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冻结条件下股东除名决议的效力及其利益平衡

在我国,股东除名制度是对有限责任公司未出资或者抽逃全部出资的股东采取的强制其退出公司的惩罚性措施,也是法律赋予有限责任公司用以督促股东按时足额缴纳出资的手段。随着股权执行案件的增多,法院对公司股权采取冻结措施后,公司对被冻结股权的股东予以除名或者宣布股东失权的决议是否有效的问题日益突出。对股权冻结情况下公司对股东除名或者宣布失权的原因是多样化的,应坚持私法自治原则,司法谨慎介入公司营运空间,在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存在欺诈情形下,公司股东会通过决议解除股权被冻结的股东资格的决议应为有效。适用股东除名制度有利于平衡公司及其股东与被除名股东及其债权人利益。

股东除名决议撤销之诉的立法障碍与对策——兼论我国强制除名之诉的确立

《公司法解释(四)》第2条与《公司法解释(三)》第17条之间存在冲突,导致被除名股东无法提起股东除名决议撤销之诉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对于这一立法障碍,已有的两种解释理路都不可取;而调适公司决议撤销之诉原告股东范围的理路看似合理,实则又会引发新的难题,亦非理想之策。因此,确立强制除名之诉,对股东除名程序予以修正,乃为最优立法选择,不仅可使已有立法障碍随之破解,还能有效弥补股东除名规则立法之不足,统一司法审判标准。

论股东除名制度决议表决程序的完善

当个别股东的行为危害到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时,为了保障公司的有序运行,股东会应通过正当的决议程序,即召开股东除名决议将该股东"驱逐"出去。我国《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仅对股东除名决议的表决机构有所规定,却未涉及除名决议中的表决机制和拟被除名股东的表决权回避问题。因此,本文从这两个角度来对决议表决程序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对其完善提出相关意见。

有限公司股东除名机制之理论基础与构建

当前,有限公司除名问题并不突出,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个人权利意识不断增长,原本封闭的纠纷解决机制,可能逐渐需要更多的外部法律解决方式的介入。股东除名机制作为公司股东纠纷的解决方式之一,其适用需因存在重大事由,并在用尽其他可能方式仍不能解决时,唯有以除名为最后手段使其离开公司。在避免公司被司法解散,并顾及社团团体分合本质以及股东相互间、公司和债权人等权益保障的基础上,股东除名机制是公司外部法律机制介入的妥善处理模式。我国目前公司法没有关于股东除名问题的明文规定,司法实践中涉及股东除名争议的解决没有直接明确的法律依据。因此,有必要对我国有限公司股东除名机制进行系统研究,在比较德国法有关股东除名制度的基础上,分析我国股东除名机制的基本问题并阐述我国股东除名制度构建的基本原则,为相关司法实践活动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

股东除名制度规则构建研究——兼评最高院《公司法解释三》第17条

股东除名制度对公司的正常经营及高效运转具有独特的制度价值和意义,是完善股东进入和退出机制的重要一环。最高人民法院《公司法解释三》第17条为股东除名的公司决议的效力确定提供了裁判准则,但回避了股东除名事由的确定等重要问题,尤其无法满足资本认缴制度下的市场需要及实践需求。因此,有必要针对该制度进一步构建严谨的事由等实体要件及决议表决、回避等程序要件,健全救济措施,以充分发挥其独特的价值。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规则构造论

《公司法解释(三)》第17条在性质上应为股东"失权"条款而非"除名"条款,并且在实践中该条的制度绩效并不高。我国现行《公司法》中尚未有股东除名条款,实践中公司以该法第71条作为开除股东依据的做法应当被矫正。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规则之构造,应当从实体与程序两个维度着手。实体层面,除名事由的规定权应当赋予章程而非规定于公司法之中,法院同时应当对股东除名的概括性"重大事由"作出提炼与总结;在程序层面,除名决议应当由公司股东大会人头绝对多数决通过,除名之诉应是除名决议的生效条件。

论股东除名的事由与程序再造

股东除名不应与股东失权相混淆,其具有解决股东纠纷和打破公司僵局的独立价值。法定除名事由应舍概念式立法,转采例示性类型结合不确定概念的立法模式;在尊重章程除名事由的同时应予严格限制,引入比例原则进行司法审查,嗣后章程除名事由应经股东会一致决议通过。关于股东除名决议,从解释论与司法实例来看,决议方法为普通决议,决议程序排除被除名股东表决权,其效力为成立即生效;从立法论来看,决议方法应为特别决议,应增设决议变更之诉以避免表决权排除规则被滥用,其效力应再造为成立未生效。除名决议成立即生效往往会引发效力争议,且不为登记机关所接受,在实践中通常借助除名决议有效确认之诉解决此弊端,但因面临程序上和实体上的困局而效果不彰。有鉴于此,我国公司法应引入除名之诉并进行具体的程序构造。