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性特征的除外情形和限缩性解释——深圳华泽兴业公司、广州同明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案

功能性特征含义广泛,不仅要限定其内容,还要排除其例外情形,并对其进行适度限缩性解释,否则,难以作出正确的专利侵权判断。某项技术特征只包含特定的功能(或效果)并非一定属于功能性特征,所属领域普通技术人员仅依据专利权利要求的记载即可直接、明确地确定其具体实施方式的除外。功能性特征的保护范围以专利说明书、附图中实现该功能(或效果)所不可缺少的技术特征为准,被诉侵权的技术特征与功能性特征在功能和效果上完全相同时才构成侵权。

“功能或者效果”限定的特征与限缩性解释

在代理实践中,撰写权利要求时,通过功能或者效果的方式进行限定更易于理解,并且从“表面上”看起来保护范围更大,因此,被广泛应用在各个领域中。而在专利侵权诉讼中,对于使用“功能或者效果”进行限定的特征,有些会被认定成“功能性特征”,在确定保护范围时进行限缩性解释,会对保护范围产生不利影响。因此,确认“功能或者效果”限定的特征是否会被限缩性解释变得尤为重要。本文根据近几年涉及“功能性特征”的司法案例,对限缩性解释的原因与“功能性特征”的认定等关键问题加以梳理,以期对专利撰写提供一些帮助。

有效性作为法律解释规则的优先性及其适用——以《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第五十五条为中心的讨论

法律规章需要进行解释才得以适用,有效性是法律解释的优先原则,而限缩性解释是实现法律解释的有效性方法。基于有效性作为法律解释的优先原则,可以发现:对于《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第55条“有关部门规章”自身具有“不受限”的特性,它存在使该管理办法面临无效的风险;必须对“有关部门规章”采取限缩性解释。即:在符合宪法、行政法的规定情况下,“有关部门规章”指的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及其承接的原质检总局和国家标准委在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问题上所发布的且现行有效的部门规章”。

论目的性限缩解释方法在刑事司法中的适用——以“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为例的分析

刑事法律的司法解释面临着扩张与限缩的二元对立。采用目的性限缩解释方法解释刑法具有限制重刑适用的现实意义,既符合刑罚逐步轻缓化的时代潮流,又符合教义刑法学的逻辑要求。"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作为抢劫罪的加重处罚情节,在刑事司法的过程中,必须因行为人的抢劫行为符合加重处罚事由才能适用。根据目的性限缩解释的原理可知,"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成立的标准是行为人的抢劫行为危害了公共交通工具内外的公共安全。确立这一标准既是实现保护法益目标的需要,也是贯彻罪刑均衡原则的要求。

深度解析“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的解释”

《专利法》第59条规定,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说明书及附图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的内容。由此可见,说明书对于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的确定至关重要。本文将从说明书用于解释权利要求的重要性、解释的时机以及解释的原则等方面进行讨论,并阐述了说明书用于解释权利要求的难点在于正确理解"限缩性解释"及其例外情形。

论专利确权程序的权利要求解释标准

中国专利授权程序适用"最宽合理解释标准",专利侵权程序程序适用"限缩性解释标准",但是专利确权程序适用何种权利要求解释标准却存在争议。专利确权程序与专利授权程序有不同的程序功能,且两者对专利文件的审查方式和允许的文件修改方式存在差异,"最宽合理解释标准"在专利确权程序没有适用空间。专利确权程序具有准司法性,社会公众要求其对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作出正确解释,且专利确权程序适用"限缩性解释标准"可以使其与专利侵权程序进行更好的衔接。

“刑修九草案”中身份证件犯罪入刑探讨——以刑法谦抑性为视角

基于刑法谦抑性所蕴含的内在价值追求,罪与罚的关系,应是其罪决定其罚,《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拟将购买以及使用各类虚假身份证件的行为入罪,但因伪造行为的法益侵害性远重于购买及使用行为,为体现刑法的谦抑性及罪刑均衡原则的要求,在法益衡量基础上,在法定刑的设置及入罪条件的构建上,理应将伪造行为与购买、使用等行为有所区别,并将轻微违法只需通过其他社会规范进行调整的行为排除在犯罪之外。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研究

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201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的《检察机关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指引》把违反部门规章列入“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范畴。为了维护法秩序的统一,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空白罪状的范围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6条的规定保持一致,但在部门规章是为了贯彻“国家规定”而予以进一步明确、细化的情况下,部门规章也可以作为判断行为人是否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依据。“有关”二字是为了将补充规范的内容限定在与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相关的范围内。“违反与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有关的国家规定”的表述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被精练为“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认定,不能虚置“违反国家有关规定”,而是应当在裁判文书中明确指出“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具体内容,这也是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

论《民法总则》第184条的“免责范围”

《民法总则》第184条从文义解释的角度理解,似乎应作为自愿紧急救助行为致受助人受损的"绝对免责条款",但该结论在法理基础和法律解释的论证上均有待商榷。"自愿紧急救助行为"本质上属无因管理范畴,依据"管理不阻却违法"的一般法理,不应对自愿紧急救助行为致受助人受损的侵权责任进行绝对地免责,应当结合紧急救助行为的特殊情形,仅对救助人的一般过失进行免责。而从法解释学的角度出发,同样不能得出《民法总则》第184条属"绝对免责条款"的解释结论,应对"救助人不承担责任的适用情形"进行目的性限缩解释。

人身检查措施的违法性认定与适用原则

人身检查是刑事侦查的一种重要手段。刑事案件证人是否可以作为人身检查的适格对象,以及男工作人员能否作为检查妇女身体的适格主体,是侦查监督实践中遇到的疑难问题。证人可以成为人身检查的适格对象,从保护妇女权利和人格尊严的立法目的出发,应将刑事诉讼法第132条第3款规定的“妇女的身体”限缩解释为妇女身体的隐私部位,因而男工作人员对妇女的非隐私部位进行人身检查不具有违法性,但应遵循关联性原则、有限同意原则与身份区分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