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电影“讲好陕西故事”的历史经验与发展策略

本文从地方叙事到国家叙事的内在发展脉络出发,通过对陕西电影中的现代变迁故事、革命历史故事、民俗文化故事以及日常生活故事进行系统梳理,对陕西电影“讲好陕西故事”的历史经验进行总结,进而尝试为陕西电影中的“陕西故事”如何“讲得出、传得开”以及如何塑造提升“陕西文化形象”等现实问题提出相应的实践路径与发展策略。

新媒体时代陕西地方题材电影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探究

陕西地方题材电影产业是中国电影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耳熟能详的陕西地方题材电影代表作《黄土地》《秋菊打官司》《高兴》等在国际上享有较高知名度和认可度,这类电影展现了陕西地域文化,且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向外界讲述陕西故事。最近几年也不乏优秀陕西地方题材电影出现,但是距离高峰阶段还存在较大差距,人们对陕西地方题材电影的印象还停留在十几年前西安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经典电影上,其在制作、放映、传播等各方面亟待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

新时期陕西农村电影传统物象景观探析

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电影快速发展,出现了许多优秀的电影作品,如《黄土地》《人生》《野山》等。目前,已有一些文献对这一时期的农村电影进行了分析,但并未涉及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农村电影。文章对新时期具有陕西地方特色的农村电影进行梳理,通过细致的文本比较分析,探究新时期陕西农村电影中的景观意义。由于摄影机的“照相性”和电影的“记录性”,那个时代陕西农村的特有景观得以记录下来,而分析这些物象景观可以窥见时代洪流下人们内心的精神世界。

从现实变革到个体生命彰显——论陕西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西部电影改编

自20世纪80年代起,西部电影就形成了与陕西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合作的优良传统,并一度掀起了西部电影现实主义的创作浪潮,经由路遥同名小说改编的《人生》也自此确立了西部电影现实主义发展的源头;进入90年代后,由于国内外电影大环境使然,陕西当代现实主义文学跟西部电影的合作发生了断裂。新世纪以来,西部电影在历经困顿和文化转型后,重新找到了与陕西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合作的契合点,而这一时期的改编意蕴与风格也由80年代时的关注西部现实变革到新世纪的关注个体生命以及真实人性的书写。

复杂的“模范”——“十七年”时期陕西地区流动电影放映员的形象探究

"十七年"时期,新中国农村电影放映事业经历了从不成规模到初具雏形的变化。国家文化部在政策层面上的宏观指导是取得这些成就的根本原因,但同样不能忽略的,还有政策落地时的最基础执行人——放映员群体的努力。他们既放映电影,同时也成为宣传系统的有机组成,在历史功绩的宏大叙述背后,放映员群体也显露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有机构成了农村电影放映和放映员的复杂面貌。本文以"十七年"时期陕西流动电影放映员及其活动为考察对象,对放映员群体承载的榜样身份与问题进行解读,并探析其背后的复杂成因。

激流勇进电影人——记陕西省镇巴县电影公司经理李德录

1994年3月，镇巴县人民政府一纸调令，将城关镇文化站站长李德录同志任命为镇巴县电影公司经理。一石击起千层浪，一时间舆论鹊起，非议纷至沓来。让人们吃惊的不仅是这种跳跃式的提拔，更重要的是他浑身是“刺”。什么“热情高理智不足”，“草率冒进不成熟”，“不谦虚好出风头”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