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牌政策及其替代方案的法经济学分析

面对日益严重的交通拥堵和污染,采用限牌政策的城市越来越多。然而,作为一种总量控制措施,限牌一方面会因为新增牌照的发放导致未来某一天城市通行的汽车数量超过最优规模而不具有合目的性,另一方面会因为影响相关市场主体决策、扭曲资源配置而不具有合理性。作为一种基于价格机制的替代方案,征收拥堵费理论上存在治堵作用,但却可能因为价格信号扭曲而导致效率损失;与此相反,在确定道路通行最优规模后构建一个通行权拍卖市场,并搭建相应的权利交易平台,以市场内生的价格来引导稀缺道路资源的配置是理论上最优的治堵选择,且只需在现有汽车牌照拍卖制度上做细节调整,具有可操作性。

购车“限牌令”真的能够治堵吗

中国目前的购车"限牌令"主要通过竞拍模式、摇号模式以及"摇号+竞拍"的混合模式三种类型加以表现。"限牌令"的推行给政府和社会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也付出了政治、经济和社会成本。"限牌令"的实际"治堵"效果不甚理想,未来要破解城市拥堵难题,需要通过制度建构的科学化,实现从行政化调控到半行政化管理,最后到完全市场化模式的"三步走"战略转变。

“限牌令”实施中的政府信用流失及重构

在全国7个城市分别实行的“限牌令”,以其相似的情境、关联的政策以及处理模式的循环性和单向性,严重损害了政府信用。由于政府许诺与践诺偏差致使诺言变谣言、情境与政策剥离造成行动复制性、同体和异体分离导致问责制断层、权力与信息叠加引发信息不对称等因素,致使政府信用流失,需要通过厘清边界、关联结果、发挥效力、践履责任、补偿关怀等路径重构政府信用。

论杭州限牌对汽车企业的影响及销售策略调整

本文分析了杭州限牌政策对车市的影响,其中大多数车企在限牌后都销量大降,尤其二手车和大部分自主品牌汽车,但也有一些高档品牌并未受太大影响。车企随之也调整了营销策略,如积极促成有车牌客户成交、视需要给客户上外地牌照、对竞价客户实行补贴等方式。但是最终车企竞争拼的是稳定公道的售价以及优越的服务质量。

“限牌令”实施中的地方政府行为失范及其矫正

国内各地的“限牌令”政策作为一项政府行为,在政策颁布实施的过程中表现出地方政府行为普遍失范、动态失范、封闭失范等,这些失范行为的产生具有时间、空间、制度、权力以及观念等层面的深层原因。而面对这些行为失范的严重危害,地方政府应该从厘清角色和道德边界、关联政府行为与结果、发挥媒体与问责效力、践履客观与主观责任以及释放补偿与社会关怀等方面予以矫正。

限牌政策下4S店经营模式探讨

从2010年12月起到现在,我国已有八个一线城市出台了小客车限购政策,本文以城市限牌后4S店经营模式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市场现状进行调查,分析限牌后对4S店经营带来的影响,阐明4S店应如何面对机遇与挑战,整合业务,转变原有的经营模式,探求生存之道。

国内限牌城市经验做法对南京治堵的启示

随着城市交通拥堵问题的日益严重,国内已有七大城市先后加入限牌的行列。从分析国内已限牌城市的临界条件入手,将南京与其他城市进行对比,结果表明南京目前还未达到限牌的临界点,可以从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合理规划提车泊位、积极鼓励多人合乘等方面尝试解决交通拥堵。

广州市汽车限牌政策的合理性分析

城市交通拥堵愈演愈烈,呈蔓延的趋势,治堵成为城市社会问题治理的重中之重,广州继上海、北京、贵阳后实施了汽车限牌政策。广州汽车限牌迎合严峻交通、污染压力的现实治理需要,确定治堵、治污、发展公交三大目标,借鉴上海、北京经验并结合本地实际创造"竞拍+摇号"的新型限牌模式,具有较强的公平性、正义性、可行性。正确认识限牌对现阶段广州城市问题治理的意义,有效发挥政策效用。治病需治根本,大力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提高公共交通的服务质量是根本之策。

新加坡“后限牌时代”对我国治理交通拥堵的启示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越来越多人拥有私家车,很多城市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交通拥堵问题,并且越来越严重。为了治理交通拥堵问题,目前我国已有6个城市实行了限牌政策,分别是上海、北京、广州、天津、贵阳和杭州,但是交通顺畅情况却差强人意。限牌政策并不是我国首创,早在几十年前新加坡已开始实行限牌政策。然而,新加坡在实行限牌政策之后交通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目前已然进入"后限牌时代"。从这种"后限牌时代"回望新加坡车辆管理的发展历程,或许能为我国部分城市治理交通拥堵带来有益的启发。

汽车限牌限行政策对地方经济的影响及其对策——以浙江杭州为例

近年来国内一、二线城市为了解决市内交通拥堵问题而普遍采取了限牌限行政策。为了深入了解由此而对地方经济可能造成的影响,本文就京沪穗津四大城市的情况作了简述,尤其着重探讨了2014年杭州市政府采取限牌限行政策后对杭州地方经济可能造成的影响。对于由此而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文章提出一些建议,以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文章利用各种统计数据来说明相应问题。文章的研究结论为:限牌限行政策能够对治理城市交通拥堵起到积极作用,但是对由此而产生的负面效应也应该认真对待,努力将其降低到最低程度,以促进汽车产业的稳步发展。

浅析杭州汽车企业应对限牌政策的销售策略调整

杭州限牌政策对当地汽车企业产生了巨大影响,各企业销售量锐减,尤其中低端品牌与二手车市场受损严重。本地车企随即开始调整销售策略,以提升服务质量加大优惠力度、进军汽车换购市场、提供租车服务、提供周边城市上牌服务、推广新能源汽车等方式保证销售量,二手车市场也一直在探索新模式。

基于行政组织伦理的杭州“限牌令”分析

杭州"限牌令"自出台以来便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与讨论。作为政府组织进行公共治理的一项调控政策,杭州"限牌令"虽然是以治污、治堵作为出发点,但是在具体颁布执行过程中却也反映出我国行政组织在程序公正、民主责任、组织信任和制度激励等伦理建设方面存在诸多问题。文章从行政组织伦理的角度对杭州"限牌令"的得与失进行分析,并针对其目前存在的组织伦理困境提出政策建议,以期对我国行政组织伦理建设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从而促进我国行政组织的伦理道德建设。

杭州实行车辆限牌的调查与分析

探讨了2014年杭州市采取机动车辆限牌限行政策后对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的影响,在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对车辆限牌政策提出了建议。

“车辆限牌令”下法院执行的困境与对策研究

基于缓解交通拥堵等公共利益的考量,我国上海、北京、贵阳、广州等地政府相继颁布并实施"车辆限牌令"。由于"限牌令"限制了法院判决、裁定直接进行车辆过户的物权登记规定,藉此对法院的协助执行法律文书增设了车辆指标证明的条件,致使法院陷入强制执行之困境。"限牌令"的上述制度安排,从法理上说有不当立法、越权审查司法文书和增设行政许可之虞,同时其规制成本过高,因规避虚假诉讼而有因噎废食之过。在此背景下,有必要从完善人大的备案审查制度、确立法院的司法主体地位、畅通当事人诉讼的救济途径、启动行政诉讼的司法审查程序和建立行政立法的利益表达、意见沟通机制等五个方面对其进行梳理和整合,从困境中突围而出。

基于广州车辆限牌政策条件下省会城市交通拥堵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人拥有私家车,带来出行便利的同时,也伴随着日益突出的交通问题。很多城市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交通拥堵问题,而省会城市由于经济、政治、人口,历史等因素,交通拥堵问题更为严重。文章以广州市为例,探讨广州政府对车辆"限牌不限外"政策存在的缺陷,开展关于缓解省会城市交通拥堵的相关研究,提出缓解省会城市交通拥堵问题的良策,为其他省会城市交通拥堵的治理提供借鉴。

依法治国背景下机动车限牌的法理困境——以深圳“限牌令”为标本

地方政府出台的"限牌令"政策与现行的《宪法》《合同法》《立法法》等多部法规相抵触,并与行政法基本原则相悖。在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深化依法治国背景下,地方政府应审慎立法、依法调控、民主参与,切实贯彻法治精神来破解汽车限牌的法理困境。

限牌令下Tesla营销策略对国产电动汽车的经验借鉴

自2012年始，美欧日等发达地区的电动汽车市场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中国电动汽车市场比起发达地区明显滞后，受到市场秩序混乱、行业标准欠缺、技术基础薄弱、基础设施不足等问题掣肘。中国电动汽车市场潜力急需激活，本文在深度研究电动汽车界翘楚Tesla的基础上结合国内电动汽车市场特点，在限牌令背景下指出市场前景，并提出建设性意见。

论政府管制措施对公民财产权的影响及救济——以杭州限牌为例

近些年，全国部分省市开始实行限牌政策，旨在缓解大气污染，改善交通拥堵状况，加快促进节能减排。本文以杭州限牌为例，通过问卷，数据分析来说明政府管制措施对公民财产权的影响。通过调查和研究，杭州自实行限牌政策以来,虽然在短期内解决了交通拥堵问题，缓解了机动车总量的增长速度，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短期的效果是否能够带来长久的受益。公民的财产若无独立第三人权利制约或相关法律法规制约时是具有排他性的。限牌令的实施意味着公民必须在规定时段以及路段限制使用自己汽车的所有权，这一政策对于公民财产权的价值实现由很大的影响和限制。所以本文所进行的研究就是围绕政府管制措施对于公民权利的影响从而产生对于公民权利的救济措施。

深入探讨上海汽车限牌方案与城市交通问题

本文主要研究上海城市汽车限牌制度以及城市交通问题根本因素。本文通过剖析上海正在实行的限牌政策,从而深入观察上海城市交通问题,同时延伸到对其他城市限牌政策以及交通问题的探讨,并对各个城市规划以及限牌政策提出若干意见和建议。

行政法下政府规制成本与收益分析——以全国六个城市的限牌令为例

限牌令的本质是政府规制工具当中的命令控制型工具,也是行政特许的一种。尽管就适当性原则的目的审查而言,限牌令的施行有合理的现实需求和考虑,但就合法性审查而言,仍然遭遇规制主体不独立、程序不合法的困境。探究限牌令是否在其他城市具有可复制性,要借助政府规制的成本与效益分析。具体而言,成本分析应考虑规制工具的选择因素以及立法、执法成本;效益分析应着重于风险和收益的平衡。据此,在中国语境下,政府规制应立足于提高规制型公共政策的可接受性、加强公私协力和自主规制在社会管理中的应用、发展公众参与型行政、完善替代性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