

建立非价格纵向限制豁免制度的思考

非价格纵向限制,因其限制竞争效果的不确定性,以及其在促进经济效率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而不属于各国立法关注和调整的重点,且在欧盟和美国的反垄断法律中有着完整的豁免体系。本文从我国具体的经济环境出发,从立法的竞合问题与管辖权角度,对建立和完善非价格纵向限制豁免制度提出了建议。

浅析国家主权限制豁免的理论和实践

国家主权豁免原则基于奥本海国际法中"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的原则形成,并为国际社会所公认。当前,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现代国家与外国自然人或法人之间的跨国经济纠纷增多,为保护私人和法人的利益,国家豁免呈现出由最初的绝对豁免向限制豁免发展的趋势,享有豁免权的国家行为的范围逐渐受到限制。限制豁免的理论依据和其所涉及的国家行为划分标准在国际法学术界还未有定论,但在实践中"国家双重行为论"和"混合标准"已经为大部分国家所接受。为适应国际社会新形势的发展,一些曾主张绝对豁免主义的国家在实践中也慢慢转向限制豁免主义立场。联合国大会2004年通过的《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豁免公约》首次确认了国家及其财产的限制豁免原则,为国家主权豁免的实践提供了一个统一且灵活的标准。本文简要介绍国家主权豁免原则的基本情况,大致阐述限制豁免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并简单探讨各国限制豁免理论的实践和我国对国家主权豁免问题所持有的立场与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