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同治朝陕甘总督杨岳斌的筹集粮饷措施

为应对同治三年(1864)至同治六年(1867)发生的西北回民起义,清廷派出湘军名将杨岳斌出任陕甘总督。他在任期间,针对甘省的实际情况,认识到解决粮饷问题是应对回民起义的关键因素,并采用求诸外省协济和变通本省既有方案两种措施。由于外省协济不力、本省官员调度失灵,杨岳斌筹集粮饷的举措收效甚微,导致其镇压西北回民起义失败。杨岳斌督办粮饷的困境折射了同治朝经略西北的困顿,是清王朝西北民族政策失当的写照。

清代边疆治理与陕甘总督的旗籍问题探析

边疆治理是国家行政统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边疆官员的选择则需着重考虑贯穿清代旗人社会生活与军事组织的八旗制度。为维护清廷权威,重要军政岗位均重视官员的出身旗籍,而陕甘总督作为维护西北地区稳定的重要基石,在总督选择上亦是以满洲上三旗为主。通过对清代陕甘总督旗籍问题的探讨,可以从中窥探清朝边疆官员的启用特点,从而勾勒出清朝用人政策的基本原则。

嘉庆朝陕甘总督蒙古缺任用探析

边缺设置是清朝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陕甘总督的官缺设置更是维护西北地区稳定的重要基石。康熙七年后,陕甘总督便多为满洲缺,这种情况在嘉庆年间发生转变。嘉庆朝,在陕甘总督的选用上大量削减满洲缺,同时加大蒙古缺的使用比例,并将这种边缺总督设置比例延续至道光朝。因而,通过嘉庆朝陕甘总督官缺任用的变化,既可以窥探出此时社会环境与边疆情形的变化,又能够折射出嘉庆时期陕甘总督辖区的特殊地位,进而勾勒出嘉庆时期用人政策的变化。

清朝陕甘总督群体研究

清朝陕甘总督辖区几经分合,名称变化频仍,驻地多次迁移。乾隆二十五年其名称、驻地最终固定下来,一直至清朝灭亡为止。自顺治二年到宣统三年陕甘总督共112人。以陕甘总督的任职背景和仕途履历为视点,解析陕甘总督的身份种类、民族构成、籍贯分布、任职经历及其离职原因,可以窥视出清廷的用人之道,折射出清廷和陕甘总督辖区特殊的关系,进而勾勒出这一群体在整个总督群体中的特殊性。

清代陕甘总督建置演变考述

作为西北地区军政建置的最高形式,陕甘总督的建置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自顺治二年(1645)设置陕西三边总督,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设置陕甘总督以为定制,建置调整过程历经顺康雍乾四朝百余年之久。本文就陕甘总督建置演变过程、推动建置演变的原因以及陕甘总督建置演变与西北军事政治发展的内在关系作初步探讨,提出初步结论。

乾隆朝陕甘总督与哈萨克丝绸贸易研究

清朝与哈萨克的官方丝绸贸易,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持续时间近百年,是西北陆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时期。乾隆年间,是清朝与哈萨克的官方丝绸贸易从初始到发展的重要时期,陕甘总督黄廷桂、杨应琚、吴达善等负责贸易绸缎的筹备,在贸易初创与发展过程中,统筹协调,制定、完善贸易绸缎的预期咨调、质量检验、重量检验等各项制度,为丝绸贸易的顺利开展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

“边塞”与“旗员”:清代陕甘总督迁进路径考论

督抚制度是清代文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督抚作为文官,行省总督的迁进路径必然符合文官迁进路径规律的一般特点,总督群体在向上流动的过程中,与文官制度下的官僚系统中的其它群体一样,经历相同或相似的迁进路径。但是,陕甘总督的满洲缺又决定了陕甘总督群体迁进路径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在遵循文官迁进路径一般性的同时,体现出旗人迁进路径的特殊性,笔帖式和侍卫为主要进身路径和文武易途而进成为陕甘总督群体迁进路径的主要特点。

清代陕甘总督与新疆军政治理——以陕甘总督与新疆各军府关系为视角

清代西北边防体系由军府制的伊犁将军所辖之新疆各军府及内地督抚制下陕甘总督所辖之陕甘两行省、并哈萨克、布鲁特等藩部和浩罕、阿富汗等属国所构成的西北新月形藩属体系所构成。在这一体系中,以伊犁将军为中心,西北新月形藩属体系内各藩部与属国为藩篱,伊犁将军辖下新疆各军府为边防前沿,陕甘总督及所辖陕甘两行省为西北边防战略基地和战略支撑,陕甘总督与伊犁将军之间相互依存、相互配合,共同保证西北边疆地区的稳定与安全。

陕甘总督与清代新疆治理

陕甘总督是清政府在西北地区设置的最高官员之一。在新疆统一之前其主要负责军需补给与交通建设的任务,统一后则直接参与新疆治理,促进了新疆的社会经济发展,这主要体现在新疆经济开发、平定叛乱以及管理乌鲁木齐以东地区。光绪十年(1884年),新疆建立行省,隶属陕甘总督管辖,管辖范围从原东疆地区扩展到新疆全境,陕甘总督对新疆的治理得到进一步加强,这为新疆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论河西走廊在西北边防体系中的地位——以乾隆中期关于陕甘总督治所选择问题的两次讨论为视角

在与准噶尔将近百年的军事斗争当中,河西地区逐渐成为清廷经营西疆的战略基地和进军新疆的战略通道,地位越来越重要,河西走廊之肃州、甘州、兰州先后成为陕甘总督及甘肃巡抚、甘肃提督治所。从甘肃行省系统的两个体系来看,其建置重心均位于包括兰州在内的河西地区。自顺治二年至康熙二年,甘肃军政建制的两大支柱——甘肃巡抚和甘肃提督建置完成,其治所均位于河西诸城,反映了清代河西走廊在甘肃行省的重要性。就甘肃行省的军事政治地位而论,无论从控驭番回的角度,还是从经营西疆的要求来看,河西各府州之重要性明显超过河东各府州。

“边塞”与“旗员”:清代陕甘总督群体结构特征考论

陕甘总督是清代常设定制八总督之一,为陕甘两省最高军政长官,掌控西北边防战略基地陕甘两省。因此重要军政地位,自康熙七年起,定山陕督抚专用满员,雍正元年,又改参用蒙古及汉军。相比于其他常设定制总督,陕甘总督群体结构呈现鲜明的个性特点,因陕甘总督专用满员的规制,满洲出身,特别是上三旗出身的满洲官员成为陕甘总督群体的主体。与清代满汉关系的演变轨迹相一致,陕甘总督群体的结构特征呈现鲜明的阶段性特征。清前期主用满洲,自嘉庆以降,汉人逐渐增多,至同光时期,湘系将帅基本垄断陕甘总督一职。陕甘总督群体结构特征既是清代督抚制度发展演变的表征,也是清代满汉关系历史走向的风向标。

简述陕甘总督那彦成治理青海

清朝中后期，那彦成在出任西宁办事大臣和陕甘总督期间，针对青海地区复杂的民族关系和混乱的行政区划，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这些措施既有利于当时社会之稳定，又为以后青海建省及其辖区设置奠定了基础，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该地区民族经济的发展。

浅析陕甘总督黄廷桂在平准平回战役中的贡献

准噶尔之乱,给清廷创造了机会。清廷委任黄廷桂为陕甘总督,坐镇肃州,和朝廷派出的官兵通力合作,在平准平回战役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平准平回战争中,黄廷桂准备马匹粮草、建设台站疏通交通等保证大军后勤供应。同时,黄廷桂也是提议在伊犁屯兵屯田的第一人,为清廷进驻伊犁出谋划策,贡献巨大。

陕甘总督陶模在西北地区的经济设施建设工作

晚清陕甘总督陶模(1835-1902)在西北为官二十多年之间,对于西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教育、生态、吏治、对外交往等各方面的发展都有很大的贡献。陶模在西北为官时期在甘肃、新疆等地所进行了多项大型的基础经济设施建设工作,对于西北各地民生安稳、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清中叶前陕甘总督俸禄的转变

俸禄制度作为封建官僚制度的派生物,与统治阶级的政策与利益密切相关。陕甘总督作为西北边疆重臣,其俸禄于清中叶前出现明显变化,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具体看来出现高低不同节点与满汉差异现象。此种现象与趋势的出现不仅受俸禄政策调整和总督加衔加秩、兼署授爵不同规定的影响,而且与西北边疆社会状况和区域行政划分密切相关。

陕甘总督与乾隆年间的新疆屯垦

随着清政府对新疆的统一,陕甘总督黄廷桂、杨应琚、福康安等人在乾隆帝的指令下参与新疆屯垦的规划,在屯垦地点选择、屯垦人员进驻、屯垦物资补给及屯垦日常管理等方面进行精心经营,为新疆屯垦事业的顺利开展和不断壮大做出了重要贡献。

陕甘分闱首倡者略考

早在一百多年前的乾隆时代,当时的西北官员当中,就有两人两度提出陕甘分闱的建议,自乾隆四年到乾隆十二年,时任川陕总督鄂弥达和陕西学政胡中藻两次提出陕甘分闱之建议,皆为军机处和乾隆帝所否决,陕甘分闱遂不能行。因此,从现有资料来看,陕甘分闱的首倡者应是乾隆四年时任川陕总督鄂弥达。

边疆视野中的清代陕甘绿营及其特点

在兵皆土著的清代绿营中,陕甘尚武之风影响下的陕甘绿营相比于他省绿营,具有较强的战斗力。陕甘地区作为边疆行省,驻防绿营兵额远多于腹内行省。陕甘地区作为经营西北边疆的战略基地,陕甘驻防绿营在清前期西北边疆的开拓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西疆军事行动的主力。西疆底定以后,陕甘绿营参与新疆换防,陕甘总督与陕甘绿营又是西北边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代新疆镇迪道再探

清代新疆镇迪道系由安西道和乌鲁木齐差缺粮务道改置而来,在同治以前的承平时期肩负着内地直省藩、臬两司之任,辖境内既有正式设立的府厅州县政区,也有分防佐贰杂职分担州县的部分职能。同期该道由陕甘总督“统辖”、乌鲁木齐都统“兼辖”,乌鲁木齐都统同时受伊犁将军“节制”。但总督对镇迪道的“统辖”很大程度属于“遥领”,将军对都统的“节制”也流于形式,从而使都统的“兼辖”有了较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道员任兼藩臬,都统职权与直省督抚相仿,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具有行省性质的特殊政区———乌鲁木齐都统辖区。这种特殊的行政体制被其他面临相似情况的地区援例效仿,有一定借鉴意义。

关于清代祭祀青海神制度的两个问题

临海祭祀青海神是清廷政府在平定罗布藏丹津叛乱后为加强对青海的直接统治而创立的一项重要制度,而祭海日期和参祭官员构成两个问题则是这项制度在不断完备过程中调整的主要内容。本文依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等资料对这两个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