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限额与交易机制下再制品供应链销售模式决策

一个制造商和一个电商平台组成二级供应链。当生产制造活动受到碳限额与交易政策的监管时,制造商可以采用转售+直销(D模式)、转售+转售(R模式)、转售+代理(M模式)三种不同的销售模式。在这三种不同销售模式的供应链博弈中,随着碳交易价格的增长,制造商利润的影响呈正U型变化趋势,而消费者利益和电商平台的利润呈下降趋势;制造商的利润与再制品接受度和节约成本呈正相关,而电商平台的利润只有在R模式下与之呈正相关;从收益的角度出发,随着佣金率的提升,制造商在R模式和D模式下的占优区域逐渐增大,M模式下逐渐减小,而电商平台在R模式和M模式下的占优区域分别呈现出先减后增和先增后减的趋势。

在合作供应链中限额与交易政策下的优化环境设计与收益分配

仅全球2500家最大公司的供应链就排放了全球20%以上的温室气体,因此如何在合作供应链中实现最佳减排努力并有效分配收入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基于斯塔克尔伯格模型框架,考虑了三种配额方法下的碳交易,构建了联合生产的绿色供应链模型。首先,从供应链领导者的角度来看,得到了减少碳排放的最佳努力、最优的价格和产品的产量。然后,从碳市场监管机构的角度来看,获得了最有利于减少供应链碳排放的环境。最后,提供了一种基于修正夏普利值的利润分配方法,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公平性和稳定性。数据算例分析进一步验证了理论分析的结果。

碳限额与交易政策下考虑零售商公平关切的低碳供应链决策

碳限额与交易政策下,在供应链中考虑制造商的减排技术投入,构建了零售商无公平关切、有公平关切的两种低碳供应链模型,研究两种情形下的最优决策问题。结果表明:零售商的公平关切系数与制造商的产品碳减排量负相关,但在一定条件下,与产品的批发价、零售价正相关,说明零售商的公平关切会降低制造商减排投资的主动性;零售商的公平关切并不是始终有利于其提高利润的,只有在公平关切系数达到某一临界值后,公平关切下的利润才会大于无公平关切下的利润,但始终会阻碍制造商提高利润。上述结果对制造商的减排投资和零售商的公平关切程度均有重要实践意义。

碳限额与交易机制下供应链运作优化研究

碳限额与交易机制是一种利用市场手段来控制碳排放总量的有力措施,受到了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本文针对碳限额与交易机制下供应链运作优化问题,考虑由供应商和采购商构成的两级供应链系统,建立了碳限额与交易机制下的供应链联合经济批量(JELS)模型,求解出了最优生产批量和最优订购批量。通过与传统的联合经济批量模型比较,论证了碳限额与交易机制的有效性,解析和数值算例分析了碳限额与交易机制下碳价和碳限额等因素对供应链决策、碳排放总量和总成本的影响,从解析结论和数值算例分析中得到了一些碳限额与交易机制下供应链运作管理的新见解。

碳限额与交易政策下变质品的联合定价和库存策略

基于碳限额与交易政策,探讨有限规划时域内变质品的联合定价和库存问题。考虑有限规划时域内零售商可以进行多次非等周期补货,产品的需求同时受价格和时间影响,在每个订货周期内允许缺货且短缺量部分延迟订购,以总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构建了碳限额与交易政策下变质品的联合定价和库存优化模型。为求解零售商的最优订货计划和定价策略,利用经典经济订货批量(EOQ)模型的相关性质和Nelder-Mead算法设计了一个寻找最优解的两阶段迭代算法。考虑不同的时变需求函数提出3个算例来验证模型和算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并将碳政策下的最优策略与无碳约束下的最优策略进行对比,结果表明:碳政策下零售商能够降低其碳排放水平,同时也会增加其零售价格,减少其订货量和订货频率。最后对模型的主要参数进行了灵敏度分析。

碳限额与交易政策下供应链低碳技术投资时机研究

在碳排放权限额与交易政策环境下,碳排放权交易价格的不确定性对供应链企业选择低碳技术投资时机具有重要的影响。利用实物期权理论评估碳交易价格不确定情况下供应链低碳技术投资具有的期权价值,建立供应链低碳技术投资时机决策的基本模型,在此基础上,构建考虑供应链内部合作的低碳技术投资博弈模型,重点讨论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在对投资时机与转移支付比例进行决策的均衡策略。基于上述模型,通过数值算例进一步分析低碳技术投资时机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碳减排率水平、碳价波动率、企业间转移支付比例等因素会对低碳投资门槛产生影响,供应链企业应综合评价碳价波动下低碳技术投资的期权价值,合理选择投资时机与转移支付比例的最佳平衡点,实现经济效益和低碳减排的双重目标,并保障供应链协调与投资优化。

碳限额与交易机制下零售商模糊库存模型优化求解

为探讨不确定条件下碳交易机制对库存管理中排放控制和成本优化的影响,用梯形模糊数描述各参数和决策变量,建立碳交易机制下模糊经济订货批量模型和排放模型,对比分析不同决策下经济订货量的关系,讨论碳交易机制对模糊成本与碳排放的影响效果。研究结果表明:模糊模型能有效降低决策的不确定性;模糊参数满足一定条件时,考虑碳交易机制前后和仅考虑碳排放最小时的经济订货量不相同,适宜进行碳交易;碳限额增大能有效降低成本,对经济订货量和排放无直接影响;碳价与排放负相关,而对成本的作用则取决于给定碳限额的范围。

碳限额与交易机制下受资金约束的供应链优化

在碳限额与交易机制下,研究零售商受资金约束的供应链优化问题。构建了制造商占优的两级供应链Stackelberg博弈模型,通过引入减排成本分担机制,分别给出了分散决策和集中决策的最优解。通过收益共享契约,实现了供应链协调和供应链成员利润的帕累托改善。通过算例分析了不同减排成本分担系数、碳交易价格对供应链利润和订购量、碳减排决策的影响,为供应链各成员开展减排合作提供了理论依据。研究结果表明,供应链成员的合作不仅可以提高供应链总绩效,而且有利于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更绿色的产品;碳价格的提高,促使供应链更加努力减排,从而提高了供应链总利润。

碳限额与交易下多配方—多铁种高炉生产计划优化

为探讨碳限额与交易政策对高炉生产计划的影响、制定合理的生产计划方案,以有多种生产配方、生产多种铁水产品的高炉炼铁厂为对象,基于模块建模方法,构建了碳限额与交易政策下两类带碳约束(周期性碳约束、累计碳约束)的生产计划混合整数线性规划模型。利用Cplex软件进行了求解和数值分析,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研究表明,碳价动态变化时,在累计碳约束下,各生产周期内的生产量、配方的使用不像周期性碳约束下那样体现出较强的周期性规律,生产计划受碳政策影响较小;碳限额增加得越多,累计碳约束下相对周期性碳约束情况下总成本的降低幅度就越大;相比累计碳约束,在周期性碳约束下,整个计划期内碳排放量波动更大,碳排放量峰值更高。

碳限额与交易政策下企业的绿色生产决策

在碳限额与交易政策下,除政府配给外,企业还可通过减少产量、生产绿色产品和购买碳排放权来获得额外的碳排放权。比较了不考虑和考虑固定成本两种情形下碳排放权市场交易价格与企业绿色产品生产成本的关系。结果表明:当企业生产绿色产品不存在固定成本时,随着碳排放权市场交易价格的提高,企业的最优产量逐渐减少,企业利润先降后增,企业由买入碳排放权转为卖出碳排放权;当企业生产绿色产品存在固定成本时,随着碳排放权市场交易价格的提高,企业生产绿色产品的固定成本的取值范围扩大。结论表明,碳限额与交易政策在控制碳排放和促进绿色制造业发展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碳限额与交易机制下供应链JELS模型研究

针对考虑残次品的二级供应链,引入碳限额与交易机制,构建联合经济批量(JELS)模型,通过碳限额与交易机制引入前后JELS模型的比较,讨论残次品率、碳限额与碳价对供应链决策、碳排放量及总成本的影响,并通过算例验证碳限额与交易机制下考虑残次品的供应链JELS模型的有效性。

碳限额与交易机制下供应链网络设计

本文结合碳足迹及经典的供应链网络模型等相关理论,在传统的三级供应链网络模型中加入了碳限额与交易机制,全面分析了碳限额与交易机制对运营成本和供应链网络的影响。在经典供应链网络模型基础上运用0-1混合整数规划的方法构建了考虑碳限额与交易机制的供应链网络优化模型。从消费者、供应商和生产商三个角度对模型进行数值模拟对比分析,综合考虑了在碳限额与交易机制下各影响因子的变动对企业运营成本和供应链网络的影响。进一步验证了企业可以运用构建的模型来制定出合理的供应链网络,实现减排的同时降低企业的运输成本和运营成本。

碳限额与交易机制下供应商-制造商生产决策研究

考虑由供应商和制造商构成的两级供应链系统,研究碳限额与交易机制下供应商领导的供应链生产决策问题.在碳限额与交易机制下,运用Stackelberg博弈理论,以供应商为领导者,分别给出在分散决策和集中决策时各自以自身收益最大化为目标的最优生产决策,得出供应商和制造商同时达到生产决策的临界点.通过无碳排放约束和碳限额与交易机制的比较,说明碳限额与交易机制能够在一定范围内起到减少碳排放的作用,并通过算例验证了结论的正确性.

碳限额与交易政策下三级供应链减排微分博弈及协调研究

在碳限额与交易政策下,建立三级供应链减排微分博弈模型及相应的集中决策模型,得到微分博弈和集中决策下的动态均衡策略、供应商原材料减排量及制造商产品减排量的最优轨迹,给出改进后满足个体理性的三级供应链多目标决策合作博弈利润协调方法。通过数值算例、灵敏度分析发现:与微分博弈情形相比,集中决策下供应链总利润、供应商与制造商减排量都更大;供应商、制造商减排效率及零售商促销效率的提高,既有利于增加供应链总利润,也有利于供应商、制造商减排;为了平衡好社会效益与经济利益,政府相关部门应对碳交易价格进行适当管制。

碳限额与交易政策下低碳供应链微分博弈模型研究

针对目前在碳限额与交易政策下供应链成员面临的最优决策问题,将供应链成员行为决策引入到供应链模型中,采用Stackelberg微分博弈方法构建了四个模型,得到不同模型的最优反馈策略与最优碳减排轨迹等,比较了各个模型的反馈策略与总利润。研究结果表明,当市场、政策参数满足一定约束时,制造商才会采用碳减排策略;当制造商与零售商均为远视者时,供应链成员的利润将会达到最大,碳减排量也最优。

基于地方保护的碳限额与交易机制下电力供应链企业的低碳技术投资研究

【目的/意义】在地方保护主义的背景下,研究了不同碳限额与交易机制对低碳技术投资决策的影响,以期识别电力供应链企业投资低碳技术的边界。【设计/方法】构建了由发电商和售电商组建的二级电力供应链,采用逆向归纳法,求得不同模型下的均衡解,对均衡解展开敏感性以及比较分析。【结论/发现】当单位碳配额较大时,基准法下的低碳投资水平、批发电价和售电商以及外地发电商的利润均大于祖父法下相应的均衡解;同时,受到地方保护的本地发电商的利润在基准法和祖父法下均大于外地发电商的利润;此外,电力需求量、批发电价和售电商以及外地发电商的利润在基准法和祖父法下都分别随着地方保护力度、单位碳排放量和低碳技术投资成本系数的增加而减少。

碳限额与交易机制下供应链协调研究

本文针对碳限额与交易机制下,建立了供应链运作优化模型,在价格折扣的基础上,引入碳排放权的转移来达到供应链协调,通过算例验证了解析分析的结论。

碳限额与交易政策下电动汽车动力电池制造商梯次利用决策

随着我国电动汽车保有量迅速增长,大量退役动力电池亟需回收和利用.对此,研究碳限额与交易政策下电动汽车动力电池制造商开展梯次利用业务决策.针对由一个动力电池制造商、一个零售商和一个梯次利用商组成的闭环供应链,分别构建制造商不开展和开展梯次利用业务两种模式下闭环供应链模型.用Stackelberg博弈理论求得均衡解,通过理论比较和数值分析探究关键参数对最优决策和制造商模式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商最优碳减排水平随碳交易价格增加而增加,随碳减排成本系数增加而降低,随消费者低碳偏好系数增加而增加.制造商开展梯次利用业务并非总是最好选择,需满足以下条件:(1)可梯次利用比例高于一定阈值;(2)制造商为开展梯次业务而投入的成本小于一定阈值;(3)制造商梯次利用单位收益高于一定阈值且梯次利用商梯次利用单位收益低于一定阈值.

基于碳限额与交易机制的上下游企业可再生能源投资策略研究

本文在碳限额与交易机制的背景下,构建了由发电商与售电商组成的二级电力供应链,考虑了发电商投资可再生能源与售电商投资可再生能源两种不同情形。在此基础上,研究了电价与可再生能源投资决策问题。通过比较不同情形下的均衡结果,主要的研究结果如下:(1)相对于发电商投资可再生能源的情形而言,售电商投资可再生能源的情形中将有更多的投资量。(2)在发电商投资可再生能源的情形中,售电商的利润低于发电商的利润;而在售电商投资可再生能源的情形中,售电商的利润高于发电商的利润。(3)可再生能源投资成本系数的增加,将降低可再生能源的投资量、电价和电力需求量,从而导致售电商利润会减少,但发电商利润会增加。(4)可再生能源偏好系数的增加使得售电商利润增加,发电商利润减少。

碳限额与交易机制和消费者低碳偏好下的供应链减排及融资策略

在碳限额与交易机制和消费者对低碳产品存在偏好的背景下,考虑由一个资金约束的制造商与一个资金充裕的零售商构成的供应链,针对银行贷款(BF)、提前支付折扣(APD)和提前支付回购(APB)3种融资方式,构建制造商主导的以企业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博弈模型,研究不同融资方式下低碳供应链的减排与定价决策,以及制造商的融资方式选择问题.研究表明:1)在3种融资方式下,减排投资成本系数的增加会降低制造商的最优单位产品碳减排量.2)提前支付下制造商的最优单位产品碳减排量始终高于BF方式.当碳交易价格较高或减排投资成本系数较高时,APB方式下制造商的碳减排量最高;否则,APD方式下制造商的碳减排量最高.3)与BF方式相比,提前支付更能提升制造商的利润,且制造商在APB方式下获利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